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之九

江涌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派纷纷抛弃君权神授思想，认为权力都来自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支持。人民是一个政治属性，自然社会属性就是大众，就是多数人。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道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经典名言，其英文是“Knowledgeispower”，准确的翻译应当是“知识就是权力”。自古至今，拥有掌握权力的往往是少数、关键少数、是社会精英。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理论上是掌权的与授权的关系，实际上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果断回答“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老百姓赋予的。我们代表了广大群众，人民就拥护我们。”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政权合法性的生成和稳固依赖于人民的充分信任。如果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结构、活动方式和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正确性和代表性缺乏信任，或者对于政治体系中公务人员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品质缺乏信任，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旨在充分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不论是什么市场经济，贯穿或通行的是价值规律、资本积累基本原则，价值规律与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是优胜劣汰，胜者即优者，就是最适合生存的成功者。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金子，是精英，大众则是品位、颗粒大小不等的沙砾，是愚氓。如此必然会导致个人英雄主义，盛行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搞市场经济，视市场调节为基础性、决定性法则，奉商品拜物教，似乎很唯物，实际则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把“企业家精神”推到了现实乃至历史的至高点，科技管理创新、物质精神财富创造、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创设等等无一不是企业家呕心沥血抑或灵光一闪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声不响发大财，赚钱，创造财富，依靠社会精英。精英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久而久之便与大众对立，官民对立。“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西方学者认为，合法性主要是指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早在《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如果老百姓总是“老不信”，就会出现所谓“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亦即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统治者无论是讲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干坏事，民众都会给出负面评价。当一个政治体系对民众不再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民众以政治冷漠表示对政府缺乏信心与信任时，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将面临危机，就会在危机出现或大敌当前，出现苏联解体时那样的寒心局面——竟无一人是男儿。

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581页。

³【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中》。

⁴语出马克斯·韦伯，转引自王鸿貌《税收合法性研究》，《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⁵【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⁶习近平《努力打造“信用浙江”》，《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机会主义者为了早出政绩、快速晋升，为了不加区别的选票，无原则地一味地去迎合大众，讨好大众，为此大搞民粹主义，如主张将国家外汇储备或国有资产分给大众，热衷于不切实际的（不纳税、高福利等）承诺，把民粹主义当做“施仁政”看待。“施政既要照顾眼前利益，更要着眼长远利益。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市场调节可以增加经济活力，进而有益于大众于清渠取活水，但是水源和主渠道往往由精英掌控，因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有利于少数。不难看出，搞市场经济对于大众而言实质是“行小惠”，由此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必须用社会主义来规定规范。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大众的信任与支持，一方面，政府就成了少数人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会所，政治上就不会有所建树，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政权会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给美西方实施“颜色革命”的机会。在战争、暴力因为大杀伤、高代价、重血腥而被世人日渐排斥的时候，非传统、非暴力、低烈度的对抗方式日渐被美国霸权主义、西方强权政治所青睐。“颜色革命”就是美西方大国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相关目标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舆论等渗透，培育并支持代理人或反对派，趁议会或总统选举等各种有利时机，发起群体性反抗运动，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夺权，即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来夺取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政权。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空地带，一如“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正义力量不去革命，反动势力就必然要反革命。“颜色革命”就是反革命。“颜色革命”的实质是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是对二战后世界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果的“秋后算账”。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苏东剧变，尤其是信息化、金融化与全球化发展，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因为没有了社会主义强大阵营的有力制衡，没有来自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有效抵制，美西方的反革命行动更加肆无忌惮，肆意挥舞资产阶级专政与殖民主义大棒，让国内的广大无产阶级和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拿走的，给我拿回来；吃下去的，给我吐出来”。在国内，不断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导致中产阶层不断萎缩甚至坍塌，无产阶级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如此纺锤状社会变成了“M型”，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亦即1%与99%的对立；在国际，对于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的革命胜利与和平红利，更加仇视与敌视，用包括经济金融的、政治外交的、甚至军事暴力的手段，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不断侵蚀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甚至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权，使之成为实际的经济与政治附庸，进而获得极大而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⁷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⁸《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崭新的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很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群众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新时期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伟大事业，更是一场伟大斗争。事在人为，斗争更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最坚强的保障。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信赖，得到人民拥护。今天，如果还真的存在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那只能是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众志成城，凝聚磅礴力量，组织人民防线，发动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大众创造的，精英只有和大众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创造财富的价值，才有历史价值。充分发挥和调动精英和大众的两个积极性，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汇聚磅礴力量，赢得反击“颜色革命”、中美博弈等系列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