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圆史观”就是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抽取出来， 将台湾史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体系，意谓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 而中国史是“他们中国人”的历史，试图以此颠覆在中国史框架中审视和定位台湾史的史学传统。这是充满“台独”意图“非常政治性的宣告”。

1994年，在李登辉主导下，台湾“陆委会”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展开切割两岸历史联系、制造“台湾与中国”对等意识等“台独”操作。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不断遭受各类“台独”思想和行动的冲击与蚕食。其中，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前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就是“台独”思想在历史教育领域的体现。

别有用心的“同心圆史观”

1995年1月23日，杜正胜发表《历史教育要如何松绑》一文，批评台湾历史教育存在三大问题，即不合时宜的课程设计、固步自封的教科书、僵化落伍的教学方法，提出要进行教育改革，以推动社会改造。他认为，“在小学、中学、大专长达十五六年的学习过程中，课程内容当随学习者年纪的成长而循序的进阶。此一原则历史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在具体操作上，“应从学习者生活地区的历史推到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历史，从现代、近代的历史推到古代、远古的历史，其时空范畴年纪愈小愈切身，随年龄人格之成长而逐渐扩大”。因此，他主张，“以同心圆观念来说，从学习者的时空环境为中心，一圈圈向外推移，先详内而后详外，才算是完整的历史教育”。

根据这一“理论”，台湾的历史教育架构被设计为：第一圈为乡土史，第二圈为台湾史，第三圈为中国史，第四圈为亚洲史，第五圈为世界史，分别对应小学低中年级、国中、高中、大学等各个教育阶段。1996年10月，杜正胜在筹组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时，根据“同心圆”构想，确立“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历史教学架构。此后，这一构想逐渐在课纲修订、教科书编写、课堂教学等环节得到实践。

杜正胜主张从认知主体的生活地区出发观察世界、理解历史，对历史的诠释方式是颠覆性的。这一主张打破传统史学在时间纵轴上的历史叙述方式，以空间横轴的扩散方式展现历史，即强调以台湾乡土史、台湾史为轴心的空间外推，弱化历史认知的时间坐标和线性逻辑，结果是在“台湾—中国—世界”的空间视野中屏蔽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源流。杜氏认为，这样的历史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爱惜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在未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中理性抉择他的前途”。

杜正胜在2002年的《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一文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到1990年代，此（指‘台湾代表中国’——引者注）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向台湾主体”。于是，杜氏提倡“同心圆史观”，以图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显然，“同心圆史观”就是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抽取出来，将台湾史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体系，意谓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而中国史是“他们中国人”的历史，试图以此颠覆在中国史框架中审视和定位台湾史的史学传统。这是充满“台独”意图“非常政治性的宣告”。

“同心圆史观”的源流与逻辑

动机不同，历史书写便各有不同，因而既会产生“记忆的历史”、“重现的历史”，亦会有“发明的历史”。前两者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后者则是脱离事实的虚妄再造，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历史。“同心圆史观”所要诠释和书写的，正是一种企图消解中国认同、脱离中国史学传统的被“发明”出来的历史。

台湾光复以来，岛内学界在历史诠释问题上出现多种史观，大致涵盖从地方化、台湾化到“台独”化等统“独”立场。其中，较早时期的“内地化”与“土著化”之争，暗含统一立场与“台独”立场的分立趋势。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郭廷以为代表的南港学派坚持中国史观，认同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出了“内地化理论”，认为在中国大陆对台湾有效管辖之前，“汉人早已奠定了他们不可撼动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台湾已经实质上内地化、中国化了”。70年代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国祁进一步完善该理论，认为台湾的“内地化”过程，正是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型过程。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中研院”等机构推动的“浊大计划”的展开，台湾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重点由中国大陆转为台湾地区。在此过程中，台湾“中研院”人类学研究者陈其南提出“土著化”理论，认为来台汉人由移民社会走向土著社会，造成台湾社会“与中国本土社会逐渐疏离”，台湾与大陆出现断裂。而史明、王育德等“台独”分子为掌握话语权，早在6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台湾史著作，将台湾史意识形态化，提倡“台湾中心观点”。进入80年代，以台湾为本位的史观大量涌现，如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郑钦仁提出独立于中国史观的“台湾史观”，任职于台大图书馆的台湾史学者曹永和提出“以地范史”的“台湾岛史”，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芳明将台湾历史看成一部殖民史的“后殖民史观”。90年代后，随着代表中国传统史学的“国史馆制度”被批判为执政者操纵“历史撰述权”的工具，在“新社会史”领域有较多论述的杜正胜成为台湾“史学革新”运动领军人物，他认为旧社会史过于侧重政治、经济和狭义的社会层面，应重视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等，掌握社会群体的文化特质，创建区别于“帝王将相家谱”的全史。杜氏的“新社会史”研究与“同心圆”理论一脉相承，都坚持反传统、反威权和彰显台湾主体性的史观立场。

“同心圆史观”在本土化—台湾化—“台独”化学术环境中孕育而生，它假借“史学革新”、教育改革之名，在虚妄的历史架构中定位台湾、再造“台湾史”，其“台独”逻辑主要通过三个路径展开。

其一，凸显本土性和世界性，虚化中国性。台湾地区“解严”之后，传统中国史观面临内外挑战，受到本土化运动和一些西方思潮的影响，岛内出现以乡土史、区域史和“世界史”为视角的研究风气。“同心圆史观”基于那些偏离中国本位的研究范式，在本土性一端强调乡土史、台湾史，在世界性一端放眼“亚洲史”、“世界史”，弱化甚至虚化“中国论述”，掩盖台湾在民族国家框架中的成长历史。葛兆光指出，施坚雅、郝若贝等西方学者强调区域差异的中国史研究引发对中国同一性的质疑，造成以地区差异性淡化中国同一性、以“小”溶解“大”的结果，而区域研究近年来对“亚洲”、“东亚”等空间单位的热情，则是以“大”涵盖“小”，同样在淡化中国的历史特殊性。显然，台湾的本土史、地方史研究受到这一区域研究的影响，表现出高度政治化倾向。

其二，强调地方差异性，否定整体同一性。中国客观上存在各族群、各地方的社会文化差异，但中华民族内含的文化同一性、中国内含的政治同一性从来不曾更易。“同心圆史观”迎合并利用了本土化和文化寻根运动，别有用心地引出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受这种学术氛围影响，岛内关于日据台湾史、台湾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强调以“日据时代的经验”与“南岛民族的本质”诠释台湾人与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台湾学者王明珂指出，“台湾近年来对中国的逐渐失忆，以及重塑本土历史记忆的风气相当明显”。由于地方差异性与整体同一性被对立起来，所谓“台湾史”的“恢复记忆”，实际上与中国史的“失忆”同步出现。

其三，假借文化多元性，消解政治一元性。中国论述是以华夏文化为基源生长起来的，开放性的天下主义和向心性大一统政治共生共融，奠定了中国认同的底色。但为了将台湾从中国认同中切割出去，杜正胜称“中国”这一概念在战国晚期才出现，“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识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根据这种曲解历史的错误逻辑，台湾被解释成是在强权压力下整编进中国的，“同心圆史观”被赋予增强台湾族群认同的历史使命，要将台湾的所谓多元文化认同从中国的一元性政治中分离出来。然而，杜正胜对华夏文化和大一统政治的曲解、对台湾与大陆内在联系的否定，无视客观历史，完全是政治性臆断。台湾在文化观念、习俗传统、政治框架、主权归属等方面的中国属性，不是伪造一部台湾史就可以消解的。

“同心圆史观”的荒谬与虚妄

“同心圆史观”是杜正胜在李登辉执政期间提出的，对台湾历史教育的影响已超过26年。李登辉曾宣称教育不改，人心不会改变，认为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独立文化”。“同心圆史观”的目的是论证这种所谓历史主体性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政治需要，台湾教育部门对中小学课程纲要多次“改革”。其中，对文化与政治认同影响最大的历史课改始终由“同心圆史观”主导。比如2006年落地推行的“九五暂纲”，在总纲中改变了历史课程的目标，由“思索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历史文化中之地位”，改为“帮助学生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认同感……养成包容并欣赏多元文化的开阔胸怀”；在高中历史中把明朝以后的中国史列为世界史。到了2019年，随着“十二年国教”新课纲上路，“同心圆史观”的“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架构，被改造成“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架构，中国史竟然消失了，台湾最终在空间上也不是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了。为了在时间和空间上打造台湾的独立历史主体性，“同心圆史观”不惜架空历史，制造了一种虚妄的历史想象和荒谬的历史逻辑。“同心圆史观”20多年来的历史诠释，通过政治社会化的种种机制，改造了台湾青年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影响极其恶劣。

然而，“同心圆史观”所建构的台湾史，尤其是企图脱离中国，将台湾直接与东亚和世界对接的做法，事实上使台湾和台湾人的由来变成无线索的情节组合，失去了自身连贯的历史性，也不能为台湾提供所谓独立的历史主体性。因为这部所谓独立的台湾史，是从一部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史中刻意截取的。台湾史到底有多长？台湾从什么时候结束“史前时期”，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大陆学者和台湾统派学者认为，台湾有史可证的历史将近1800年，最早的依据来自《三国志》记述的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舰队到达“夷洲”（即台湾）。而“台独”论者则认为台湾只有400年历史，起自17世纪的荷兰殖民时期，依据是荷兰文献《巴达维亚城日记》。“台独”学者史明为证明“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不惜曲解史实，竟然说台湾岛是欧洲人最先发现的。1800年与400年的历史长度之差可谓大矣，从中亦可见背后的史观冲突何其尖锐！

在台湾，除少数民族外，基本都是大陆汉民族的移民。其中，客家人自311年“永嘉之乱”后流落各地，渐渐入粤并渡海来台，他们视中原为“原乡”；人口占比最高的闽南人历史上自称“河洛人”，讲“河洛话”。何为“河洛”？据《史记》记载，“河洛”指中原黄河、洛水一带。来自中原的印记不仅出现在台湾人的族谱上，也出现在台湾人的墓碑上，颍川、泗水、陇西等中原地名与闽南的漳州、泉州一样常见。日本考古学者鹿野忠雄提出，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底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分数次及于台湾。连横在日据时期撰成《台湾通史》，旨在通过著史保存台湾的中华文化。他在该书《风俗志》序中直言，“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从卫温、诸葛直的初探，到隋炀帝开启两岸贸易、元朝设置澎湖巡检司，明郑时期首次将台澎一同纳入辖域，再到清朝设府建省，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性发展不断巩固、深入。台湾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拒绝、否认这一点，“台湾”从何而来无法解释，“台湾人”更无法获得所谓“清晰的自我认同”。因此，台湾没有离开中国史的独立历史发展轨迹，也不存在独立的历史主体性，正如台湾统派作家陈映真所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或国家。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中，台湾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是恢复原未曾存在的独立，而是祖国复归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任何国家与民族存在的意义都在历史性中展开，历史不是简单选择与裁剪的问题，而是基于历史事实进行诠释的问题。中国史观对于台湾的诠释，最核心的一点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既确定了台湾地区主权归属的意义，也框定了台湾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地位。因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与历史意义上的，是台湾自身不可选择的先定条件，是台湾历史的本源。杜氏“同心圆史观”是“台独”政治的产物，它对台湾社会认同造成的混乱是祖国统一面临的严峻挑战。两岸需要经过长期努力，重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政治论述，通过扩大两岸接触与融合的社会涵养方式，修正台湾社会被扭曲的“认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