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是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有林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关系，首要的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但又不止是经济关系。此外，还有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而这些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我们曾经引用过马克思那段非常简要而涵义又非常深刻的概括：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

马克思这段话的后一句，向我们指明了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据我们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并非有的论者所说的是某一不够成熟的社会存在的几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综合基础论”坚持者所指的“总和”，而是指作为特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的生产、交换、分配等诸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马克思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还向我们指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在这里着重讨论的。

01经济基础产生上层建筑并要它为自己服务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一定的上层建筑，不论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并且竖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变革。农奴制的生产关系产生封建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并要求建立封建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产生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与封建所有制相适应的，是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和直接生产者被束缚在地产上的徭役劳动。在这种制度下，“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②。封建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不过是这种经济特征的反映。封建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在地主阶级中间，政治权力和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货币所有者，由货币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为其生产剩余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它不仅要求一切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自由买卖，而且要求人的劳动力也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在流通领域，商品买卖的双方必须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互相承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权利。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及其政治制度，都是在这种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说：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③】

由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是在它以前的社会中开始产生的，因此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在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社会中相应地出现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却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不是否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时候，固然还不存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尖锐化，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敲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门。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科学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的。

既然每一种特定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建立起来的，都是特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那么当这种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时，它的上层建筑也就必然发生变化和被消灭。

任何一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是属于握有生产资料而成为某种生产关系代表者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阶级。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资产阶级，为扫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封建的经济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且把本阶级的意志变成法律，上升为国家的意志。资产阶级国家一经建立，它的职能便越来越集中于充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保卫者。

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不凭借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得不到发展和巩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对于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恩格斯讲得非常清楚：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他在批驳莱比锡大学教授巴尔特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时，明确指出：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④】

事实正是这样。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各资本家集团间有矛盾，有争论，有时争论的很凶。这种矛盾和争论又必然在他们的政治代表中表现出来。争论归争论，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这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各派政治力量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家（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则是而且必须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维护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是把维护和发展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在此前提下发展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建立在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而决不能使主体和非主体易位。主体易了位，就势必引起基础的动摇和上层建筑的坍塌。

最近，有的论者批评了据说是前苏联版哲学体系提出来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原理”，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明确提出了这一原理。例如，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⑤】

论者说：由前苏联版哲学体系提出的上层建筑“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破坏和阻碍异己的经济基础”。

【“这种机械的‘反作用’理论，是束缚改革开放的思想根源——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破坏异己的经济基础——私有制’，不允许多种形式的的所有制。”】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的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符合当前生产力的状况，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护和发展这样一种格局的经济，正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职责。怎么能由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中推导出“不允许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的结论呢？其实，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而是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乃至由这个基础所决定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可以帮助它所反映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巩固，它也可以使性质与其相反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遭到瓦解。一个阶级如果在成为统治阶级前不用本阶级的思想冲击反动阶级的思想，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不使本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政治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因此，任何一个成熟的阶级，在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斗争中，总是把思想方面的斗争，同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斗争一样，作为重要的战线。

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是意识形态极强的国家。在那里，舆论工具掌握在各大垄断集团手中，宣传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像我国这样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则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让马克思主义占领舆论阵地，决不能允许利用国家的讲台、出版物、杂志、报纸、电视等舆论工具，宣传资产阶级观点，诋毁、否定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搞什么指导思想多元化。如果指导思想发生问题，人们就会失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会盛行。任其下去，必将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02需要不断加深理解恩格斯的一段话

恩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⑦】

我们认为，恩格斯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却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作的全面而又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把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把历史唯物论和对历史唯物论的庸俗化，区分得十分清楚。他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对历史唯物论的庸俗化，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重申了马克思和他本人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论的一元论的观点，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在归根到底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眼前的、直接的、表层的意义上，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认为，全面准确地理解这段话，有助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避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发生这种或那种偏差。

正因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要把有中z国z特z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经济、政治、思想统一起来，进行全面建设，使这几方面相互配合、互相促进，沿着正确的道路，协调发展。三者都是重要的，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建设事业失去平衡，影响前进，甚至走上歧路。

正因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斗争中的各个阶级，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总要使斗争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全面展开。在今天，我们不仅不能丝毫减弱这种认识，反而更应该强化这种认识。存在了70多年、曾经能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争雄的苏联，正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全面进攻，而自己则在这种进攻中全面退却之下而被瓦解、颠覆了的。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中的一些敌对势力正加紧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向我们展开全面攻势。为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同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斗争要讲究艺术，要讲究策略，就是说，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丰富经验的。

03对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再批判的简要回顾

20多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理论工作者曾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在“批判”中所散布的一系列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过较为系统的反批判，并在反批判中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批判得到了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是非，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一般说，当时的基本观点还是站得住的。但是，就笔者当时参加的有限范围来看，觉得有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有的问题当时说得还不够全面。

首先是如何看待“唯生产力论”这个词。

这个词，最早是“四人帮”的理论家康生把它作为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1月提出来的。开始他用的是“生产力论”，后来才改称为“唯生产力论”，并伙同林彪等人，把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观点，塞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随后，“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展开猛烈的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在反批判中指出，“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因为他们所批判的，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在“批判”中用来作为武器的，又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但如果抛开康生、林彪、“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单就“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来说，笔者认为既不能把“唯生产力论”作为贬义词，也不能把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为什么对这个词既不能完全否定又不能完全肯定呢？这是因为这个词是被作为贬义词而杜撰出来的含义不清的词。据杜撰者说，这个词“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考茨基、苏汉诺夫等所宣扬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解放后就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这段话含糊其辞。“解放后就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如果是指必须经过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并不错；如果是指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再搞社会主义，那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考茨基和苏汉诺夫等人，是以俄国生产力发展不够，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解放”的。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文章中，据理驳斥了这种观点。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把这种观点称为“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庸俗生产力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认为，一个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但还不够发达的国家，即使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也不应该进行革命，而应该等待生产力高度发展后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十分明显，这是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庸俗化了。说它是庸俗生产力论，恰到好处，比把它称为所谓“唯生产力论”，含义要清楚得多，可能发生的歧义也少得多。因此，我认为，除非在讲到同“四人帮”及其理论家康生这段斗争的历史，无论是在正、反两种含义上都不必用这个不科学的用语。

1977年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说：

【“‘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⑧】

我认为，这段话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

上面说的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再说说当时反批判中的几个明显的不足或缺陷。这是仅就笔者参加的范围所出现的，说的仅是个人的看法。

一个是，由于论敌把历史唯物主义颠倒过来，鼓吹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所以反批判必须侧重于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理，而对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阐述得不够充分。后来，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庸俗化的观点时不时有所抬头，同这一点不能说没有关系。为弥补上述不足，我认为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深入阐述：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着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在新旧生产关系交替的时期，它的反作用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上，历史唯物论和庸俗历史唯物论不同，它在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肯定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

这些都是反批判时提出的，但都没有展开。

另一个是，在对“四人帮”的反批判中，曾经说到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关注和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代言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但当时只是从历史观上区别这种不同，而没有比较充分地从经济性质上区别这种不同。人们知道，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其上升时期，是狂热地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时说过：

【“有人责难他，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牺牲了多少人和资本价值。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出色的地方。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⑨】

同样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是为了保存和增殖资本；而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则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使劳动者逐步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用后来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此，当时虽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展开，没有详细论述。

在那场就“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而同“四人帮”展开的斗争中所存在的不足，笔者就想到这么一些。遗漏肯定会有的，有些问题由于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周，也是在所难免的。凡此种种，都应结合实际进行再认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第70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同上书，第701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6—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8—28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