不穿军装的军人

——回忆参加核潜艇研制经历的片断

衷仁保

1968年至1972年我在909基地工作了五年。2019年3月2日我写了文章，回忆我工作经历片断。2024年9月我受909基地长黄政的盛情邀请拜访了909基地，参观游览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现在的情景与当时是有天壤之别。当我看到大型雕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砥砺前行不负韶华”，立刻激起人一股活力。我制作了美篇《西行漫游记——拜访夹江909基地》。我修改了这篇文章，以弘扬核潜艇精神。

衷仁保

1963年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二机部401研究所，实际上是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二部，就是在北京房山的有反应堆和加速器允许外宾参观的那个研究所。所长是钱三强院士。刚参加工作不久，钱三强所长带来一位同志进入计算机房。只听到老同志轻声议论：于老师来了。那时保密制度很严，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氢弹爆炸成功后，才透露当时是计算根据于敏提出的数学模型设计氢弹。在国家宣布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于敏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二机部副部长、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远见卓识，在研制原子弹时就安排了于敏等人设计氢弹，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三年就成功爆炸氢弹，速度之快让世界震惊。

核弹成功后就要解决运载工具，研制洲际导弹和核潜艇提到议程上。1968年7月18日，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发表“7.18指示”,要求加快核潜艇的研制生产。又公布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1959年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原来在那年9月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他拒绝向我国提供研制核潜艇技术。他反而提出了组织“联合舰队”的主张。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知道以后十分气愤，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指示。

一、调入715所奔向大三线

研究设计核潜艇的任务落到了国防科工委七院。该院原有一支不大的队伍，再从二机部调入人员组成了第十五所(715所)。715所总工程师是留苏回国的彭士禄，他是彭湃的儿子。因为要去大三线，采取自愿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我那时年轻，受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指示的鼓舞,又认为三线比北京容易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就报名了。我在的研究室有近10人报名，他们是李大图、张波夫妇、包有红、唐家欢、刘伟业、曹师儒、赵增魁……等。

1968年调入715所，1969年搬迁到大三线——四川省夹江县界牌。它位于乐山峨眉夹江三县交界处，故名为界牌。搬迁的过程至今难忘。坐上军车——闷罐车，真够受。军车走走停停，走了几天才到界牌。路上吃喝都很困难。一到兵站，众人蜂拥而下去喝水吃大锅饭。兵站都是在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地方，与坐客车大不相同。经历一次，才知道什么是兵站了。军车坐了几天几夜，经受了考验，应该算是入伍了。

从调入715所那天起，我们就成了不穿军装的军人。单位正式名称是“成字xxx部队”，对外称“西南水电研究所”。来自七院的人员全部穿军装，只是摘掉了领章帽徽。他们本来是正规军人，最低军衔是少尉，有些已脱去军裝。到文革时反聂荣臻元帅(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多中心论，下令把整个国防科工委的研究院都脱军装。虽然脱了军装，但仍照部认管理。我们也就成了不穿军装的军人。像我们这样不穿军装的军人何止成千上万。

二、在峨眉山下青衣江畔奋斗

界牌位于峨眉山下青衣江畔。我们抬头就能看到峨眉山。我们的715所分处三地。一号点是实验性核反应堆，在一个山沟中。一条希腊字母Ω大欧米茄状的小河环绕着核反应堆。二号点在一个平坝里，这里有各种研究室实验室，还有后勤设施，如宿舍医院食堂和幼儿园。一号点和二号点相距十几公里。两地由一条在山间荒山野岭艰难地修建的道路相连。道路狭窄崎岖不平。我们就在这里奋斗--工作和生活。我们这些“单身汉”平日就是工作工作还是工作，除了吃饭睡觉，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在工作。星期日也工作。没有电视没有电影，几乎没有文化生活。

我在的研究室室主任韩铎是留苏回国的。全室像401所一样，分为物理、计算和计算机三大组。李大图是我们计算组的大组长。我的工作仍然是和物理组的人合作，搞数值计算编程序上计算机计算。李大图是位很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以身作则，带头报名来三线。到715所后对下属同事很关心。他有个照相机，那时是很珍贵少见的高档物品。他不仅常给我们照相，且很大方借给同事用。我就多次借用过，才得留下一些珍贵的相片。

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比较乱。有“成字xxx部队”牌子出差办事比较方便。有一次奉命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出差。到了西安两眼摸黑找不到西军电。问警察，都不知在那里。只好“自投罗网”，拿着单位介绍信去公安局。公安局人员看了介绍信后通知国防科工委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把我送到了西军电。接待我的是我北大同班同学的哥哥莫先生。

还有一次奉命到武汉市某单位工作，要住一段时间。但随身的保密资料无处存放，只好到国防科工委七院找领导。领导说：现在比较乱，指挥不灵，等我们想办法。当时年轻气盛逼着院领导解决。回到单位后，向单位领导汇报。领导问我在院领导面前是不是不冷静，还说你见的那位首长很可能是七院院长刘华清将军。很可能是上面来过电话了。部队呆过的人都习惯把领导称为首长。刘华清后来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三、我们这里静悄悄，在武昌珞珈山工作岁月

当时计算机的机时很紧张。中科院计算机所的104机和119机两台计算机，基本上都被九院占用了。我去上机时，组长只给我一分钟“通程序”，尽管我们小组有10小时。而武汉数学计算机研究所X1计算机自制造完成后，需要通过使用验证它的可靠性，却无人使用。我们双方各有所需，因此，我们欣然前往。后来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团的团部，地点叫“广埠屯”，离珞珈山不远。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工作12小时。包有红和我轮流使用数学所X1计算机。每天要整理计算结果、烧毁大量计算机打印的纸带。那时计算机的计算结果是打印在一条长长的就像现的厕所手纸的纸带上。而且只有数字和正负号、没有文字，例如，“3.1415927”打印纸上就是“31415927+01”。小数点固是在最高位(即3)的前面,31415927被称为尾数，+01被称为阶码,表示10的方次。因此，“31415927+01”表示0.31415927x10。不像现在打印在A4纸上可以印成“园周率3.1415927”。

成百上千这样的数据完全靠程序员(我们)去分辨，所以是很艰苦的(输入的数据也要用这种形式)。计算结果整理后，根据保密条例必须烧毁打印纸。那些纸带的纸质很好。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现役军人看到我们那样烧都感到奇怪觉得可惜。那时保密纪律是很严厉的。我记得有位同志把几页纸丢在菜市场被人送回，结果受到严厉处分，甚至上军事法庭。那次去七院逼着领导解决保密问题的原因就是怕保密出问题受处分，当然也有对工作负责的因素。

包有红的工作总是不顺利。他怀疑计算机的硬件有问题。他要求计算机所负责硬件的工作人员检查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对方说，不会是硬件有问题，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还是查出来了，是硬件问题。修改硬件后，包有红的程序能正常运行了。我也查看了每条硬件指令的八个节拍资料。发现硬件有正零和负零之分。这也是一种错误。

我们搞计算数学的总是和搞物理的人组成一个课题组。搞物理的人提出数学模型(数学式子)和参数;我们把它变成可用计算机计算的式子，然后编制计算机程序，将程序和参数输入计算机，让计算机计算，将计算机计算结果给搞物理的人;然后搞物理的人修改模型/参数;再交给我们。如此反复直到搞物理的人满意为止。

我和物理组同志毛玉姣(她穿旧军装)的课题是：研究设计核潜艇的核动力系统中控制棒和燃料棒的最优布放位置。核潜艇的核动力是原子反应堆。它所用的核裂变材料比一颗原子弹多。就像电池一样，原子反应堆也有一定的寿命，到时要更换。更换原子反应堆时要把全部燃料棒(核裂变材料)取出。由于各个燃料棒和控制棒在反应堆内的位置不同,燃料棒的燃烧程度就会不一样。最理想的是各燃料棒同时燃尽。这就要研究燃料棒和控制棒的布放位置。那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乱哄哄的年代。我们受国防科委七院的保护，在武昌珞珈山静悄悄地工作了整整一年。

在中央专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主持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带领办公室成员，具体组织决策和协调指挥，在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于1970年12月26日下水。我于1972年12月调离。198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彭士禄是主要完成者、排名第一。获特等奖时我已离开715所，但仍给我寄来了获奖证书和奖金30元，原单位没有忘记我辛劳的五年。

1985年，彭士禄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剪影。

1985年，衷仁保获荣誉证书的剪影。

原单位已更名为“核工业部第一研究设计院”，迁到成都市，更名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但是，老工作人员四散了。我离开不久，有的去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建设，有的迁到武汉成立新研究所，有的像我回了家乡。这次拜访看到“将军楼”让人回忆起当初艰苦奋斗的情景。我拍摄了一些照片留念。

909基地的将军楼(衷仁保摄)。

那块“九0九界碑”扎扎实实稳住国力。

那个隐藏在路边的核潜艇模型很有创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现在从西方留学回来的老一辈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都谢世了。连我们都垂垂老矣，当初在珞珈山工作的几个人：毛玉姣大姐仍健在，她在武汉大学教授岗位上退休。我在南昌大学教授岗位上退休，有的同事已去世，如包有红。这次拜访909基地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离退休处黄建军处长帮我联系上了当时的同事张波夫妻和其女儿、赵增魁，真是高兴万分。可惜联系迟了，李大图、王英明、曹师儒、刘伟业都已去世。愿他们在天国安逸。唐家欢下落不明，我3月份两次经过上海都未联系上。

谨以本文纪念逝去的岁月和青春年华，愿核潜艇精神发扬光大，赓续传承!

2024年10月29日

(作者系南昌大学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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