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学习习近平同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理论札记

韩毓海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一文，初刊于1997年第1期《福建论坛》杂志，作者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这篇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深刻阐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

这篇文献发表距今已经25周年，重读这篇文献，我们深刻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生辉。

理论背景

这篇文献的理论背景与出发点，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之间，先于《资本论》第一卷，于1859年6月公开出版。这本书，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马克思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于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第5期，最早由范寿康译成中文，1921年1月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

在《序言》中，马克思讲述了自己考察资产阶级制度的顺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考察顺序，与后来《资本论》的章节安排、写作顺序相当不同。他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互相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开端，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出发，马克思“得出一个结果”：法的关系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发展来理解，法的关系的真正基础是“物质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的“市民社会”。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从对法的研究，走向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在《序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并对这个“总的结果”进行了“简要的表述”。

这篇《序言》不长，却深刻揭示了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总的结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马克思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成果”——被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证明和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并第一次将那些与科学论证的血肉躯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原理“骨骼”，以近乎于医学人类教学模型的简明直观形式，展示在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面前。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原原本本读原著”入手，而读马克思的原著，又始终要把马克思所说的“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放在心上。读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教我们读经典，他的文章读来十分亲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阐释与发展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同志从6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学命题和思想论断。尤其是以下两点，今天读来，格外发人深省。

（一）习近平同志提出，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

在《序言》中，马克思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是从“四个方面”（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不是仅从“物质生活”这一个方面，来考察人类变革的。此前，人们强调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忽略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种忽略，被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纠正了。

考察社会变革，究竟应从哪里入手，这关乎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首先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证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还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四个领域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或快或慢”的、是不平衡发展着的，至于经济领域，“则包括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全过程”，这个“全过程”，也是在矛盾和不平衡中发展着的。

习近平同志的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类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发展。因此，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深入理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理解和发展。

为什么说生产力的发展有主体性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经济活动的四个部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是以“生产”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方式”构成了物质生活的核心。生产活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但是，人类劳动之所以与蜜蜂的活动不同，就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有主体性的人的活动。

为什么说生产关系有客观性呢？

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所谓“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是指对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客观进程的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在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全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之后，认为一切社会生产都是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这就深刻阐明了生产关系是由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生产力也是由人为中心的生产基本要素所产生的能够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实在，二者均具有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本质特征”。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的提出，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因为正是这一原理决定了，能否自觉清醒意识到和及时准确把握住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班上的讲话中，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这句格言，概括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我国近代的落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没有自觉、清醒、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这个客观历史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势，并牢牢把握住变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今天，掌握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我们才能深刻领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解这一科学判断是建立在对生产方式变化的清醒意识之上，是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积极应对。

启示与突破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也是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在《序言》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他也指出：“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阐述得尽善尽美，我们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正是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侧重于其中“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内容，侧重于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改变生产关系，特别是改造旧的所有制形式。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则把“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任务摆在首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逐步学会了过去不懂的东西，而且更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新的理论。

例如，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强调生产的核心作用的同时，对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其内在规律掌握不全面；特别是在强调所有制形式的同时，对于经济管理机制、经济运行机制的规律掌握不充分，而这都可以归结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正是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锐意创新，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既有理解。

（一）在生产关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生产关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马克思所谓“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更包括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机制。而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则包括生产劳动体系、商业流通体系、货币经营体系——这是为三卷《资本论》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是解决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机制，如果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流通管理机制和货币投资机制，仅仅靠改变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说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不能说我们学会了“自己过去不懂的东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样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明，我们对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们管理经济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二）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理论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范围来看，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革命之外，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也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

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革命，我们才能把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看作一个整体，把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的奋斗看作一个整体，从而用“社会革命”这个鲜明的主题来统领我们的奋斗。

（三）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实践有突破和创新。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实践过程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行了深刻阐释与发展。他指出：“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凡是条件成熟了的，都必须及时展开和尽快完成，凡是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了再进行。总之，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此，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在于此。”

实际上，只有深刻理解上述论断，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唯物辩证法，从而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发展与稳定、活力与有序、效率与制衡的关系，在实践中处理好勇于革命的首创精神与长治久安的奋斗目标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实现这个任务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实践中“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并在实践中稳步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习近平同志文章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既全面准确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深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

矛盾与不平衡

习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讲了如何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的几个关系。

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既要注意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更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这一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序言》中，马克思把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即黑格尔所提出的“社会意识”，归结为人的“精神生活”，并以之与“经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相比较。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推动的，但必须同时注意到，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却是“或慢或快的”，因此，“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含义，植根于德语中Kultur（文化）与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以英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文明，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文明”往往是指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提出与“文明”不同的“文化”，这本身就指向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新的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物质生活”变革的追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政治生活”变革的探索，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而对“精神生活”变革的求索，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五四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方向，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化自信”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而真理之光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灿烂辉煌。今天，我们重读习近平同志这篇文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当代中国最关键问题的深刻回答，也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是从中国实践中来的，并成功地指导着中国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本文原载《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