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支军队的名字前,要加上“人民”

一

1947年10月17日，深夜，河北省保定市满城一区35个村子的村干部家里接二连三地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谁啊？”

“紧急任务！队伍明天一早过村！”

冷冽的秋夜里，35个村子的灯火烧得通红！

时钟拨前几个小时，10月17日黄昏，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正率部从容城东马庄向西转移。此时，一封急电打破了黄昏的宁静：驻石家庄的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第3军主力1.4万人秘密渡过滹沱河，正向晋察冀野战军后背疾驰而来！

几天以来，晋察冀野战军围点打援，以围攻保定以北的徐水为诱饵，吸引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主力从北平南下，准备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孙连仲集中5个师10个步兵团和1个战车团，沿固城、容城狭窄地带齐头并进，使解放军难以将其分割歼灭。双方鏖战数日，不分胜负，战局陷入僵持。

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命令嫡系第3军军长罗历戎从石家庄出发，兼程北上，攻向晋察冀野战军后背。罗历戎系黄埔2期出身，手段老辣，部队训练有素，北出石家庄50多个小时抵达新乐附近时方被解放军发现。他们一旦到达保北战场，将与孙连仲一同对晋察冀野战军形成夹击之势。

杨得志脑子里迅速形成作战决心。以4个旅向北继续牵制孙连仲部，主力3个纵队6个旅在17日夜趁夜脱离接触，集中六倍兵力歼灭罗历戎。参谋部只用半小时就在地图上画出了预设战场——保定西南定州以北的清风店镇。

此时，计划参加清风店战役的晋察冀野战军6个旅，最远的有125千米，而罗历戎距离清风店仅有45千米。万一罗历戎越过了预设战场，与孙连仲建立联系，晋察冀野战军将面临极其被动的局面。

时间！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时间！

司令部对3个纵队下达了死命令，要在1天1夜之内，扛着枪炮弹药跑完这足足有3个马拉松的距离，最迟于19日晨进抵预订位置。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小时内行军120千米，意味着每小时就要走5公里，这已经是强行军的标准，再要求不休整、不睡觉、不埋锅造饭，这部队还不跑散了架？红四团飞夺泸定桥时也曾经29小时行军240华里，但那只是1个步兵团，而这次是6个旅近十万大军！

战士们扔掉了所有的行囊、被褥与干粮，拔腿向着西南狂奔而去！

与此同时，在保定南北，无数地方干部星夜赶往各个村镇。满城、冉庄、阳城、温仁……在这个寂静幽冷的秋夜，一个个村庄的灯火纷纷燃起。干部在火光中声嘶力竭地宣讲这次战役的重要，党员带头打开粮仓，老太太煮着滚粥，汉子们在准备担架与大车，民兵与妇委会正在召开会议，分配明天的任务……

河北支前民工集中准备出发

1947年10月18日的太阳缓缓升起。

一夜没睡的杨得志纵马奔驰在华北大地上，一路路行军纵队在他周围迅速前进。鲜红的朝阳下，杨得志惊讶地发现大路两侧每50米有一个大缸，缸里分别装着开水、带红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红糖的玉米面粥。有些大缸外面竟然还包着保温用的棉被！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喷香的玉米饼子！

老乡们站在大缸和锅灶旁边，不断把满登登的粥碗递给饥渴的战士，把热乎乎的玉米饼子塞到战士怀里。老太太、小媳妇用篮子盛着煮好的鸡蛋、馒头、大饼、烧鸡、大红枣、黄柿子，还有布鞋、毛巾和撕成绷带宽窄的新布条，守候在大路两边，不断把吃的、用的塞进战士们的口袋。有的战士脚上打起泡了，大嫂们不由分说，把臭脚拖过来就开始挑泡、包扎。有的老汉一边跟着部队跑，一边撕开馒头、烧鸡往战士们嘴里喂……

年轻力壮的汉子们带着大车、担架守候在村边。部队一到，他们便在干部的指挥下一拥而上，把武器弹药装载在大车上，把体力跟不上的战士抬在担架上，跟着部队一同行军。一直跑到下一个村庄的地界，他们才卸下重担交给别村民兵，再返回去接下一波部队。

还有十万民工在地方政府组织下，编制成担架队、大车队、扁担队，跟随着部队一同奔跑。他们是战士们心中的定心丸、守护神，不仅能将受伤的战士从火线上抢救下来，还要当向导、修工事、运粮草、看俘虏……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与敌人拼杀。

河北群众支前用的独轮车，展出于西柏坡纪念馆

杨得志晚年在回忆中动情地写道：

“在短促的时间里，冀中人民组成的民工队伍达10万人，担架11000副，牲口9600头，大车3400辆。”

1947年10月18日，在这一天之内，百万冀中人民用他们的双手把晋冀鲁豫野战军六个旅抬过了这120千米！

同一天，国民党第3军罗历戎面临的却是冰火两重天。

与晋察冀野战军相同，第3军也是全面轻装，只带了4天的干粮。老谋深算的罗历戎计划一路抢掠解放区补给粮草。而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实施了彻底的空室清野，不仅找不到一粒米，有些村庄连水井都填死了。冀中军区地方部队独8旅会同当地民兵，想尽一切办法纠缠、迟滞罗历戎的前进。第3军既找不到水源又找不到粮食，还不断遭到独8旅和民兵的袭击，一日数惊，只走了25千米，于当晚在定州附近宿营。

10月19日晨，晋察冀野战军全部到达预订地域设伏。当天下午15时，第3军进入伏击区，立即陷入天罗地网。大惊失色的罗历戎连忙向孙连仲求援。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自己耳朵的孙连仲对着罗历戎大吼：共军连辆汽车都没有，他们靠什么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赶到保南的清风店？他们会飞吗？他们是神行太保吗？

清风店战役中，炮兵旅的炮火攻击

聂荣臻司令员在前线与被俘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谈话

10月22日，第3军主力约1.4万人全部就歼，罗历戎被俘。晋察冀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歼敌2.4万余人。这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华北战局主动权自此易手。

孙连仲们永远无法理解，人民，就是解放军的翅膀，人民，就是解放军的神行甲马，正是党、人民与人民军队割不断斩不开的血肉联系，铸就了人民战争的奇迹。

这也正是这支军队被冠以“人民”的原因！

攻克石家庄

二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由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而这第一部分的第一部分，标题为《关于纯军事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系统研习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9年以后，他才能在延安的窑洞里读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但在1927年至1929年两年多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在和旧式军队遗留在红军当中的种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毛泽东却与克劳塞维茨产生了异曲同工的共鸣，那就是无论军事有多么重要，无论战争有多么残酷，无论斗争有多么你死我活，我们都绝对不能忘记我们建设军事力量、使用军事手段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的。

毛泽东继续写道：

（纯军事观点）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

这些文字是两年以来无数错误和教训凝结而成的。

何孔德画作：《古田会议》

1929年4月，刚从苏联高级步兵学校毕业的刘安恭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抵达瑞金。他的到来，除了带来了一系列中央文件外，还有苏联红军的作战思想与军事体制。以此为导火索，红四军内部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在组织构架上作为党中央代表的前敌委员会，“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还有的同志说党的权力太集中，“一支枪也要过问党吗？”更有一些同志认为，苏联红军已经于1924年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构成为司令部的下属机构，中国工农红军也应该照此调整机构建制，由司令部对外统管一切。

很多同志还对红军从本就不富余的人材、物资储备中分派出大量干部、武器搞地方工作，对分出大量军事训练的时间帮群众挑水、修房不理解，说红军不就是为了打仗的吗？难道不应该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一切为了前线”，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军事上，集中到战争中来吗？

一切问题终于在1929年10月的挺进东江行动中集中爆发。由于东江地方党组织力量不足，不能有效提供军事情报，红军在梅县附近遭到粤军蒋光鼐部3个团的突袭，连续受挫，损失二百余人，军部和前委也受到冲击，包括全军花名册在内的大量文件丢失。更糟糕的是，由于不重视政治教育，在之前攻克上杭战斗中补充的600多名俘虏兵绝大部分逃跑，造成整整一个纵队丧失战斗力。挺进东江行动，红四军3个纵队损失1000余人，全军减员三分之一。时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电影《古田军号》中的刘安恭

血的教训充分指出，作为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离开群众的支持无法生存，离开党的领导更不能胜利。既然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么军事活动同样应当理解为一种特殊手段的政治活动。单纯强调军事工作而忽略了政治工作，忽略了群众工作，那就是在挖自身战争潜力的墙角。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喜欢鼓吹“军队非政治化”。比如“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萨缪尔·亨廷顿著作《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把军官的责任限定为“提供咨询”，把军官的技能限定为“管理暴力”，认为军官只需要听命于“社会的政治代理人——国家”就行了。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

但是，假使我们稍作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论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么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如何才能懂得战争呢？一个不懂政治的军人，又如何去赢得胜利呢？甚至，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能说清楚什么才是“胜利”吗？

不要说政治只是高层领导人的事情，作为暴力机关的一员，军人的一举一动都是政治。

解放军为老乡打满水缸是政治，美军士兵撞死平民扬长而去也是政治；解放军挨家挨户劝孩子上学是政治，美国飞机反复低飞噪声扰民同样是政治；解放军成立扶贫帮扶小组是政治，美军基地里的性侵丑闻还是政治。军人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要跟政治打交道的职业，怎么可能不问政治？

亨廷顿的思想并不难理解。作为保守主义学者，亨廷顿的理论基于欧洲“封建贵族军官加农民士兵”的旧军事传统。当欧洲贵族失去政治权力时，却仍然通过需要长期培育的军官团掌握着暴力这一专业。那么，如何让贵族军官们听命于资产阶级文官政府呢？亨廷顿依托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斯·韦伯式的社会各领域的理性化，武官管理暴力运用，文官担负责任伦理，从而以文治武，理想参照物是德意志军官团。这让他在政治上走到了克劳塞维茨的反面。

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能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普鲁士的雅各宾党”。以克劳塞维茨的老师沙恩霍斯特为中心集结的一批军人，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对外改革军队，反抗拿破仑，对内反对容克贵族，取消农奴制。拿破仑曾说：“法国是贱民搞革命，普鲁士是军队在革命”。

克劳塞维茨是以革命者的身份写下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这些雅各宾分子看来，容克贵族军官团应该代之以军校教育培养的新式军官。这些新式军官应当是“政治军官”，同时具备政治家的艺术和军事上的专业技能，因为政治艺术和军事艺术本是一体，不可分割。他们还强调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参与战争，把战争这一暴君与专制帝王的工具交还到人民手中。雅各宾党的理论引起统治阶级的惊恐，从霍亨索伦王朝一直到希特勒，一方面对克劳塞维茨推崇备至，一方面又对“政治军官”严防死守。

就这样，亨廷顿们从克劳塞维茨手里拿走一半的东西，即军事上的专业技能，并往这个新瓶子里灌进了保守主义的旧酒，全然不顾他们奉之为楷模的德意志军官团打输了两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们又打输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他们的霸权摇摇欲坠，计穷智竭，却全然不知道自己为何走到这步田地，还可笑地吹嘘自己“没有打输过一场战斗”。

只有人民军队，才能真正贯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亨廷顿们害怕军队为政治的头脑所武装，宁愿与旧贵族媾和，把军队搞成一支没有思想的雇佣军。但把党的领导渗透到每一个细胞的人民军队，却始终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血脉相连。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任何时候都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人民群众，也始终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源泉。

白玉平画作：《支前》

三

2008年5月13日傍晚，汶川县克枯乡下庄村。

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刚刚过去不到30小时。这个距离汶川县城仅有9千米的小村子在地震中遭到重创。房屋不是垮塌就是成了危房，水电全断，手机也没有了信号。一天一夜，这个只有30户人家的小村子宛如被世界所遗忘。

“部队来了！我们有救了！”

一声欣喜的呼喊打破了凝固的寂静，下庄村村长杨国成兴奋地抬起头，只见二百条身着迷彩服的身影正在被地震扯得稀烂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

他们是武警某机动师参谋长王毅带领下的两百官兵。13日凌晨1点，该部在距离汶川县城92千米的古尔沟遭遇山体滑坡，道路断绝。两百勇士抛下车辆，冒着大雨与余震，一如70多年前的大渡河畔的红四团，用双腿征服这地球上最艰险的道路。

此时，出现在杨国成面前的勇士们已经强行军80多公里。很多战士把干粮、水壶都扔掉了，只背着救援工具。山路、大雨，十几个小时超强的体力消耗，他们浑身湿透，又冷又饿。全村30户人家倾其所有，把自家的面条、腊肉、酸菜全都拿了出来，集体为勇士们做了150多碗酸菜腊肉面，为他们补充体力。勇士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走后，下庄村群众吃了好几天的稀饭。

在这次艰苦的行军当中，这样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在理县甘堡村木堆寨，为了给勇士们做一碗稀饭，两名汉子冲进已成危房的粮仓抢出两袋粮食。他们刚出门，粮仓就在余震中轰然倒塌。

在桃坪羌寨，羌族群众从当地圣泉中取来泉水，灌满了勇士们早已干涸的水壶。百姓挎着篮子站在路边，把樱桃和精美的羌绣鞋垫塞到勇士们怀里。

女兵胡美玲回忆说，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在路上，一位九十多岁老奶奶硬把一支棉花糖塞到自己手里。

于是，大雨、落石、余震，在勇士们眼里不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因为他们知道，人民，仍然是同样的人民！

5月13日23时15分，两百勇士抵达汶川县城。仅仅21个小时，在沿途群众的帮助下，他们在道路60%损毁、落石横飞、大雨如注的山路上狂奔了92千米。汶川百姓奔走相告：“部队来了，部队来救我们了！”

这呼喊充满了希望，充满着托付，充满着信任。

因为他们知道，军队，仍然是同样的军队！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