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感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还有人点赞？

李小飞刀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是清政府不愿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是清政府不懂国际规则还折磨外交使节”。

　　“‘义和团’是愚民暴民，破坏铁路是因为他们迷信坏了风水”。

　　“中国被殖民300年就是发达国家了”。

　　这类应属地摊文学范畴的所谓“历史”，这些年像走马灯一样，从小读本活跃到网络论坛，从论坛活跃到微博，从微博活跃到公众号文章，从公众号文章活跃到短视频。

　　近年来网络空间清朗许多，人们对涉历史与现实重大问题的认识更趋理性，类似文章已不能掀起大风浪，但依然有一些对西方“媚”“崇”“畏”者，不懈地通过复制粘贴改头换面的方式让它们“春风吹又生”。

　　刀哥最近就看到这样一篇奇文，说火烧圆明园“怎么成了国耻”，英法联军烧得好烧得对，应该感恩侵略者。

　　这样极端的观点，漏洞百出的文章，本不值得一驳，没想到居然能得到一些知识精英的认同，并非个例，让刀哥出乎意料同时，也感到有说一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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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之前，流行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并非如今的“自由民主”，而是“优等民族”。为消解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识，为帝国主义行为张目，当时的西方学界、新闻媒体炮制了大量描述“侵略者如何人道文明，被侵略者如何落后野蛮，西方侵略东方如何合理合法”的假新闻、假材料。

　　这些材料经翻译转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被一些“媚”“崇”“畏”者拿来当做“历史”，成为他们否定自身民族解放斗争，以所谓“真相”挑战正统主流历史叙事的滥觞。

　　火烧圆明园“怎么成了国耻”一文，又是这样一些材料的最新拼凑。

　　比如已经被用烂了的《南京条约》修约一事，这些“媚”“崇”“畏”者们的“历史”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清朝政府违背国际共识和通行贸易规则，拒绝开放和自由贸易，拒绝就已经签署十几年的《南京条约》与英国修约。

　　之所以拒绝，主要是“自大自负、目中无人”清政府抵制英国就修约提出的“公使驻京、亲递国书”要求，因为英国人坚决不磕头，而“磕头”是清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英国人因此“无门可入”，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能听懂炮火的语言”。

　　再加上，无视“国际规则”的清政府扣押了负责修约的英国巴夏礼使团，把有个叫的鲍尔比的《泰晤士报》记者喂了野狗，还有个法国人蛆爬满身死了。英法联军为了报复野蛮的清政府，这才烧了圆明园，以此作为“欺诈行为”的代价。同时圆明园是皇家别墅，烧就烧了，北京老百姓没受影响(可见英法联军的“仁慈”和“以民为本”)。

　　“皇帝因为自己的野蛮无知付出了圆明园被烧的代价”，而愚昧的京城百姓随后也加入到放火和抢劫的行列。一百年后这段历史“突然变成了人民的屈辱，国家的屈辱，民族的屈辱”，是个“笑话”，是被“任意打扮”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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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侵略者，“野蛮”的被侵略者，“愚蠢封闭”的政府，“愚昧又民族主义”的民众，对自己国家所有的恨，与对西方国家所有的爱，都在这样一篇文章当中又再度被凝聚了一遍。

　　然而英国政府的修约，修的是个什么“约”呢，是“国际惯例”吗?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尔敏，曾在他的《晚清商约外交》中专述过这个问题，王先生是在英国国家档案局查阅到历史原文的，故此可以大段引用他的研究。

　　“中英之间条约，原来并无任何修约条文，只是见到美约(中美《望厦条约》，“补壹刀”注)”有十二年修约的规定，根据中英《虎门条约》所定最惠国条款之权利，因此常为英国外交官引用……于此可使后世史家识破英国政府之恃强蔑理，正是充分表现帝国主义者行径。”

　　“一则若援美约，须待美国真正修约之后方可援例。二则即令要求修约之权可以成立，必须据规定，只是略加修改而已。”

　　然而，英国“狂妄贪婪”，要求中国之要点有：

　　一，准英国人随意往来中国内地及沿海各域。

　　二，确定鸦片为合法贸易。

　　三，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通过税。

　　四，准英使入驻北京。

　　五，英使如欲与内地督抚会晤，须立即接见。

　　六，肃清中国沿海的海盗。

　　七，订定华工出洋办法。

　　八，新订条约应依英文本解释。

　　王尔敏评价道：

　　“1843年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世局，以为从此中外和平可以持久。其实必然发生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在口岸开放不久后开始酝酿。最关键之点，即由于鸦片商品仍受禁制”，“修约要求虽不下八点，而根本宗旨，乃在于鸦片商品之合法化”，“战争契机、主动冲力全在英国一边”，“史实所见如此，正是英国政府处心积虑推动对中国外交之压力”。

　　“请看如此贪苛之要求，岂是修订商约所能做到，实等于另订政治条约，凡有良知学者，能不会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主动积极及其残狠之本性。简直欺愚中国之荏弱，把中国看成俎上肉而已”。

　　在跟清朝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是文明礼貌，诚实守信，代表国际通行规则的吗?

　　“大凡十九世纪英国来华外交官，无不带其高度文明自信，随机欺愚中国官吏(加塞条款，模糊翻译，“补壹刀”注)”

　　“我人勿责(中国官吏)昏庸。应知近代国际对等观念，系西方政治外交产物，只有英国人熟知。明知故犯，侵略中国，欺愚华官，方是史家重视关键。(中国官吏)自非愚昧，实是不明西方外交体制。”

　　王尔敏这一段讲得多好，这不是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而是正义公理良心在不在的问题。

　　英国作为掌握规则话语权的强势一方，首先无视规则，玩弄规则，拿规则去欺骗威胁弱势一方。英吉利强，则女王规则为“国际规则”，德意志强，则希特勒规则为“国际规则”，美利坚强，则华盛顿规则为“国际规则”，这哪是什么国际规则，分明是强盗逻辑，是“强权既公理”，为这种“国际规则”制造合理性的国人，哪是要维护什么“国际共识”，就是“媚”“崇”“畏”“跪”。

　　弱国无外交，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单靠顺着人家的“国际规则”，能争取到平等吗?

　　且不谈政治条约，在相关商约的谈判中“(清政府代表)无不开诚相待……竟无形使英人入侵协定关税特权”，如《五口通商条约》首次规定“英民华民商务诉讼，英民归英官照英国法律科罪(即领事裁判权，“补壹刀”注)”，《中英通商附黏善后条款》规定中国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不会给予中国任何交换好处”。中国议定出入口税则，“须英方代表共议”。《五口通商章程》规定“由(英国)管事官派属员约束水手”。

　　刀哥要问问那些说英国好心帮中国开放开明的人，这样一通操作下来，“开放”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独立繁荣”吗，中国的商人能“自由平等”的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跟英国商人竞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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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这篇文章更加荒诞的，是一些知识精英对这篇文章的认同。

　　刀哥看过一位早年间参加中美谈判的人的回忆，有一次，他与一个美国人谈肉类进口的问题，美国人说，美国的肉很好，不用你们检疫，你们中国的肉在我们美国只能做狗食。这句话当时就触怒了他，拍了桌子，要美国人道歉，否则谈不下去。

　　后来他反思，当时不应该动火，因为在美国人的文化里，狗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并不是侮辱人的词汇。他深感理解对方文化的重要性。

　　坦率地说，这位国人的反思有问题，“狗”在美国文化里不是侮辱人的词汇，但在中国文化里是，美国人是“狗”这个问题的提出者，中国人是接受者，美国人应该为他没有事先理解中国文化而反思，中国人作为接受者没必要为自己被动的反应而反思。

　　说白了，他的反思，也与中国当时在谈判中所处的位置有关。那些年，中国作为需要主动融入体系，学习适应规则的一方，必然是需要更多地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头脑中更多的是别人怎么样，而不是自己怎么样。

　　但是。

　　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会遇到许多老师，却没有一个人会去跟着老师更名改姓，毕竟学习不是卖身。更何况，国家间关系不是简单的教学相长关系，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前提。

　　全球化需要让渡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却不意味着要牺牲主权。开放并不绝对等于发展和繁荣，以独立自主安全稳定为前提的开放才等于发展和繁荣，把开放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开放才等于发展和繁荣。君不见，非洲大陆大概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地区，却也是最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

　　至于有些卖身于西方，为恩客陪酒脱靴者，为侵略者行为美化、道德上拔高者，枪顶脑门夸“皇军”枪法准者，君不见，他们的声音在荒野间飘零，他们的反思代表不了中华文明，他们的“灯塔”在约翰·霍普金斯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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