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国家，生动的政治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系列

江涌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专政工具。不同于一般的人身安全、企业财务安全、公共安全等安全，国家安全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内在一种暴力专政的威严。正因如此，政治人物总是保持一副严肃的面孔，政治活动也总是营造一类严肃的场面，让人活泼不得。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以全新观念与全新设计，全面刷新中国传统政治与国际政治包括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缔造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根本一致、别开生面的“理想的新中国”：昔日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乃至农奴，翻身得解放，不仅可以广泛地参政议政，而且还可以直接担任各级政府乃至国家领导人；要求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杜绝官僚习气；任高官却没厚禄，有职位但无特权，当官不是为了发财、做老爷，而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公仆；民可告官反官罢官，群众能够对干部监督；……不仅实现了“穷棒子翻身”的奇迹，更创造了“鸡毛也能上天”的神话。人民群众被广泛地动员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主人翁责任感，像守护者家园一样守护着集体与国家。有物质基础，有精神力量，上下同欲，军民团结，无敌于天下，自然也就很少有政权安全、国家安全之忧。

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当然，现实中，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如过江之鲫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表明，无产阶级专政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最有力武器，所以形形色色的敌人对它的攻击也最为激烈。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政治讲习班上作了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演讲：“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的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关于《张鲁传》又写了一个批语，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2000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8页。]毛泽东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其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能将诸多业余爱好（如诗词、书法、史学等）都做成大师级。《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文学作品，对《红楼梦》有深入研究且有一定造诣的人，被称为“红学家”，毛泽东与胡适被视为近代以来两个最著名的红学家。对于《红楼梦》，他有很多经典评论与著名引用，他认为“《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文章合为时而著，文学反映历史，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特定时期的历史。

政治是众人之事还是阶级斗争？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晰地显示，经济安全即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时时刻刻要为资本积累——赚钱盈利服务，资本积累出了问题，赚不了钱，盈不了利，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性质、职能就体现不出来了，自然就是国家安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可以说，政治安全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某类事件，某种问题，倘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影响到民主政权，具有政治影响力，即可视为国家安全。有鉴于此，国家安全的鲜明政治性首先也是核心在于阶级性。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阶级斗争的客观性与复杂性。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开启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又发生变化，中共八大做了很好的概括，即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汉语词汇灵活性很大，“基本结束”是个偏正词组，如果重点放在“结束”上，就是差不多完结了；如果重点放在“基本”上，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同奥共总书记夏基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与经济大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中美日渐剧烈的摩擦等一系列事变，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斗争学说，有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细致的理解与感受。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你承认不承认它就在那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不去革命，资产阶级、西方国家不会随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停而消停，你们不革他们的命，他们则一刻不停地要你的命，即反革命，“颜色革命”就是反革命。苏州小姑娘林黛玉都懂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我们很多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一直对美西方心存幻想。

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能无敌于天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毛泽东思想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411页。]毛泽东在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在阶级社会中，有的阶级是反人民的，不属于人民范畴；有的阶级虽然属于人民，但是不能代表人民；但是，无产阶级不仅属于人民，而且还是人民的主体部分，是人民的代表者和革命领导者。因此，无产阶级性与人民性是完全统一的。“人民性”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说法，而是包含“阶级性”在内的人民性。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1942年2月18日，毛泽东写庆祝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的文章指出：“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紧密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出席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讲话指出：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页。]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高度概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把人民大众比作共产党人的上帝，只要紧紧依靠人民大众，就一定会挖掉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高度赞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毛泽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在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写的按语中，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他还强调，“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1096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照顾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的冷暖。“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衣食住用行，生老病死学，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生活生产需要，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内容。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重视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毛泽东对改善人民生活、增加群众物质利益的思想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有了更好地条件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集中于三大改造）完成，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毛泽东指出：“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时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毛泽东强调要藏富于民，并引用《论语·颜渊》中的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强调只要人民富足了，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就高，国家也就会富强。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与思想觉悟。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这是就总体而言、大历史而言，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或由于旧社会统治阶级采取愚民政策（而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人民主体中的工人农民之个体，有很多落后消极不足的一面，如文化水平不高，卫生知识不够，“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有待于党和政府组织先进分子持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与思想觉悟，使其有一个普遍的提高。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讲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实现条件时指出：“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共产党除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问题，给他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真正的实惠以外，还必须教育群众，帮助群众了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同他们利益的关系，他们当前的现实的利益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关系，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给予物质福利和实施政治教育，有利于群众信服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思想觉悟（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觉悟，建设时期是社会主义觉悟）是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精髓。旧中国革命时期，十分注重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9页。]新中国建设时期，更是注重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

让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确立主人翁责任感。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之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敢于出兵朝鲜，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关键在于，亿万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确立起主人翁责任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让人民具有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使人民确立主人翁责任感，切切实实合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宪法精神。1944年7月褚辅成等六名国民政府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与他们会见多次交谈。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页。]新中国建立后，翻身解放的工农不仅监督政府，还直接进入政府，当人大代表，执政参政议政，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之际，敢于出兵朝鲜打击世界上最凶狠的侵略者，并最终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正是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保家卫国的巨大热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日千里，穷光蛋在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大发展中一跃而起，实现了“鸡毛也能上天”的神话；创造了比苏联“马钢宪法”更有魅力的“鞍钢宪法”。

三、摆脱垄断资本统治，消除霸权主义威胁，实现人类彻底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既具有阶级性、人民性，也具有人类性，是三者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谋求的并不只是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处境、提高无产阶级地位，而是要通过革命，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而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人类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性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基础的，是依靠阶级性和人民性来实现的。不能脱离阶级性和人民性去抽象地谈论人类性，否则就是掐灭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断送人类解放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事求是、活学活用的马克思主义，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同时，同样具有普遍的人类性。

中国应当对世界要有较大贡献。中国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古代中国一直对全人类全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除了著名的“四大发明”外，酵母酒曲、金属冶炼、货币金融、文官制度、哲学思想等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诸多人类光辉闪烁着中国智慧。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僵化落后，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积贫积弱，自身陷入亡国灭种危机，但是中国人民不折不挠，顽强奋斗，用前赴后继的巨大牺牲，迎来了伟大斗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如此必将对世界有更大贡献，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让世界更加美好。

在以“一化三改造”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写道：“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0页。]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秘鲁议员团时说：“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无产阶级必须应有的终极人文关怀，因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1965年1月9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回答：“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尽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普遍真理，尽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被党章宪法确定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当今世界、当今中国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广泛存在，历史虚无主义一度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充分肯定和赞扬人民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造反）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但是，历史主义认为，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把起义农民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内容。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造反有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当今世界，帝国主义（表现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压迫广大发展中国家，威胁世界和平；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全世界劳动人民，阻碍人类发展。

社会主义要得到切实的巩固，国际社会要得到真正的和平，人类要得到正常的发展，就必须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背后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一国际动荡危机的渊薮。国际国内相通，国际是大气候，国内是小气候。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有鉴于此，支持国际无产阶级正义斗争，不仅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需要，也是巩固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需要。

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除了阶级矛盾以外，还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还存在文化知识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的矛盾，还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发展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他所主持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前加写了一个序言，序言指出：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

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曾几何时，“又红又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被认为是一个过时陈旧的符号。近一段时期，媒体刊载转载俄罗斯总统普京铿锵有力的讲话，告诫国人，没有忠诚，能力一文不值。忠诚胜过能力，“红”胜过“专”。任何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都会高度重视政治，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普京敬仰甚至可以说是崇拜毛泽东。1957年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政治性与技术性专业性相结合。毛泽东曾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是做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的基本保证；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革命党没有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孙中山的遗言实际就是一种遗憾。

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政治的灵魂，也是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最坚固的阵地不是建立在钢铁镣铐上，在荷枪实弹上，在所谓马其诺防线上，而是建立在人心上，在大脑上，在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参见石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求是》杂志2015年第24期。]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经过长时间的预备，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战略策略谋划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好的战略应有足够的高度，这个高度重要是政治高度。1962年8-9月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华东组时指出，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被登载在情况简报上，毛泽东看后批阅“可看，很好。”[《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九月），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帮助支援亚非拉的反美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让美国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更是给美帝国主义套上绞索，让它动弹不得。如此，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便得到了有效保障。

1950年，朝鲜内战，美国介入，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出不出兵，新中国艰难抉择。1950年，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高达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574亿元人民币，钢产量81万吨，分别只有美国的1/28和1/100。如果只是算经济账，中国经济总量、钢铁产量只是美国一个零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其他数目字，如作战力量上，中国的海空军才着手组建，无实战能力；陆军装备，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50多门炮，都远不如美国。如果只是算经济账，看数目字，这个仗根本就没法打，不能打，要打必输无疑。毛泽东从小（读私塾的时候）就帮着做买卖的父亲记账，很会算账，但是，在是否出兵朝鲜这一重大问题上，他有另一本账，另一个算法：美国“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5页。]战斗力太弱，是因为美军迷信准备武器，而不是官兵士气，美国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人民解放军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睿智之师，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敢于战斗，敢于胜利；而且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不能长期陷在亚洲，不能两边作战。很显然，毛泽东注意到经济账，但是主要算的是政治账。政治账决定经济账，政治账算准确了，经济账自然会清晰。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1-582页。]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抗美援朝及其伟大胜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不仅有了实现途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援助）而且突飞猛进，由此奠定了完整独立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全国众志成城，各族万众一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因积贫积弱而烙刻下的“东亚病夫”的形象。

衡量国家政权的先进与落后，要看政治。不要搞“标语口号式”的艺术品，不能做“空头革命家”。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强调：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倘若看经济看科技看军事看外表，美国是先进的，二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占到世界的一半；科技遥遥领先，新发明新创造层出不穷；军事武装到牙齿，是太平洋警察，是世界霸主。但是，透视政治，美国就是落后的，资本主义日薄西山，因为它实行金融垄断资本统治，而金融垄断资本具有严重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对内搞种族歧视压迫，对外搞侵略扩张。政治是根本，政权是核心，政治政权本质底色看清了，就知道这个所谓“先进”的美国原来是落后的，所以非但不用迷信它，惧怕它，反而可以藐视它，它是一只纸老虎。

（作者：江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