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1日，网上公开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22日，南京方面即公布玄奘寺整顿和对宗教管理局有关领导处理的公告；23日发文表明“彻查到底”的决心和态度；24日，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发布通告，宣布结案。

25日，吴啊萍表示“认罪伏法”，传真法师含泪表示“非常惭愧，向全国人民道歉”。

至此，对于激怒全国人民和传播世界的大事，南京方面仅用3天时间，便大功告成，得胜回朝了。

南京方面的结论公布后，有人说是“证据确凿，形成了证据链”，有人说“一个神经病引发的闹剧”。除了这两个人，大多数人取怀疑态度。

南京方面办案确实快！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但定案过于匆忙，难免疏漏。其中最关键的，是没有证据。

通告说，“属于个人行为，未发现其受人指使或与他人共谋的情况”。

这里的“未发现”，没有证据。“未发现”，应当是查证吴某人的家庭关系、社会联系之后的结果。其家庭关系，起码要查家庭成员的历史（包括日军侵华时期）和政治现况，要查是否是“突有其财者”；其社会联系，起码是从2013年开始从事医院护理工作，至2017年12月供奉牌位这段时间交往的人和事。这要查手机定位和通话大数据的。根本没有时间查证，何来“未发现”的结论？

通告说，吴某人对于战犯的罪行“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触佛教后，产生了通过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解释冤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

这里的佛家“超度”理由，没有证据。吴某人25日说“看了大屠杀的书”。要查书名、书现在哪里（借阅的是有被借阅书的记载的）、几本等等。要查全国出家的居士，有几个是因为大屠杀而为日寇去“超度”的。根本没有查证，何来“超度”的结论？

通告说，吴某人“2017年3月”“存在失眠、焦虑的症状”。她的这个“症状”与12月供奉牌位有关系吗？吴某人25日说，这个“症状”，是因为“生活、工作不顺心”，后面也说“看大屠杀的书”。显然，“看大屠杀的书”不是出家的唯一原因。要查“生活、工作不顺心”具体是什么事。根本没有查证，何来所称“‘解释冤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的结论？

某广播稿说，“ 7月22日找到吴啊萍”，又说，市委市政府调查组经过“广泛走访，全面深入调查”。 7月22日找到的吴啊萍，24日就发《通告》结案，这个“广泛走访，全面深入调查”之速，超乎人们的想象。

统揽《通告》，结论均来自吴某人的“供述”。

我们知道，“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原则。对待口供的态度，必须是：一要重视收集口供，即不轻信口供，不是不要口供；二是不要盲目轻信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实行口供主义是断然不行的。证据是查明案情的唯一手段。案件是过去发生的无法再现的事件，加之行为人手段诡秘，以假乱真，要查明事实真相，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证据。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收集起来，通过证据事实同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进行正确地判断，以查明事实真相。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事实面前，群众才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才能认识到犯罪分子的真面目，才能提高警惕。

我国古代有“虚衷折要”制度。虚衷折要的含义是，在内心深处，要排斥其他，以判断头绪明白，把握案件要害和关键所在。虚衷折要是对证据所采取的清心矢志，悉意参听，穷鉴隐伏，因名责实的一项证据制度。

在办案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不能主观臆断，把自己主观的判断或外来的判断当做出发点，也不能把想象、推测、猜想等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的证明具有真假两种可能性，因而对这种供述与辩解必须持慎重态度，要认真进行审查判断。

我们相信，南京方面在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上，能够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结论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