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京方面官方发布，供奉在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的吴啊萍已经找到，尽管是年轻的90后，但却是一位神神叨叨抑郁症患者，并辞职做了居士。供奉日本战犯只是她神经错乱的个人行为，背后并无指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孤立事件、意外事件。

这个调查印证了我此前的判断，单纯供奉日本战犯事件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今日之中国，就像有人自杀一样，是绝对小概率事件。我们不必为某个人的自杀而上纲上线、杞人忧天，而担心自杀会成为一种风气。重要的是，由此事件所牵掣和曝光的佛教产业化问题，以及由佛教产业化所滋生出的“迷信产业”问题。

如果，寺庙不产业化，不提供什么牌位供奉业务和项目，也就不会出现供奉日本战犯牌位问题。因此，在寺庙供奉日本战犯牌位只是佛教产业化、商业化的结果，也是佛教开发和提供“迷信产业”的结果。

现在中国的佛教滋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甚至比其他产业更产业的产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这是一个打着佛教之名的“迷信产业”。一些古代糟粕的迷信行为，打着佛教的旗号，打着产业化的旗号，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了。

如果佛教产业化妖风不除，如果任由打着佛教之名的“迷信产业”肆虐漫延，诸如供奉日本战犯牌位的，突破公众底线的小概率变态事件将会继续上演。

关于佛教商业化、产业化问题，大家还都是知道一点的，南京玄奘寺其实还是小角色，河南的少林寺极其主持释永信才是大角色、大人物。在这股强烈的佛教产业化之风的冲击下，某些寺庙与和尚，早已异化变质，寺庙已经成为谋利的企业，和尚已经成为企业家和员工，光头和僧袍不过是职业发型和工作服。

佛教、寺庙本是自愿脱离世俗生活的“出家人”，本是四大皆空的空门，他们与红尘决裂的目的，就是更严格的修行，追求更超越的精神世界，不管他们理论是否正确可行，但是这种崇高理想，以及为理想而做出的行动付出，就足以促人向善，让人学会清心寡欲，提升修为。

那么佛教产业化让和尚背离其“空门”、“出家人”的初心，而把佛经佛殿当成资产和资源，一心谋利，一心搞佛教产业，甚至迷信产业，那么这样的寺庙与妓院何异？方丈和尚与老鸨妓女何异？既然妓院在中国是非法的，这样的妓院式的佛教也应被列为非法。

妓院也是一种产业，妓女也可满足人的需求，但是这样产业和需求的满足，违背公序良俗，催人沉沦，现在的佛教产业和妓女产业一样，不仅背离公序良俗，而且迷惑人心，促人迷信和投机。患抑郁症的吴啊萍，做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是妖行，其实也是受佛教迷信产业迷惑和诱导的结果。

于是，有网友感慨，历史上宗教极端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比如“三武一宗灭佛”，这是指从南北朝经唐朝至五代十国期间，所发生的四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三武一宗”是当时的皇帝，依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周世宗柴荣。

其实，中国的排斥佛教运动是文武兼备的，“三武一宗灭佛”是靠国界的强制手段武式排斥佛教，而自中唐韩愈以来的在学术上排斥佛教的运动，则是文式的。高举韩愈学术上排斥佛教大旗的，并最终实现的，是两宋儒家，“北宋五子（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邵雍）”是奠基人，南宋的朱熹则集大成，明朝儒家尽管对宋儒有所纠正，但依然延续了宋学的范式，发展出“宋明理学”，也被称之为“新儒学”。

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佛教便在学理上被驳斥了，然后在中国就边缘化了，佛教在中国不再是一流的上等学问，而是末流的次等伪学问，以义理为核心的儒学再次回归到其一流的上等学问的中心地位。

从“三武一宗灭佛”，到宋明理学，其朝代跨度是从唐前的北朝到明末，其时间跨度长达1200多年。中国如此长跨度地排斥佛教极端势力，且文武兼备，说明历史上对佛教极端势力的排斥是深思熟虑的，是有深厚的实践基础的，也是成功的。

现在佛教极端势力凭借产业化之东风而死灰复燃、咸鱼翻身，就是大大的历史倒退。

因此，应该像对黄赌毒产业严禁一样，对佛教极端势力的迷信产业进行严肃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