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讲真话，更要讲真理

张文木

毛泽东在同林克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放在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来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西方所谓的连西方战略家也不认可的所谓“公共产品”，更不能搞什么“无问西东”的“纯学问”。我们的新闻工作应当是党的事业的锋利工具。

我们“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2020年疫情阻击战中，我们对人类安全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成了全世界华人向往的生命“方舟”。2020年从西方国家飞往中国的天价机票便是“人心所向”的侧面证明。2020年迄今，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及其胜利是中国争取世界向光明面转变的一个伟大的实践。这次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到来，世界已到了这个历史大变局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天然地统一起来，这要求我们的专业意识尤其是新闻专业意识要与这个方向相一致，这就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放在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来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西方所谓的连西方战略家也不认可的所谓“公共产品”，更不能搞什么“无问西东”的“纯学问”。我们的新闻工作应当是党的事业的锋利工具。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世界可以任意解释，而改变只能有一个方向。与打仗需要武器一样，改变世界也需要工具。

其实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是有鲜明的政治指向的。西方著名的新闻思想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西方国家“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西方的新闻学及其技术手段都是为“制造同意”服务的，同意的内容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李普曼是有战略意识的新闻人。1959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林克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有“战略科学家”，同理，我们新闻工作者也要有战略意识。战略意识的核心构成要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才可能有基本的战略意识。

　　同时，要考虑事业传承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创造一个伟大时代，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我们要考虑到如何维护、巩固和让后人传承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正确认识我们今天的伟大成就。我们的事业要承前继后，要有后来人，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当肩负的使命。这个时代需要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努力写出这样的作品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只讲“事”不求“是”，

只讲真话不讲真理的危害

　　好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就可以完成的。浅薄的作品，不管它是“左”还是右，都是站不住的，都必将为历史之风所吹走。伟大的时代一定要有伟大的作品，在今天我们也要有像马克思《资本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那样风吹不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特点是只要时代面临的问题还在，这个作品就在。

　　时代问题是连作品的敌人也要面对的，正如蒋介石也不能不重视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一样。因此好作品更多的是作品批判的对象保留下来的。历史上烧了那么多书，《永乐大典》中的许多典籍已被烧了，可《孙子兵法》还在，《老子》还在；《资本论》让资本家恨得咬牙又不得不读，到现在也烧不掉。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找准了时代的问题，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揭示了历史进步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领悟力，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辨清时代的本质。

　　黑格尔说得好：“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仅在讲“实事”，更应讲“求是”。“实事”和“求是”，两个工作都得做。事情的对错只有在大局中才能被认识。国家决策有对有错，但是国家像苏联那样没有了，或者国家分裂了，还有对错吗？如果大局没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100多年前受人家欺负，这个是事物的本质。某些西方国家要的就是这个，而不是他们挑起的什么“是非”。所以我们所有工作，尤其是我们的新闻工作都要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局。

“真话”“真相”要服从真理，这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为无德。”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老子的“上德”和孟子的“义”，与黑格尔讲的“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都是一个意思。

和一切学术一样，新闻工作是人们改造世界并与敌人斗争的“刀子”，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大学把“刀子”变成了“学术”，把刀子当成学问做了。

　　世界是斗争的，我们正在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若把斗争的武器做成了学问，这正如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你还之乎者也，像抗战中的“低调俱乐部”，这是不行的。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引用并赞赏拿破仑的话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代社会制度。”今天的墨水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和政治担当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切工作要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最终将它们转化成政治执行力并由此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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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普曼和赖斯顿

　　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是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李普曼的一生始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事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这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赖斯顿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专栏作家。他撰写的评论文章，笔锋所及覆盖了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其作品成为华盛顿政界、外交界和舆论界的必读文章。赖斯顿非常关注中国问题。1971年，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受了赖斯顿的采访。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全文刊登了谈话的正式记录，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