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研究工作者的政治领悟力与政治担当

张文木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讲的是人的一种政治素养。这种素养不仅对于新闻工作者，而且对我们各学科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当是必备的。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都是与政治担当相联系的。没有政治担当，其他一切则无从谈起。这不仅是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应当有这样的历史责任：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的屈辱，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艰苦奋斗，我们已实现了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并使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心。下一步，我们要实现强国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历史任务。

2020年迄今我们看到的世界真是“半江瑟瑟半江红”：西方世界在普遍衰落，并且是道德衰落。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面对汹汹而来的疫情，他们的学者在没有疫苗保护的情况下竟提出什么“群体免疫”的理论，这个理论还形成为政府的政策。这导致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接近500万，美国死亡接近75万。这说明目前的资本主义文明及与之相应的全球治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

各种迹象显示，美国今天的衰落不仅是能力的衰落，它更是文明的衰落。国家发展及其世界治理的成果得靠文明来消化，美国现有的文明已经消化不了它的发展成果。从这次疫情的实践来看，世界需要一种新文明，而中国所显示出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文明形态，日益为世界人民所认可：其特点是它鲜明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属性。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是文明形态的变局。文明形态不能人为取代——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可以自然更替。没有更高一级的文明的进步，世界是走不下去的。人类历史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文明形态的更替。在这样的历史进步序列中，某一特定民族和特定国家往往起着引领作用。

所有的能引领世界进步的民族，本质上都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高于以前的文明文形态。古希腊、古罗马不必说，古罗马之后，中华民族就成了引领世界文明的民族，儒家文明影响世界尤其影响欧洲数百年。后来英国人又发展出高于封建文明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成为世界文明进步的引擎。事实上，英国人如果不能提出一种比封建文明更进步的新文明，它是引导不了世界潮流的。英国之后，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文明和美国的工商文明并列出现。社会主义文明从资本主义文明的负面影响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因而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美国的工商业确实比英国工业殖民要文明些，但它似乎只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回光返照。苏美曾是影响世界的大国，20世纪后半叶，世界大多数国家唯苏联和美国马首是瞻，这并不是苏联和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有钱或有武力，而是他们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占据了文明的历史制高点。

但是美国的文明毕竟是资本主义文明，尽管它比野蛮的英国工业文明具有进步性，但列宁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由盛向衰转折的“最高阶段”。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我认为今天的美国已由“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过美国实践的“回光返照”，于21世纪初步入“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美国现有制度在“911事件”和新冠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这说明，今天美国的工商文明已经消化不了它今天发展的成果了。进入21世纪以来，南北贫富鸿沟的持续扩大，世界人民越来越普遍地拒绝美国的全球治理方式。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美国文明的衰落，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帜的新文明形态为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历史发展的提速也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任务提上日程。形势比人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今天，历史百年之后的世界需要一个新文明的旗帜：这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书记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命题具有极深远历史的意义，它在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用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说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总书记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加速演进，同时也就是我们的伟大事业加速推进。这个事业是光辉灿烂的，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进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和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这个历史任务中的应有之义，这个任务已经毋庸置疑地落在我们中国人的肩上，这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对此。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担当。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次在疫情阻击战中，我们对人类安全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成了人类生命安全世界华人向往的生命“方舟”。2020年从西方国家飞往中国的天价机票便是“人心所向”的侧面证明。2020年迄今，中国人民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及其胜利是中国争取世界向光明面转变的一个伟大的实践；对世界人民而言，它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一样，是光明对黑暗，进步对落后，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这次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到来，世界已到了这个历史大变局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天然地统一起来，这要求我们的专业意识尤其是新闻专业意识要有与这个方向相一致：这就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放在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来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个西方所谓的连西方战略家也不认可的所谓“公共产品”，更不能搞什么“无问西东”的“纯学问”。新闻工作应当是党的事业的锋利的工具。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世界可以任意解释，而改变只能有一个方向。与打仗需要武器一样，改变世界也需要工具。

其实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也是有鲜明的政治指向的。西方著名的新闻思想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说，西方国家“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西方的新闻学及其技术手段都是为“制造同意”服务的，同意的内容当然是资产阶段的利益。李普曼是有战略意识的新闻人。1959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林克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总书记说要有“战略科学家”，同理，我们新闻工作者也要有战略意识。战略意识的核心构成要素就是总书记说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才可能有基本的战略意识。

时代担当还要考虑事业传承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创造一个伟大时代，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到如何维护、巩固和让后人传承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政治认识我们今天的伟大成就。我们的事业要承前继后，要有后来人，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当肩负的使命。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贡献大的往往“挨骂”多：秦始皇嬴政、魏武帝曹操、隋炀帝杨广等都是这样。我小时候上常记得历史课老师常说“秦始皇宫女两千”“曹操是奸臣”，从青年时就立志“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的隋炀帝杨广被妖魔化得更厉害，明明是为国家统一修建京杭大运河工程硬是被一些文人写成是为了“喜在东南”。与秦始皇一样，隋炀帝也是把中国再次统一起来的重要人物。他俩贡献最大，反而被骂得最多。这种反常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由此我想到汉武帝废黜了司马迁却又留下了司马迁《史记》，这是为什么呢？

汉武帝罢黜了司马迁是有道理的。司马迁对李陵那件事说的是个真话，但没有讲真理。大敌当前，大部队要准备出发了，司马迁说李陵投降可以理解。这个话不能说。因为当时所有的事都要服从于最紧迫的反匈奴的斗争。司马迁书生气，只知穷究“事实”而不善于从事实中“求是”，没有大局意识，更谈不上政治领悟力，一味究细节真实，这就是不讲政治。不讲政治当然汉武帝要罢黜他，这不能说汉武帝专断，只能说明他头脑清醒。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虽不满司马迁在政治上的幼稚，但他却把司马迁的心血之作《史记》留了下来，这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体会汉武帝的所思所想。我想他在晚年时想得最多的是离他不远而面对同一历史任务的秦始皇。秦始皇对中国国家制度贡献最大，但挨骂最多，以至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汉武帝明白他与秦始皇一样，都是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但他也想会不会与秦始皇一样也被一些不负责的后人丑化。为此，他在其所做的强大的“武功”外，还配之于“文治”。这就需要有一批深刻反映他这个时代的作品。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这样的作品并不能靠组织写作班子完成，用钱命题搞课题也买不来，非得有特殊天分和愿意为时代“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有历史担当的人来忠实记录和完成——毛泽东通过在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大规模培养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结果，《史记》被留了下来，汉武帝时代也就留下来了。汉武帝的历史贡献配之以司马迁等一批学者的深刻严肃因而不易歪曲的文字记录，使汉武帝历史形象连同他的时代精华也传承到今天。后来唐太宗注意到这一历史经验：一座大雁塔就载起了一个“开元盛世”。与此相反——也可能是执政时间太短，秦始皇嬴政、魏武帝曹操、隋炀帝杨广等，都留有较大的遗憾。遗憾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这些君主太相信“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的说辞，对身后的事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时代时也没有涌现像司马迁那样有高度使命感和顽强执着精神的学者和作品。政治领悟力，说到底就是对时代本质的领悟力。

毛泽东时代西方怎么骂也骂不倒，这是由于毛泽东的时代的文治武功都做不错。且不说毛泽东本人留下的具有深刻反映历史规律的著作，在他的时代还有一批有水平、有深度和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及在各个领域留下的深刻且不朽作品，有这些作品在，毛泽东时代就可以在身后得到传承。

今天的历史已进入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我们已赢得了抗疫斗争的胜利，我们还要进一步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但我们也要想想，到22世纪的人们会怎么认识今天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做得好就行。蒙古人和西班牙干得也不错，也有很多新创造，但今天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关于他们能记得什么？没有深刻的文字反映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时代百年之后留下的就多是浅薄的画忆：当年的西班牙人在今天人们印象中就是一些挥金如土的土豪，当年的蒙古人就是一些好勇斗狠武士。因此，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要为我们的时代有历史担当，要用我们的笔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些深刻的文字。

但是，好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就可以完成的，浅薄的作品，不管它是“左”还是右，都是站不住的，都必将为历史之风所吹走。伟大的时代一定要有伟大的作品，在今天我们也要有马克思《资本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那样风吹不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特点是只要时代面临的问题还在，这个作品就在。时代问题是连作品的敌人——正如蒋介石也不能不重视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一样——也要面对的，因此好作品更多的是作品批判的对象保留下来的。历史上烧了那么多书，《永乐大典》中的许多典籍已被烧了，可《孙子兵法》还在，《老子》还在，《资本论》让资家恨得咬牙又不得不读，到现在也烧不掉。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找准了时代的问题，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揭示了历史进步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领悟力，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辨清时代的本质。黑格尔说得好：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现在看看苏联解体，还有包括我们前几年出现的一些政治风波以及西方国家弄一些“茉莉花革命”等，你看都从哪开始的？多是从“左”的方面，所谓“事实真相”开始的。突尼斯一个小贩受了欺负，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结果导致国家的动乱。最后政权没了，社会稳定没了，人民处于水火之中。这就是只讲“事”不求“是”，只讲“真话”，穷究“真相”，不讲真理的危害。可能也是针对当年德国出现的同类现象，黑格尔才说“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黑格尔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当认真领会。

有许多人常说“要敢于讲真话”，这没问题，但最重要的还要讲真理，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是现象，真理是本质。真话要服从于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大局。如果大局没了，你这真话还有意义吗？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仅在讲“事实”更应重“求是”。“实事”和“求是”，两个工作都得做。事情的对错只有在大局中才能被认识，正如夫妻俩谁对谁错，离了婚了还有对错吗？国家决策有对有错，但是国家像苏联那样没有了，或者国家分裂了，还有对错吗？如果大局没有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行百里半九十，再回到100年前受人家欺负，这个是事物的本质。西方某些国家要的是这个，而不是他们挑起的什么“是非”。所以我们所有工作，尤其是我们的新闻工作都要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局。

“真话”“真相”要服从真理，这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为无德。”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老子的“上德”和孟子的“义”与黑格尔讲的黑格尔才说“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都是一个意思。

和一切学术一样，新闻工作是人们改造世界并与敌人斗争的“刀子”，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大学把“刀子”变成了“学术”，把刀子当成学问做了。世界是斗争的，我们正在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若把斗争的武器做成了学问，这正如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你还之乎者也，像抗战中的“低调俱乐部”，这是不行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引用并赞赏拿破仑的话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代社会制度。”今天的墨水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和政治担当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切工作要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政治判断力和领悟力，最终将它们转化成政治执行力并由此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我的发言大概就这些。谢谢！

注：

1.习近平：《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6日，第1版。

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数据更新至 2021.10.27 06:00。

3.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1页。

5.张文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第4、5、6期.

6.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8.《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8 月 25 日，第 2 版。

9.［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10.［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12.“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民日报》2021年9月29日，第1版。

13.《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杨广（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4.转引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15.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7页。

16.［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4页。

17.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8.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1页。

19.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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