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点儿看法

张志坤

一个时期以来，一直都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抗疫做的那么好，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却越来越低呢？

对此有人解释此称，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外宣传没有搞好，文化软实力不到位，因而没有取得“国际社会”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于是乎，“讲好中国故事”刹那间就一跃而上，变成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第一要害，似乎只要中国对外能“讲好中国故事”，“国际社会”就能敞开怀抱热情拥抱中国了。

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吗？

我们说，“讲好中国故事”完全必要，但这样做并不是要把中国梳洗打扮、涂脂抹粉一番然后给什么“国际社会”送上门去，希望敌人和对手看上自己、喜欢自己。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搞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是遂行国际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也应该是通过宣传工作来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墙角，从而在战略上打击他们。为此，必须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对所谓的“国际社会”要做辩证的分析

“国际社会”是国内外学界媒体动辄拿来说事的一大概念，也是一些“专家”“学者”嘴里的法宝，如同唐僧嘴里的紧箍咒，只要一念动，中国就头疼。每当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就成了被鞭笞的对象。

难道这个什么“国际社会”真的如此这般“天灵灵、地灵灵，普天之下我最灵”吗？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众所周知，当今人类世界五花八门，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譬如非洲的黑人世界同欧洲的白人世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美国的黑人社会与美国的白人社会，也是两个社会之别。如果要对全人类本着“世界”意义进行划分的话，按地域分，应该有欧美世界、非洲世界、中东世界、东亚世界等，按人种划分，则可分为白人世界、黑人世界等，如果进行政治划分，过去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之别，现在则可以划分为西方的“民主”世界，穆斯林世界、东方世界等。不管怎样划分，其中就是没有一个什么“国际社会”，因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分属不同世界的人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譬如欧洲国家同非洲黑人国家构不成一个社会，霸权美国同俄罗斯也构不成一个社会，中国与“五眼联盟”也不是一个社会，等等。所谓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子虚乌有，说到底就是人为的捏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国际社会”这个词却这般流行呢？

主要因为这是以美国为首西方集团的战略需要。这个集团要打着代表全人类的幌子行使霸权统治，为了给压迫全世界的勾当披上合法与高尚的外衣，所以，他们动辄就拿“国际社会”说事，因为他们能够操、控制与裹挟大部分国家。当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就将不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霸权集团嘴里的“国际社会”，其实不过就是他们的擦脚布而已。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国际舞台上一切集体性活动都一概抹杀，譬如联合国这个舞台，许多国家在许多问题上都指望依托这一平台有所解决、有所裨益。从这个视角上看，一个虚拟的“国际社会”确实存在，具有相当程度的表象意义，不但不能无视，相反还要充分重视其影响与作用。

所以，对“国际社会”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在“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那些原属于第三世界的穷朋友穷弟兄，我们要讲好，要争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对霸权集团国家普通善良的民众，我们也需要讲好说清，要解疑释惑，而对那些打着“国际社会”旗号行霸权压迫之实的家伙们，则完全无需讲什么“中国故事”，譬如兔子对老虎讲故事，不管讲什么故事，也不管讲得多么好，老虎还是要吃掉兔子，这是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其二，对西方的话语体系要批判性地看待

任何故事都有民族的、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正所谓“法国之乐，英国之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审美观、价值观，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伦理。讲述“中国故事”也是这样，前提必须是基于我们的价值与审美，这是基本的标尺，而不能按照别人的话语体系去编故事，搞削足适履的勾当。

但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的话语叙述过程中，总不自觉地要拿西方的话语体系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国，凡事都用西方标准、西方价值观来臧否中国的东西，甚至连商业电视广告都得请老外来做，北京城区的一些地方非要用外国名字命名才显示出高贵与不凡。如果说西方人要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衡量中国，这倒可以理解，问题是如果中国人自己也跟着这样干，则未免十分拙劣和相当幼稚，如果有谁是有意为之，则用心恶毒可憎。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相当一些中国人还在做“融入西方”的美梦，在他们这些人的定义里，“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为了批判西方故事，更不是批判和否定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要把自己装扮成同西方一个模样。对这样的一些人而言，所谓的“自信”根本就无从谈起。

所以，真正讲起“中国故事”，事实上就是对“西方故事”的一种批判，因而，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就必须批判“西方故事”，批判西方的话语体系与逻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否则还是要把讲中国故事演绎堕落成“向西方汇报”，最终还是要成为可怜的西方“传声筒”，变相地当西方价值体系的二道贩子。

其三，对外宣传工作是严肃的政治斗争

当今中国对外发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停地喊冤叫屈——被人说成“中国威胁”时喊冤，当别人说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要斗争还是喊冤，当人家说共产党就是西方制度敌人时候更是喊冤，总之，在这等声音之下，当代中国就是苦大冤深，简直成了当代人类世界的窦娥一般，不恰当地说，喊冤俨然乎成了对外宣传的主基调，为此，多数时候都哭哭啼啼，有时简直还哭得梨花带雨、杏脸桃腮，当然，当被打得严重的时候，还要连哭带喊、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战略窦娥冤。在这种态度的诠释下，对外宣传就成了通过不停的喊冤叫屈来洗清自己的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好像就是下决心用泪水与唾沫讨回属于自己的公平与公道。

窃以为，对外宣传的主旨却完全不是这样。所谓的“对外宣传”，其实质就是舆论与思想维度的战略抗击与反击。霸权集团正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围剿，霸权主义对中国的思想舆论与文化价值围剿是其战略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围剿，中国抗击霸权的斗争必须多路出击，其中思想舆论与文化价值方面的反击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这样讲，目前在军事上政治上中国理应采取守势，而经济上舆论上理应采取攻势，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文攻武卫”。对外宣传工作是中国思想舆论攻势的基本表现形式，因此要充满活力、充满斗争精神。当代霸权集团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充满黑暗、污浊与罪恶，对外宣传的任务就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宣传与弘扬自己好的一面，揭露批判对手与敌人的黑暗无道，可滑稽的是，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外文化思想交流恰恰是倒了过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部分，“讲好中国故事”是抗击霸权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平台，亟须改变消极返防守、被动应对的不利状况，而要主动设置议题，主动设计套路，主动出击，专检对手要害之处狠打，积极生事、主动惹事，就是要给他来一个“哪壶不提开哪壶”， 要像斗架的公鸡那样，把全身的羽毛都炸开，以最好斗的姿态行诸于世，拿出一点应有的革命精神来，而没有必要假斯文、扮儒雅、装君子， 一副西方绅士的模样。

展望未来，中国“挨骂”的问题无非有三种解决方式：一是人家骂够了，二是不需要再骂了，三是不敢再骂了。前两种方式中国不能接受，因为第一种方式意味着中国被骂死了，第二种方式意味着中国已经符合他们心意要求了。中国所能接受的只有第三种。要造成第三种局面的出现，要么是中国打得他们不敢再骂，要么就是中国骂得他们不敢再骂。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或集团还是国家与民族，解决挨骂多半是这两种情形的混合其作用的结果。所以，从根本上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以我们自己的大“骂”而压倒敌人对中国的各种大骂谩骂，以此作为解决中国挨骂问题的一个手段。

现在，俄罗斯战略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未来俄罗斯只能孤独地远航。作为西方一部分的俄罗斯都是这样，中国的未来恐怕更将是这样，中国作为一个特立独行并有自己特定历史传承的社会，未来也只能孤独地前行，不要指望什么获得西方战略接纳，也不要指望获得他们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同西方集团之间都只能是平行的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