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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鹰派将军”罗援的微博战场

作者:谭璐来源:北京青年报日期:2013-12-12 点击:

  罗援按语:经朋友介绍,《北京青年报》著名记者谭璐要与我“聊一聊”,朋友之情难却。原以为只谈一些现实问题,没想到又旧话重提,问起了“微博”事件,我实在无意再纠缠在这个话题上,但名记者就是名记者,她根据媒体上的一些报道整理了这篇《“鹰派将军”罗援的微博战场》,虽然我不大同意这篇文章的发表,但谭记者说,出于职业道德,也应该由媒体出面澄清一些谣言。谢谢她!现在既然已经发表了,我想该澄清的事情已经“清者自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我们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为进一步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梦”献计献策,不要再纠缠在个人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上。我希望这是最后一篇关于“微博”事件的报道,有些网友善意的疑问,在这篇报道中已经得到了解答,不要再信谣、传谣了,那些谣言已经被证明是虚假信息,连造谣者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但现在仍然有人在反复传播、炒作谣言,有的甚至在传播中加工、夸大。恕我直言,今后我再也不会回复那些无聊的谣言了。在此,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和一些媒体对我的支持、信任和理解!我相信大家也会自觉维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共守法律法规底线。

  以下是《北京青年报》文章:

《“鹰派将军”罗援的微博战场》

  罗援的名字缘于他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年代。罗援原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在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兼职顾问或研究员,于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而他为公众熟知则是在最近几年,并被称为中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现在,退休之后的罗援并没清闲,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日程安排很忙,采访最终就约在北太平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他的办公室里。

我不愿意在这些东西中纠缠”

  “中国特色的鹰派,既非萌生于作战指挥部,也非产生于参政议政国事辩论的场合,媒体才是他们的舞台和阵地。”一组媒体专访罗援和张召忠的稿子在封面提要里这样总结道。这句话可以倒过来看:其实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主要就来自于媒体,更大量的则是得自于与其相关的碎片化网络信息的传播、评论,以及据传播途中附加上去的各种评论,形成的种种概念化印象。

  “高大魁梧,不怒自威”“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曾有某篇专访开头速写般勾勒罗援的形象。他身材高大是没错,身姿也比一般60岁出头的人挺拔些,而他说话不疾不缓,和西装领带的装扮无违和感,并没有上述描述中那么戏剧化。

  但是,罗援拒绝谈关于他自己的话题,不管是几个月前的所谓“微博事件”,还是最近盛传的关于“猎鹰计划”的话题。他只说,“这些事都已经基本过去 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放下了。”甚至连这个“不愿意谈”也不愿意说出来,罗援不愿意谈个人,不愿意他自己本身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或者某个细节被意料不到地 放大,过度解读,“节外生枝”,进而成为新一波的谈资。

  他已经不愿再谈论曾被缠裹的是是非非,“我觉得这种事儿没什么意思。我要跳出这个东西,不愿意在这些东西中纠缠,该澄清的都已经澄清,连谣言的始作 俑者都已经绳之以法,还再怎么解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谈话中他经常一涉至此即刻刹车:“不要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现实的话题 吧。”

被动上微博”

  他尤其不想旧事重提的,就是他开微博之后的那一串连锁反应。

  今年2月22日,罗援少将开通个人微博,并获得身份认证。根据中国2010年6月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军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开设网 站、网页、博客、论坛。早在2008年5月罗援已在多个平台开通了博客,上述《条令》颁布后,他的博客停止了更新。而此番重开博客并开了微博,则是为了及时澄清一个日本右翼团体散布的一个谣言,得到了上级特别批准。

  罗援最开始是在网上发现,他的名字和照片与“轰炸东京”“把13万日本在华人员扣作人质”这些说法联系在一起,他即刻向上级讲明真实情况。虽然很快 就通过日本媒体驻京记者核实到,网传的这个图并不是日本正式媒体,而只是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幸福之科学”在街头散发的传单,不足为虑。但是,他也被提醒:现在微博是一种“秒杀”,你若不及时澄清,大家都传起来了,谎言就会变成事实。罗援说,他便因此被动地上了微博。

我不是逃兵”

  罗援曾相当自信地多次表达过:“我第一不贪,第二不腐,第三我上过战场,第四我不是‘裸官’,所以说话心里硬气。”然而在他开通微博后激起的“波澜”里,最激烈的质疑和指责莫过于他没有上过战场,而且是“逃兵”,以及他“红二代”的身份,顺带让他的亲属也被“人肉搜索”。

  罗援说:”我一再解释,我上过战场,参加过抗美援老挝作战。我调入军事科学院的时间是1978年1月份,有调令为证。当时并无任何作战信息,同期调动的还有其他同志共5人,怎么叫‘逃兵’?至于说我的妻子子女在美国,更是无中生有,她们连美国国门都没有进去过。我的兄弟们现在也都在中国生活、工作。当然,有些人对于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表示不满,对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对我的善意批评我也是能够倾听的,真有欠妥之处自己也反思下次怎么说得更好。但是有些人有另外一种思维,就是偏要这么看,你再怎么解释也徒劳,所以不管谁说我什么话,我从来不正面辩论。”

要是我光看见这么个标题这么一句话,我也得说你这人好战”

  罗援没用“标题党”这个说法,不过他蒙受的某些误解还真要算是拜“标题”所赐。“这个标题现在还能在网上搜到,叫《罗援:中国今年有开战可能!》。我就问采访的记者,我说你看看你们采访的全文,我有没有说这句话?记者跟我解释,说我们原来的标题根本就不是这样,那是人家给我们改的。”此篇采访通篇是关于国防领域热点问题的理论性分析,跟“打仗”沾边的,是在“从最坏处着眼,做好应变准备”的小标题里,罗援谈到“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不能找到一个缓解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个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

  “那要是我光看见这么个标题这么一句话,我也得说你这人好战。像这种,根本不是我说的,或者不是我原来的意思,断章取义,都给你算上了。”

  最近,所谓“罗援坦言自己列入‘猎鹰计划’的名录”的传言,又激起了一轮挖苦,被有些人直接嘲讽为“有妄想症”。但是据他说,那本是一次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内部研讨会,当时在会上还专门讲明不要被公开报道。结果不仅有了报道,而且在二次传播中,又演化出了《罗援:我已被列入猎鹰计划名单》这样“抓眼球”的标题。他说,更何况即便在会上说的也不是自己如何,“我也不愿意去辩论,第二天我就把会上我引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篇文章发到我的博客上去了。”

  无论如何,被动上微博而后经历了这一番意料之外的遭际,究竟是怎般滋味呢?“这个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里的这句话吧。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赤子之心,不知道我的人,就可以随便给我扣很多帽子。”他这样说。

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

关于“防空识别区”

  北青报:11月23日上午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晚你就写了博客,称赞:好样的!中国不信鬼不怕邪。文中解释了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有局势分析。注意到在这个话题上,其实在以前你和不同观点的学者曾有过争论。

  罗援:日本在1969年就设立防空识别区了,最近处离我们中国只有130公里,还扬言要在他的识别圈内打警告弹,果真如此,那将对我们的飞行器、飞行员都构成了危害。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亮明我们的底线呢?你日本人可以设防空识别区,我为什么不可以设?此前,我们多名军方学者,包括我个人在内,也多次呼吁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我觉得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本身是一个自卫的表现,把底线清晰化了,实际上是多了一个缓冲区,多了一个减震器。

  不赞成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军方学者挑衅日本人,刺激日本人。我就讲,日本右翼分子就是景阳冈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你不斗它它也吃人。没有钓鱼岛问题,他还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我们说一些强硬的观点,或者不说强硬的观点,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他铁了心要按照既定的这条路走下去。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面,我们军方学者提出过很多建议。

  作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我5年内一共提交了25个提案,我算了一下,大概已有三分之一被采纳了。比如,要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现在我们设了三沙市;提出要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我们现在设立了国家海警局;提出要尽快在钓鱼岛设立领海基线,这个也落实了;还有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东海要有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等,这些都逐渐变成了现实。

  当然,这些建议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许多专家学者和智库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关于“鹰派”

  北青报:另一个批评的观点就是,“鹰派”或说“强硬派”仍然持“冷战思维”。你怎么看?

  罗援:如果说我们是鹰派,我们是理性的鹰派,比如刚才说到的,我曾经提交过的这几大提案,有哪一个是非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说,强硬派和——叫什么呢——有人称之为“愤青”之间,区别在什么地方?

  所谓的“愤青”基本是愤世嫉俗,发泄一些牢骚、不满,情绪化成分较重,当然成为“愤青”自然有各个方面的促成因素,也不能一味指责,这个不必详谈。但是理性的人,就要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且不是不能实现的空谈。我在提所有的建议之前,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要看国外的、国内的相关的法律,要跟民众进行调查研究,要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这样才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

  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武装的“武”,就是止戈为武……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思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战略思维。我讲了很多话,你说我哪句话是主动要煽动战争的?没有,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说我是“鹰派”吗?我说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你是军人,你的职责就是要准备好打仗,否则各国都要保留军队干什么?如果总怕人家说“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不敢谈军人练兵习武了,那么,解放军也不要叫“解放军”了,还不如改叫和平基金会得了。这怎么就是冷战思维?

  而且,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还延续着冷战思维,一直把我们当做一个潜在对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去做一个东郭先生,行吗?我觉得这不行,你也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所以我一直都说:敢战方能言和,有备才能无患。这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

  但是有些人他连这个也不认可,就认为你军队就不要再说打仗的事了,再说备战就是冷战思维。还有的人是泛和平主义思想,太平盛世,什么问题全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甚至可以“以土地换和平”。有些人认为,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已经过时,战争再也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战。我希望抱有这些思想的人,再重温一下二战史,从中会有所警悟。

关于“红二代”

  北青报:“红二代”也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深受父辈的影响,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这个也是人们注意到的你的一个特点。你曾说过在性格等方面受父亲影响很深。从你的父亲履历来看,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时间似乎还算是比较短的,这是不是让你得以在军队里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

  罗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红二代”的,“红二代”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如果说真有“红二代”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泛红二代”,凡是拥护红色政权的人的后代,都是“红二代”,包括王进喜、时传祥这样老劳模的后代。

  至于我的经历,你可能有一种误解,其实我父亲在“文革”中一直是受冲击的,但他因为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基本没中断,但在运动中还是受冲击的,运动初期就被打为“黑孔(原调查部部长孔原)集团黑干将”遭关押,后来又被康生打为“反革命集团”。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进去了,我父亲身心受到重创,腹水8公斤,在北京医院报了病危。

  一般一提起我父亲罗青长,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后来当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父亲16岁参加红军,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到达陕北之后进入枣园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中央社会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情报工作这个岗位。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断,周总理一直在保护他。

  我自己,则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亲在“文革”时受冲击,因此我当不了兵,还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刘忠将军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当了半年不穿军装的生产兵,在生产点放牛。我遇到的第二个恩人就是我们的老军长董占林,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就觉得这个兵还不错,把我调到军机关,当作战参谋。在部队里我比较好学,也经常给一些军事杂志写东西,遇到了第三个恩人,就是《军事学术》的编辑张晶,我们互相原本不认识,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军事科学院扩大的时候,他就推荐我调到了军科,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调动是1978年1月,而且同时调入军事院校的不光我一个,还有我的作训处长李凡等5人,网上有人说我是1978年底,在越战前夕调动的,完全是造谣。

  在军科,我先是到了军史部,搞军史,特别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来又到了战略部,再后来又调到外军部,研究世界军事。在此期间,我得到李际均副院长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这就是我简要的军旅生涯,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我庆幸的是我为祖国上过战场,没有枉当兵一场,更庆幸的是遇到这么多好领导、好战友一路陪我走来。

  本版文/本报记者谭璐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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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12-12 关键字: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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