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确如毛泽东所言，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曾比喻中共的成长历程“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在中共的幼年时期，特别是在其诞生之初，也确实存在着党员人数少、理论准备不足和实际斗争经验缺乏等缺憾，后来又出现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使党的自身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与挫折。如何全面认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失误，一直是困扰党史研究与宣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笼统地一带而过，或绝对化地简单否定，还是认真深入地进行客观地辩证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他曾特别阐述了中共对自己失误和错误历来所采取的郑重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他的有关论述是我们正确把握这一问题的根本指针。

一、中共的“初心”与“使命”

17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全世界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与“使命”。作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宣告党的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自然地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具有摇摆动摇的一面，但仍然是民主革命的参加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同盟军。因此，中共一大党纲的规定，与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任务是不尽一致的，或者说只有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而没有与党在当时阶段的现实任务相联系。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是联系的发展的“大历史观”，他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时强调：“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他主张把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与新中国70年的历史联系起来，把新中国的历史与中共100年的历史联系起来，把中共的历史与近代中国180年的联系起来……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反对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而是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片段，而是从完整的历史过程看问题。因此，他认为“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不仅是出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使命和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前进方向，更是由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创建之初只有58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时林立的一百多个各式各样的政党中，其力量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它是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武装，所以，它能够在成立的第二年就透过层层叠叠的纱窗晓雾，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与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破天荒地提出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了正确的航向和现实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二、中共在克服教条主义中成长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教条主义泛滥。当时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也属于小资产阶级）出身者成为中共党员的多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很不稳定，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具有摇摆性。其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在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政策的刺激下，左倾盲动、冒险、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一再严重干扰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三度居于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与此同时，中共一大就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从中共二大起，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形成组织隶属关系。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共产国际、联共（布）运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很多方面给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许多教益。但是这毕竟是来自异国他方的指导，并且经常是以苏联经验和苏联立场为出发点的。因此，一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而中共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经验少的缺陷，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则加大了其中有违中国国情的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这主要表现在中共党内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问题盛行一时。这是幼年时期的中共频繁出现“左”倾和右倾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

但是这些问题与现象，并不是幼年时期中共历史的主流，更不代表其全部。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一再告诫全党要提高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的能力，“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把握问题实质、把握矛盾规律的能力”。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这些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正确认识中共幼年时期错误与成就的方向。

必须正视的是，在另一方面，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无论是主观自觉，还是客观上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不断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事实上，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显示出其远远超出并根本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的先进性。

中共诞生伊始，经过发动领导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共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巩固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凸显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中共二大初步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对象、动力、策略、任务与目标，确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经历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镇压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再度陷入低潮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仅仅依靠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加大了联合孙中山与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与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力度和步伐；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明确了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并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正式达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民革命）；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和大革命的蔓延，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中共四大明确：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是中共领导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广泛地促进了全国民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和各界群众在中共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同时使中共加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理论上的清醒，促使中共很大程度地制约了国民党新（蒋介石、戴季陶主义）老（西山会议派）右派对国共合作和革命联合战线的破坏，推动大革命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经过共产党人的艰辛努力，以工农为主体的各界民众空前地团结起来成为国民革命的坚强后盾，全中国有280万工人加入了工会，有970万农民成为农民协会的会员（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的规模），学习苏俄红军普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国民革命军扩展为8个军，继统一广东、广西建立起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之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的号角响彻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8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统治基础第一次被动摇，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的封建专治统治从此土崩瓦解，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未曾成就的伟业，在他逝世的第二年终于胜利在望。

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生死考验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党又领导了包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黄麻起义、清涧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数百次武装起义。血与火的抗争，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开始了中共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征程。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开始进军井冈山。在深入农村调查和全面分析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他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政权理论，摸索制定并系统实施了具体的土地革命路线、游击战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在农村环境和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情况下，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经过长期艰苦卓绝并富于创造性的努力，终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辟了根本区别于“城市中心论”的，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同步或相似，全国各地经历了大革命失败腥风血雨洗礼的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指引下，10年间先后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十几块各具特色的红色根据地，重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炬，发展了30万的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以及文化“围剿”，发展了苏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改善了那里的民生，成立了各级的工农民主政府和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对峙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给广大工农群众和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十年土地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屈不挠勇于奋斗的，他们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是坚持推进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其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是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曾谈到他在兴国调查中得知“地主人口只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因此，他们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先锋，是站在历史潮头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弄潮儿。他们所开辟的“苏区新天地”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

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主流与本质。

三、中共的自我革命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被作为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载入史册。党史学界对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及其军事路线的危害，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的揭露与批判，从反面对论述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实现中共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的意义，做了充分的铺垫；但是，相对而言，学术界对于中共自身如何能够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和自我革命的原因、条件，似乎分析阐释得不尽透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评价时曾指出：“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我们依照这样的历史观去观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和历史上其他阶级、政党、政治军事力量，在遭遇大溃败时往往出现“鸟兽散”的状况根本相反，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当时虽然遭受了空前劫难和损失，但是如同大革命失败时一样，再次经受住严峻的考验，经过遵义会议之后，浴火重生，成为绝境天兵，并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究其原因，从中共方面看：

第一，党的领导还在，党中央的权威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王明教条主义路线执行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三人团”的专断，严重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和正确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重困难。但这只是那段历史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领导依然存在，中革军委的号令仍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所指出：“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第二，必须正视中央红军的长征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转移。以往学术界对“三人团”在仓促踏上长征路和出发前的神秘主义以及对长征去向的讳莫如深等问题，多有指责。客观地回顾当年的历史，虽然是迫于无奈，但自1934年5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中共中央就开始筹备战略转移。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红七军团奉命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牵制和调动在中央苏区东部的国民党“围剿”部队；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既是为调动在西面“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也是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11月，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作为第二抗日先遣队，奉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命令，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这三支红军的突围远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主要是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起战略牵制敌军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的扩红、筹粮、整编整装和部署留守部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安置伤病员、思想动员，以及与粤军陈济棠部谈判借路等事宜，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陈云当年就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明确地写道：长征是有准备的。长征出发后，中革军委与留守的项英所部、与先行出发的红六军团等电文不断，指挥他们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从上述史实看，中央红军的长征虽然仓促，但是有准备的，甚至可以说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是主力红军能够相对从容地连续冲破国民党大军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原因之所在。而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的安全存在，是后来中共能够实现遵义会议的转折的基本前提。

第三，全党上下高度的大局意识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尽管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特别是其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瞎指挥极其愤慨；尽管有许多人因抵制他们的瞎指挥蒙受冤屈和打击；尽管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和血腥屠杀下，数十万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数万人别妻离子、家破人亡，被迫踏上风雨飘摇的长征路；但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般的红军指战员，无不从坚定的党性原则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的指令。例如毛泽东，虽然他就如何打破敌人“围剿”的建议被一再驳回，但仍在为红军的转危为安而苦心竭虑；再如彭德怀，虽然痛心疾首地当面斥责李德等“崽卖爷田心不疼”，但在执行中央统一的战略任务时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

和过去各路红军在各自的根据地孤军奋战不同，长征不仅是中国南方各路红军的共同行动，而且得到了坚持在南方十多个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大力配合，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的一次相互配合的战略行动。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红十军团，挺进闽浙皖赣地区，艰苦转战5个月，几乎全军覆没；红六军团9700人奉命西征，转战5000里后，人员折损一多半，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来的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时，只剩下3000多人；项英、陈毅等率领16000千多地方武装和伤病员，以1万多人的代价（1935年2月他们开始分散打游击时，已不足4000人）坚守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近一个月。他们宁愿自己承担牺牲风险也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佯攻、策应、牵制等战略配合任务，以自己巨大的牺牲减轻了主力红军反“围剿”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掩护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剿”，得以相对从容地突围投入长征。即使是被我们党史学界反复诟病的长征之初抬着坛坛罐罐大搬家，换个角度看，恰好从反面说明，全党上下革命必胜的信念没有丧失，这些印刷机、X光机等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中还要用。这不是一支各自奔命的队伍，而是一支准备要投入新的战斗的队伍。用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将士，不仅没有在危急关头如其他军队那样做鸟兽散，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使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广大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信仰没有变，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没有动摇。他们的忘我牺牲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斗志，以及坚忍不拔的党性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风骨，是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难时刻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之根基所在。

第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是党的自我救赎

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统帅毛泽东当年就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的确，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长征以来严重危机，并不是依靠外力或采取什么非常规的手段，而主要是依据了三条重要思想原则：一是独立自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等早已具备的觉悟。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这一偶然情况客观上却为中共在长征途中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不再是奉旨行事或机械地照章办事按图索骥，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行止，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三是民主集中制。关键时刻决定转兵贵州，是通过中革军委和中央负责人联系会议——通道会议决定的；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则分别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作出：放弃去湘西和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由中央政治局决策（实际剥夺了“三人团”的指挥权）；遵义会议也同样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严重争端的；在“三人团”的成员中，不仅是周恩来首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并带头在遵义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即使是一直坚持己见的博古，也能够尊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在与张闻天交结中央领导权时，表现出高度的党性观念。可见，中共之所以能够在长征路上纠正把持中央领导权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主要是依靠中央集体的力量，依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上述三项思想原则与路线方针，又成为后来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最有力武器。遵义会议之后的党中央，对于仍坚持其左倾错误的博古、凯丰和李德等，不再是沿用他们以往对不同意见者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干部政策，而是耐心批评教育，从而使他们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得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极大的耐心与努力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不仅战胜了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等严重的倒行逆施，而且最终领导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遵义会议完成了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质的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