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

王传利

信息革命时代，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短视频APP、网上论坛等新兴媒体营造的网络信息空间已成为宣传思想工作和舆情斗争的重要领域、重要阵地，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新媒体视野中的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时代构建的后真相图景

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普及的速度让人难以置信。1987年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标志着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88亿人，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5亿，人们见证了网络发展速度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2018年第一季度，腾讯旗下的微信用户在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10.40亿，同比增长10.9%。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由阅览、收看主流媒体，转为绝大部分信息从包括新媒体在内的网络上获得。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世界的既定的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密切关注新媒体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新变化：

【“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1]】

这是宣传思想工作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充分认识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运用好网络传播规律。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反过来对思维的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人们借助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语言、文字、图像以及其他符号系统加工和接受信息。传统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法，往往是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合乎情理的逻辑，诉诸理性，以理服人，得出结论。宣传部门开展社会的或政治的动员，需要评估现实局势，了解受众的现实利益，提出明确、深入人心、容易理解的口号，启发大众觉悟，达到社会的或政治动员的目的。传统的真相时代，遵循的是理性原则、真相原则。

但在传统的真相时代，并不排除操纵意识的非理性原则在个别场合的少数运用。少数人已经在理性时代，先行一步地运用了非理性原则。美国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双方的宣传活动，他认为，控制人们的精神状态，

【“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2]】

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声称：

【“群众接受能力极其有限，他们的理解力低下，忘性却极大……只有那些将普通概念重复上千遍的人，群众才会把他记住。即便说谎，也要厚颜无耻地撒下去：人们乐意相信弥天大谎，而不相信小骗术。”[3]】

希特勒培养了一代“谎言巨骗”戈培尔，主管宣传工作。纳粹宣言利用了人们潜意识里存在的个体行为与群体相连的“群体归属感”，他们认为，当受众在思想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周期性地强化概念，即便是错误的违反常理的概念，也会得到受众的认可。在苏东剧变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被投入监狱并接受审判，事后证明，他们的罪名都是西方反共势力事先精心编造的蒙蔽人民群众的子无虚有。被粗暴地处死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安上了下述虚构的罪名：六万多人成为殉难者的屠杀罪；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齐奥塞斯库的这些罪名，尤其“在国外银行存款”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完全是西方媒体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领导情绪而编造的骗人鬼话。但是，澄清这些事实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那些谎言的制造者早已无影无踪。

传统媒体比较尊重事实，而新媒体刻意创设“事实”。我们还可以在卡扎菲之死、萨达姆之死等事件中，看到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除了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受众人数众多等特点之外，还可以看到新媒体善于创造受众认为是事实的“事实”，让受众不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外界灌输和建立的虚拟世界里；面对的不是传统社会里的真实的事实，而是新媒体按照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加工过的“事实”。新媒体创造的或虚构的“事实”，直接对公众的心灵产生影响，对社会意识存在直接发生影响，将公众的思维和行动引导到未必出自本身所愿但客观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引导者精心设计的方向。新媒体操纵意识形态的效果，就是受众自己不清楚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甚至自己反对自己的利益；干扰和破坏受众正常的思维逻辑，将错乱的不合逻辑的思维当作科学的思维逻辑。

在传统媒体条件下，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在基本事实之上添加一些虚假的信息。否则，一旦大量不真实的信息被揭穿，阴谋诡计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传统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具有较高的可控性。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太快，信息量太大，让人应接不暇，纠正错误信息的速度，赶不上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的速度。造假者往往处于主动状态，而澄清事实者处于被动状态。即便发现了造假的信息，并为纠正虚假的信息而发布准确的信息，也很快被更加让人亢奋的信息淹没。新媒体用户已经难以辨别真理与谎言、事实与虚构。受众中的普通群众，长期被富有偏见的信息“洗脑”，在关键时刻往往无法辨别真伪。即便是受众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其充分了解的也只是广大世界之中很狭隘的领域，对超出他们专业视野之外的事物并不熟悉。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势力，借助新媒体以假乱真的造假效果，足以迷惑绝大部分受众。即便是个别头脑清醒者觉悟了，但造假的效果已经在社会上发酵和扩散，一一纠正澄清已经来不及了。西方意识形态专家们往往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这种特点，输出西方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敌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意识形态操纵，部分地实现了“不战而胜”和搞乱敌对国家的目的。继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在西亚、北非搞“颜色革命”，借助颠覆对象国的网络平台，采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等手法，制造虚假消息数据，迷惑受众，激起社会大众反对政府的浪潮。

一些国家的政治家痛定思痛，反思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沉痛教训。2011年9月24日，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作了题为《多数人的政策是争取胜利的方针》的报告，在谈到“所汲取的教训”时指出：

【“要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信息传媒政策高度负责。在关键性时刻，无人可以使‘改革家们’的破坏性欲望冷却下来，蜕化变质分子已经被提拔到苏联的许多重要岗位上。反共宣传在加剧，民众被虚假报道和虚假信息蒙蔽，在大众传媒上一小撮人的疯狂野心被冒充说成是‘人民的意志’。”[4]】

对西方借助新媒体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习近平总书记有清醒的认识：

【“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5]】

高度重视新媒体的意识形态舆情

新媒体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网络“扳倒中国”。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反共老手杜勒斯强调，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后，西方国家的政要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共产党要管住互联网，无异于将果冻订在墙上”。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其国内辩论中曾公开宣称，要与中国争夺新一代的互联网网民，希望通过影响他们带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借此扳倒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多次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对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进行抨击，甚至煽风点火，企图拉拢部分互联网企业抵制我国的网络管理政策。种种迹象表明，网络领域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醒的，

【“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来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6]】

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以国际贸易和国际文化交流为掩护，加紧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向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着力培养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者和代言人。香港回归祖国后，敌对势力将香港当作对中国内地进行颠覆、渗透的桥头堡。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闹剧，就是香港少数激进团体在外部势力怂恿支持下，打着“民主化”旗号，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精心策动的一场“颜色革命”。随着我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活动愈加猖獗，加紧实施高校讲坛、网络平台上的“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西方国家经常炒作“中国黑客威胁论”，事实上，“棱镜门”证明了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具有了在新媒体上发动技术攻击的能力。与海、陆、空、太空武装力量并列，美国网络战部队已经超过10万人，并处于招兵买马的扩张中。美国不仅在现实世界里当“世界警察”，而且还要在网络世界里充当“世界警察”。2018年3月，中国安全研究人员表示，中国某军工企业被美、俄两国黑客攻击。美国黑客和俄罗斯黑客在2017年冬天入侵了中国一家航空航天军事企业的服务器。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美国以数千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数百万上千万台主机、数千家网站。美国已经控制我国内地网站的数据，占所有控制我国网站国家和地区来源的第一位。

显然，西方敌对势力将互联网看作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借助新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使之成为策动“颜色革命”的利器。美国兰德公司一位教授说：搞垮中国，要让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中国官员“腐化”，让中共领袖“丑化”，让马列主义在多元化意识形态冲击下“溶化”。他们的叫嚣，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得到了扎扎实实的贯彻落实，其险恶目的已经部分得逞。他们以文化、文明诱惑掩盖政治图谋，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掩饰其政治意图，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西方敌对势力纠集了反共反华分子，在境外建立了大量反动网站。西方豢养了大量网络职业黑写手，在新媒体上诋毁我国政治制度和建设成就。他们还通过授予奖项、名校访学、高规格接见、提供境内外活动平台、提高“异见人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方式，拉拢诱惑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专家学者、记者、律师、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接受西方价值观，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这些受到西方“洗脑”的人中，不乏在新媒体上“呼风唤雨”者，甘愿做西方反共活动的“急先锋”。这些人忘乎所以，经常就时政话题和热点问题在新媒体上发表言论，将社会问题政治化，诋毁和批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宣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尽渲染、刻意放大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各种问题之能事，甚至制造各种社会谣言，煽动不辨是非的人们抵触、仇视我国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

西方反共势力鼓动的网络黑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编造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谬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对西方政治衰败和经济衰退的事实装聋作哑。他们污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说共产党“垄断”了国家的经济资源、国有企业“低效”，而完全忽视了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的制度优势，完全不懂得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他们丑化共产党政权，说共产党政权是“专制”“独裁”的政权，罔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变革。他们诱导受众产生反国家情绪，仇视权威，将怒火和敌意发泄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网上曾经大量出现污蔑城管的言论，其实，污蔑城管绝对不是他们造谣生事的终点。他们抹黑城管后，注定要抹黑警察，继而抹黑军队，目的是当出现苏东剧变那样的局面时，让国家力量丧失维持秩序的功能，放任局势恶化。

这些人的言论一旦被网络管理部门查封删除，他们便利用网络遥相呼应，相互打气，相互支持，集团冲锋，围攻网络管理部门。某教授在网上发表激烈的反共言论被学校严肃处理，与之持相同观点的人员网上发声，说什么“×××教授被处理，让人嗅到‘左’的气息”“××事件，比因引言获罪更可怕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不发声，这种文革式运动没准就真的回来了？没准又会出现这种网络投票式审判，无法律、无审判式判刑”，气焰极其嚣张。爱国与卖国、爱党与反党的两种力量在网上激烈争吵，甚至发展到线下约架打架。

早在2005年，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提出，要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7年，他们借助境内外的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扩散“普世价值”论调。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对“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集中发声，以“普世价值”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曲解抗震救灾精神、曲解奥运口号、曲解改革取向，误导了很多群众甚至党员干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洞若观火，心知肚明，对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宪政”的实质明察秋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7]】

有人讲宪政，套的是西方的宪政，那还有党的容身之地吗？

新媒体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喧嚣的平台。历史虚无论者善于利用新媒体将全部事实肢解，突出某一方面的事实，但掩盖其他事实，在虚假的基础上构筑虚假的信息框架；善于切断历史，破坏历史记忆，故意混淆时代条件，将表面现象抽象化、绝对化，忽略历史现象发生的客观条件或具体环境；故意抬高历史上的某个反共人物，或者故意妖魔化亲共拥共的人士。一些人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丑化、妖魔化革命先烈，贬损和否定中国革命历程的正当性。他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不管是古代和近代的民族英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先烈，尤其攻击建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企图毁掉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一些敌视社会主义政权的狂徒，见不得人们在网上表达爱国之心，甚至打压境外同胞表达的爱国心情。那些让中国人民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经典英雄人物，常常在情感上、道义上被诛杀。中国共产党阵营里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常常都被安上精心罗织的罪名，受到恶意诽谤和侮辱。历史更加久远的中国古代的杰出人物，也常常被妖魔化。为了保卫英烈的荣誉，一批正义爱国人士与攻击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之间曾经在新媒体上发生了多次激烈交锋。无数革命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而这些英烈的荣誉，居然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法律诉讼来维护，实在让人悲愤。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新媒体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发展，具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快捷、高效、面广等传播特点。但新媒体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扭转了一度被动的局面，但是，新媒体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新媒体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是我们与敌对势力之间发生的没有硝烟却非常激烈甚至有时是你死我活的交锋和搏杀，其间，我们还肩负着说服教育受蒙蔽不明事理之人的责任。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渗透反渗透、颠覆反颠覆的斗争，铸魂与“蛀”魂、固本与“毁”根、爱国与卖国的较量，将空前尖锐、激烈和复杂。因此，既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吸收外国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金，又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侵袭，坚决抵制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新媒体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控制的政治图谋。

在新媒体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政治能力。在新媒体上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必须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超强的网络边防军。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思想文化理论宣传部门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松、散、乱的格局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扭转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一些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者，已经丧失做好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本领，不懂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缺乏维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大好局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般性常识，没有明辨政治是非的能力，没有分析复杂的社会思潮的能力，已经丧失了对新媒体上出现的错误言论的分析批判能力和社会思潮的引领能力。有一些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者，本身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本质区别。他们曾经对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出现的混乱局面麻木不仁，热衷于保住个人官位，胆小怕事，当新媒体上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奇谈怪论之时，不但不能主动地站出来勇敢地与错误思潮作斗争，不敢对错误思想亮剑，反而迎合错误思潮。另有些人则以反对错误思想的干将自居，异常积极地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害怕新媒体上出现任何有政治色彩的言论，简单粗暴地执行党在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方针政策，既封锁传播负能量的言论，也封锁传播正能量的言论；既压制反对马克思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错误言论，也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拥护者的正确言论。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与解决，将成为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政治隐患。

维护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还应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在事关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党员干部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在今日之中国，既存在着在新媒体意识形态斗争中缺乏国家安全概念，旗帜不鲜明、言行与身份不相符的个别党员干部和学者，也存在着一些被西方价值观俘虏的西方思想的“应声虫”，给反共言论披上“言论自由”的外衣，声称“如果他们讲的不对，你可以让他们把话讲完，然后再去跟他们辩论嘛！”说什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怕西方的文化渗透吗？抵制西方文化渗透是自我虚弱的神经质表现”。这些所谓的道理，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之“理”，而是放纵西方文化渗透、挑起事端之“理”。如果让西方文化渗透大行其道，反共反华言论自由扩散，然后再去辩论取消其影响，就等于允许违法乱纪者肆意放火，然后再组织消防官兵奋力灭火。为此，需要投入多少消防的物力和人力？假如有一个反华反共分子恶意抹黑中国，在一天时间里捏造了一千个谣言，那需要多少严肃正直的人士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将所有涉及的事实调查清楚，并向社会宣布和澄清？况且一个反华谣言澄清后，新的谣言又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就算澄清了事实，又怎样让所有上当者都来听信你的澄清？这就让一个反华反共分子轻轻松松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人民平安幸福，有必要对西方的文化渗透给以严厉的打击，绝不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社会主义中国不是一个让反华反共势力自由言行的大花园，让他们随意地站在游园的人群面前进行文化渗透，行诬陷抹黑中国之能事后，花朵依然艳丽，青草照旧碧绿，鸟儿未停嬉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地回家。现实社会根本不是这样的。再聪明的人也会有认识的误区，长期被谣言迷惑的人们，很难从谎言的逻辑和依据中自我清醒。所以，绝对不可给反华反共势力以言论自由，毒害人民的思想，威胁国家安全。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取消国家的边界。虚拟世界里，依然存在着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维护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还应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获得亿万人民拥护的经验丰富的坚强的政党。面对新媒体上汹涌的西方文化渗透和凶险恶毒的政治颠覆图谋，党中央沉着清醒、冷静应对，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专门成立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委员会。新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引导，必须与现实社会的为人民服务的成就结合起来。中国有句俗话，打铁需要自身硬。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将真心实意拥护人民战争的革命群众当作打破“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铜墙铁壁。当前，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依然是我们在新媒体上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和政治颠覆的坚强后盾。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正确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切实维护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而不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签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治理腐败，开展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打压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解决了许多人民群众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够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打赢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注释

[1][6][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5、29、19～20页。

[2]［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3]转引自［俄］B.A.利西奇金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4]徐元宫：《今日的俄共如何反思苏联解体》，《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8日。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