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使“公知”必然祸国殃民

吴新

人类生存之本是“做”。人间正道是用“说”服务“做”。既然“公知”必须靠用“说”欺负“做”来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就不能不逆人间正道而动——必须靠用“说”欺负“做”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这一最核心的生存利益导致“公知”必然搞垮中国。

“存在决定意识”。公知”的倒行逆施不是个别人的个别品质问题，而是制度使然，是文凭主义和畸形科举制这些专门制造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的制度造成的必然后果。

南辕北辙，速度越快后果越坏。大方向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靠用“说”欺负“做”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越有“知识”越祸国殃民，越不择手段。

1．要实现用“说”欺负“做”，就需要把劳动者踩在脚下：

——所以要摧毁劳动者的自尊自信；

——所以要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

——所以要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宣扬“劣等文化劣等人”；

——所以要否定贬低中国的一切，美化吹捧外国的一切，“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所以要拼命神话“公知”自己——“精英创造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所以要鼓吹文凭主义，鼓吹“学而优则仕”。

2．要强制实现把劳动者踩在脚下，就需要获得权力：

——所以要按照谁能“说”谁稳赢的游戏规则设计中国的政治体制，把政治变成卖嘴大比赛；

——所以要大肆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3．要强行确立靠卖嘴就当权的“宪政民主”，就需要搞垮中国政府：

——所以要彻底否定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所以要妖魔化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全面否定中国革命；

——所以要全面否定新中国的一切。

——所以要摧毁中国人的民族凝聚，摧毁中国人的组织能力，使中国人重回一盘散沙；

——所以要大肆宣扬“自由化”“颜色革命”；

……

所有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

“公知”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必然导致中国崩溃瓦解内乱内战，但根本不在乎——“我不在乎大国的崛起，我只在乎小民的尊严”= “我不在乎国家的灭亡，我只在乎‘公知’的特权”。

目的的卑鄙使“公知”的手段不能不无耻。（见附录：“公知”用“说”欺负“做”卑劣手段举例）

看看北宋、南宋、明朝的下场，看看满清落后挨打的下场，就可以知道实行畸形科举制、让用“说”欺负“做”的文人当政的后果会是什么，就可以知道任凭文凭主义当道、允许用“说”欺负“做”的“公知”当政的后果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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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公知”用“说”欺负“做”卑劣手段举例

卑劣之一：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靠畸形科举制/文凭主义的特权当官掌权千年、把中国搞得落后挨打几乎灭亡的指责领导中国人民救国强国的毛泽东“祸国”，整天鄙视老百姓“垃圾人口”“活该淘汰”的污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殃民”；满脑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谴责大权在握却无私产、给子女遗产只有两袖清风的毛泽东“谋私”——其厚颜无耻卑劣下流举世无双。

卑劣之二：不是神仙就有罪——“不是神仙罪”

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就可能错。不允许出任何错，就等于强迫人当神仙：神仙才绝不出错。出了错，就不是神仙，就有罪——“不是神仙罪”：你为什不是神仙？为什么会出错？

按照“公知”的“不是神仙罪”，任何人只要“做”，必有罪：

第一，不准有探索总结的过程

当年中国处于被瓜分被灭绝的绝境，即使是最先进的人也只知道救国强国这种大原则的“做”，具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一无所知，只能一切在黑暗中从头摸索。既然是在黑暗中从头摸索，就只能不断“试错”——从义和团那样的一腔热血硬拼洋枪洋炮，到“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到成立共产党，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到只在大城市闹工运，到搞武装斗争，到建立农村根据地，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多少次试错才终于走上成功之路。同样，新中国的建设也是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也只能不断摸索，在试错中总结前进。而“公知”的“不是神仙罪”根本不管这一套——我不管你任何实际情况，我不管你是不是在黑暗中摸索，我不管你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你必须一跟头就翻进成功，做不到，那就不是神仙，就罪该万死。

第二，不准有学习成长的过程

只要不能无师自通、对不懂不会的东西必须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一步登天、出了岔子，那就犯了“公知”的“不是神仙罪”：我不管你参加共产党的原先是什么人，受没受过正式训练——“泥腿子”“大老粗”、前国民党官兵、“闰土”、流氓无产者、“武训”……反正只要你不能一跟头变成彬彬有礼文武双全无可挑剔，那就有罪——鲁迅说：“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

（但“公知”对自己和“自己人”则完全是另一种标准：“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何等宽容。什么“不是神仙罪”，早扔一边去了。）

第三，不准有认识矛盾暴露的过程和组织协调力量解决矛盾的过程

“公知”的“不是神仙罪”不容忍任何失误、任何偏差，即使是已经纠正的也不行——你为什么会走弯路？为什么会有反复？为什么会有误伤？为什么不笔直又笔直、从一开始就百分之百正确又正确？——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制止“左”倾？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制止右倾？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制止肃反扩大化？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制止冤假错案？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制止制止新冠病毒？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发明出灵丹妙药？武汉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封城？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建立方舱医院？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避免供应不协调？……我不管你是不是已经纠正了，反正只要出现过任何失误偏差，那就不是神仙，就犯了“不是神仙罪”，就要否定，就罪该万死，就要拿着“日记”之类满世界声讨问罪，就要追究罢免。

按照“不是神仙罪”，只要“做”，必有罪。只有什么也不“做”的“公知”才永远正确，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随心所欲用“说”欺负“做”。

卑劣之三：阴险狡诈的误导

1．“公知”说，民国是个田园诗般的时代，充满美好、浪漫、幸福、诗情画意——“民国范儿”“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而新中国则是充满恐怖的时代——“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

仔细看清“公知”的描述：民国活得“人模人样”“很有性格”“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有故事”“个性鲜明”的，是读书人、文化人、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三教九流……注意：全是有特权的“上等人”，唯独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大众、普通工农。“公知”在这里贪污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民国只是对“公知”和“上等人”才是天堂，对普通老百姓则不然——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生存权不保一切皆空。对生存权最大的轻蔑是战乱。民国是战乱不断的时代，小民百姓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对小民百姓而言，性命不保的时代有何美好浪漫幸福诗情画意可言？完全就是地狱。而中国大陆再也没有战乱的“1949年以后”，小民百姓的生存才真正受到保护，才真正谈得上美好浪漫幸福。

由此可知“公知”精心地回避了一个关键：是“好”是“坏”必须要看相对于谁而言。相对于“公知”的“好”和“坏”与相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好”和“坏”完全是两码事。而“公知”总是让普通老百姓忽略掉这个要害差别，想当然以为二者是一码事。只要上当受骗，以为对“公知”来说“好”的对自己来说也是“好”，对“公知”来说“坏”的对自己来说也是“坏”；以为对“公知”来说如同天堂的战乱不断、杀戮不断的民国对自己也如同天堂；对“公知”来说如同地狱的没有战乱、没有杀戮的“1949年以后”对自己来说也如同地狱，自然就会兴高采烈地追随“公知”、抛弃“1949年以后”，回到战乱不断的民国——对草根大众而言，这是不是“寿星上吊——活腻歪了”？是不是不折不扣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公知”这种技俩，是不是阴险狡诈的误导？

2．“公知”这类蓄意混肴“好”“坏”的相对主体的误导花样远不止这些。

比如，网上时不时就能看到诸如“繁荣昌盛的满洲国图片集”“30年代中后期东北的繁荣景象”之类图片。虽然一个字也没明说，实际表达的意思昭然若揭：“满洲国”搞得挺不错，当殖民地没什么不好。

这又是一个故意混淆“好”与“坏”相对于谁的误导——“满洲国”的“好”，是相对于谁的“好”？

《第三帝国的兴亡》里描述的奥斯维辛死亡营的毒气室是这样的：“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么也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演奏的是轻音乐”“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

假如把这一幕拍成电影，拿出去大肆宣传说，看，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阳光明媚的春天、缀满鲜花的草坪、年轻美貌的女郎、轻松欢快的乐曲……完全如同人间仙境一般。实际呢？对集中营的看守来说，这一切的确美如仙境；但对受害者来说，这一切美好全是假的，是地狱和死亡的伪装。同样，“满洲国”的“繁荣昌盛”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才是美好，对当牛做马、连吃大米都犯法的中国草根大众来说，尤其是对被强制奴役修秘密工事、事后全部被灭口的中国劳工来说，这“繁荣景象”不过是地狱的伪装。“公知”的“繁荣昌盛的满洲国图片集”“30年代中后期东北的繁荣景象”之类图片跟“阳光明媚、鲜花草坪、美女欢歌”的奥斯维辛死亡营的毒气室表面美景本质没什么两样：都是混淆“好”与“坏”的相对主体，用对刽子手才是美好的东西来诱导受害者向往地狱——一个是诱导人们向往殖民地地狱，一个是诱导人们向往死亡营毒气室地狱。

3．“公知”制造这类错觉误导的文字游戏和概念概陷阱更是了得：

比如，“公知”总是满嘴非常“普世”的语言——“自由平等”“一人一票”“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为民请命”……让人乍一看“公知”指的是所有人，人人有份，好像“公知”在为所有人着想。

实际上，“公知”从来不肯把自己跟草根大众混淆在一起，从来要高人一等，从来要用“读书人”“知识人”“文化人”“知识分子”之类专用术语跟普通老百姓划清界限，怎么肯为别人谋利益？“公知”叫嚷的“普世价值”的一切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明白其实际意思：

“公知”的“民主”的实际意思是“‘公知’独裁”；

“公知”的“自由”的实际意思是“‘公知’霸凌”；

“公知”的“人权”的实际意思是“‘公知’特权”；

“公知”的“言论自由”的实际意思是“公知”用“说”欺负“做”；

“公知”的“公民社会”的实际意思是“‘公知’社会”。

不弄清“公知”上述“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就一定会被误导进阴沟。

4．“公知”制造错觉误导的另一种技俩是抽去时代背景，把表面相似实际不同的东西硬捏到一起。

比如，用“四十年代中国农家乐，一派祥和”“民国农民欢快品尝大闸蟹，生活安逸”之类图片对比“1949年之后”中国人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人挑肩扛拼命苦干的景象。虽然表面上不着一字，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昭然若揭：“民国范儿”、民国是个田园诗般的时代、人民日子安逸舒适的时代，而“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贫困之极、“举国上下难找一个胖子，农民穿的跟叫花子似的”“这样的人，居然被称为伟人，到今天还有一群人死命拥戴。这样的人，贱不贱！”

正在拼命追赶的跟悠然自得溜达的能一个样吗？毛泽东领导中国人用27年时间（1949-1976）把中国与西方三百年的差距至少缩短了二百五十年，这是多拼命的事？把两种两种根本不同状况机械对比，然后借题发挥——这是“公知”惯用的错觉误导技俩。

5．花言巧语诱导的自杀

“公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高于一切，为了民主，动乱就动乱，分裂就分裂，内战就内战，而且动乱没什么可怕，分裂内战也没什么可怕，可以象玩似的说结束就结束：

——“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

——“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

——“索马里证明没有政府是一件好事”“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在人类社会中，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是政权”“无政府要比有一个邪恶的政府好得多”。

——“军阀战争相当文明”、“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战争力度不大”、“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

……

“公知”几句花言巧语就推翻了“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不知用多少年、多少命换来的残酷教训。在资本全球化、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的今天，中国与世隔绝时代才有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客观大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社会一旦动乱就放出了一个收不回去的魔鬼。启动动乱分裂内战由得你，结束动乱分裂内战可就由不得你了——触发雪崩由得你，结束雪崩就由不得你了，放火由得你，灭火就由不得你了：看看前苏联、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公知”的这一套把戏等于说：你有病，只有上吊才能治好。不信就试试，如果吊起来了觉得受不了，再解开绳子下来就是了——实际呢？真上了吊，还能动手解开绳子吗？

卑劣之四：无孔不入的人身诽谤

——“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的身高”“毛泽东的食谱”“毛泽东的‘行宫’”“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的孙子”“毛泽东的亲戚”“毛泽东的女人们”“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卫士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的医生”“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的陪读”“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沁园春．雪》的真正作者”“《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真正作者”“毛泽东诗词真相”“毛泽东选集真相”“‘论持久战’是谁提出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整肃AB团”“饿死三千万”“毛泽东杀人X千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举国上下难找一个胖子，农民穿的跟叫花子似的。不断抽风，发动运动，整死一堆堆的。这样的人，居然被称为伟人，到今天还有一群人死命拥戴。这样的人，贱不贱！”

——“1949年以后，毛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儿就是他逝世”。

——“错、错、错！1．朝鲜战争打错了，不该打；2．对越战争打错了；3．解放战争（国共战争）打错了，千万军民的死亡，换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原来却没有道理，被改革开放否定了；4．抗日战争，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5．土地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6．辛亥革命，不革又如何？君主立宪，未尝不可。苦难深重的中国啊，一直在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

——“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路党——【苏俄带路党】，将我们引入了假民主真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使中俄两大东方专制传统形成合流，为害数十年，至今不能自拔”。

——“百年中国，很多十字路口我们都选错了路径”“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我们国家现在暴发出来的大量问题，都在于基础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病灶”“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

——“告别革命的新说法”“大泽乡造反理论豪侠气概千古传颂、总被革命颠覆者引用，却忽略了社会代价和社会破坏。”“暴力革命下的杀人瓜分重新分配，是用犯罪对付犯罪，国家永无宁日。”“革命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是破坏力。”“革命只有掀动仇恨、诋毁上流社会才革得起来。可以瓜分富人财富、占有上流优雅女人才有动力。”

——“中国经过三大改造阶段，在探索中，曲折向错误发展，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发展到5000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老毛之所以能打败老蒋，根源还是当时文盲太多。此言虽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

——“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他没留过洋，尤其没留过西洋。仅用24史治国，误了现代中国。但不懂中华文化，同样得不了天下，治不好国”“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很多基础理论，将会被重新改写”。

……

卑劣之五：双重标准看人下菜碟

“公知”有两套评判标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一套标准，对其他人另一套标准。比如：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公知”却大肆宣扬“毛泽东的文章都是秘书代笔”“《沁园春．雪》的真正作者”“《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真正作者”；蒋介石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公知”却从来不吭气——所谓“看重真正作者”原来如此。

——大骂毛泽东时代干部“走后门”“任人唯亲”，却又宣扬“民主国家的行政首脑一旦当选，任人唯亲是天经地义的。总统许诺，总统兑现，当然任人唯亲，不会找给自己搅局的伙计。”

——中国十四亿人，新冠病毒死了数千，“公知”就把中国政府骂翻了天——“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生命永远也不可用数字计算的方式，来作为宏大叙事判断的筹码”，换句话说要求的标准是“一个都不许死”；美国三亿人，新冠病毒已经死了近三十万，“公知”连个屁都不放——这会儿怎么就不说“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一个都不许死”了？所谓“不论是国民尊严，还是国家文明，都必须基于人性、伦理，出于对公共秩序和普适情感的尊重”之类沁人心脾高调这时候又跑到哪里去了？

卑劣之六：厚颜无耻的装聋作哑，厚颜无耻的大肆宣扬

对中国，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凡是正面的信息，“公知”一定装聋作哑；凡是负面的信息，“公知”一定大肆宣扬。

对外国，对反共反毛的势力则相反：凡是正面的信息，“公知”一定大肆宣扬；凡是负面的信息，“公知”一定装聋作哑。

——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之际，“公知”一个个打了鸡血一般幸灾乐祸，连篇累牍大肆宣扬“日记”“满地无主手机”“武汉起‘疫’”“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等中国控制了疫情、“风景这边独好”，西方“民主自由”世界个个焦头烂额，“公知”们马上装聋作哑，仿佛没这回事，还美其名曰“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

——千钧一发之际叫停“蚂蚁上市”、当机立断决策“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一举制止了金融大风暴、金融大洗劫，保护了全体中国人的经济命脉，而且结束了金融大鳄横行无忌为所欲为吞噬一切的蛮横势头，说在新形势下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不为过。这是多大决心、多大的善举、多大的功德？“公知”对此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热炒背后的八卦消息，要么替吸血鬼公然辩护，大骂“作恶的不是资本，而是吃了几天饱饭的傻X”，主流舆论一片云淡风轻，更不用说歌功颂德了——如果出现金融风暴、金融地震，那“公知”们肯定如丧考妣鬼哭狼嚎要追责。如今防患于未然，积了大德，却毫不见欣赏，更不用说感激了。有的只是厚颜无耻的装聋作哑。

——亚美尼亚选了个闹“普世价值”的领导人，结果是战败求和、丧权辱国。这么大的教训，“公知”个个装聋作哑，再也不提这足以证明“民主是个好东西”了。

——美国发射太空火箭，“公知”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肆宣扬：“2018年2月7日【特斯拉开进太空宇宙】今天，火箭发射8分钟后，两个辅助侧助推器同时垂直降落，完美到让人失语。”“早起上班路上，我几乎是含着热泪看完重型鹰猎鹰火箭的十几分钟发射视频的。这是科学梦想、工程理性、商业愿景与人类情怀结合起来而闪耀的伟大与光芒”“这不是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史诗，这是他真实的思考与行动。所以，此人已成为我心中的半神，他叫马斯克。”

——中国“嫦娥”登月，“公知”们装聋作哑，“完美到让人失语”“ 几乎是含着热泪看完”“闪耀的伟大与光芒”“为我心中的半神”之类肉麻词句全不知飞到哪个星球去了。

——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优良传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官兵平等、三大民主等，“公知”一概装聋作哑，倒是大肆宣扬“狼牙山五壮士吃群众的萝卜”，要求之严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但对“国军”的虐待士兵、克扣军饷、欺压百姓、兵匪一家、吃喝嫖赌、士气低落、军纪败坏、逃兵遍地、勾心斗角、见死不救、乘人之危等一概装聋作哑——从大肆宣扬的“抗战老兵”“川军出川”“抗战名将张灵甫”“我的团长我的团”“八佰”等等能看出这些是“国军”的“普世价值”吗？存心让人看了还以为是一群穿上“国军”制服的“共军”。

卑劣之七：自己随地大小便，却骂环境不卫生

所谓“中国人爱撒谎”“中国人爱造假”“中国人好内斗”“中国人一盘散沙”等等“劣等素质”实际全是“公知”的“素质”：

——“公知”发迹，靠的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的文凭主义/畸形科举制。既然只考核“说”不考核“做”，那“说一套做一套”就合法。既然靠“说一套做一套”谋生，那岂有不撒谎不作假之理？

——“公知”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只能“用‘说’欺负‘做’”。而“用‘说’欺负‘做’”本质就是内斗内耗。整天内斗内耗，当然只能是一盘散沙。

文凭主义/畸形科举制规定必须由有文凭/有功名的人当官掌权，也就是必须由“公知”/科举制制造的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当官掌权。这些人用权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强加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整个社会都被“爱撒谎”“爱造假”“好内斗”“一盘散沙”等“公知”/文人的劣迹污染。

一个简单的证明：越是“公知”/文人成堆的地方——机关、院校、会所之类，“爱撒谎”“爱造假”“好内斗”“一盘散沙”等“公知”/文人病越凶，人际关系越复杂，矛盾越尖锐，办事越难。越是“公知”/文人稀少甚至没有的地方——硬任务压倒一切的基层、生产科研作战位，“爱撒谎”“爱造假”“好内斗”“一盘散沙”等“公知”/文人病越轻微，人际关系越简单，矛盾越容易解决，办事越简单干脆。

如果“爱撒谎”“爱造假”“好内斗”“一盘散沙”等等真是中国人个个都有的胎里病、普遍的“劣根性”，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公知”整天骂中国人的“素质低”“劣等文明”“民智未开”……实际全是“公知”/文人造的孽。自己造孽，却反咬一口，把一切强加给整个中华民族——自己随地大小便，却骂环境不卫生。

鲁迅说过，苍蝇至少还有点道德：“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而“公知”的道德连苍蝇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