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何干强

作者按：今年（201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40周年，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于开创美好未来，十分必要。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开创的科学思维方法——唯物史观。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力求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梳理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此文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高翔主编:《社会科学蓝皮书》，Ⅱ，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页～52页）。考虑到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对当前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要，现不揣冒昧，将此文授权察网网络首发，以抛砖引玉，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一、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提问

（一）中国道路的探讨源自新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中国道路是对新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比喻性的概念。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道路成为全世界议论的热点。它与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等，具有许多相似的含义；但是更注重新中国的历史时空进程及其巨大变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中国，满目疮痍，几乎没有重工业，轻工业只有少数纺织厂，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挂了“洋”字。1949年，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人均寿命只有35岁。[②]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16%，欧洲12国的18.6%，西欧诸国的17.1%，拉丁美洲的56.6%，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4%。[③] 而到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④]每五天创造的经济总量，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宇航高端技术的国家行列，被称之为“亚洲的新领头羊”、“世界经济的新引擎”。[⑤]从1952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8%左右。[⑥]在2007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虽受到影响，但是2007年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的速度仍分别达到11.4%、9.0%和9.1%，[⑦]这被誉为经济“奇迹”。

新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又与世界经济的衰退状态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自然会引发人们探讨中国道路的兴趣。

（二）中国道路的解释必定会有分歧

不言而喻，人们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是从新中国60年发展过程取得的伟大成果开始的。也就是说，这种思索“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⑧]。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或理论概括产生分歧。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中国发展的历程是客观的，但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现象形态与本质联系，同任何事物一样，两者并不会一致，某些表面现象常常掩盖深层的本质联系，某些假象甚至扭曲发展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外是外部客观的经济现象在具有不同世界观、历史观，从而在具有不同思维方法的人头脑中加工的产物，这种头脑加工厂的差异或对立，也必然导致对中国道路理解的分歧。这就是说，尽管人们都看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巨大变化的同样结果，但是，对其内涵、原因、现象、前景等方面的认识，却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或解释；由此必然做出对中国道路不同的理论概括。这又必定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道路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判断。

（三）对某些理论观点的学术提问

目前学界研讨中国道路，有的注重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总结历史经验，有的着眼于国际比较，有的从现状出发研究未来发展的战略，有的探讨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多视角的研究，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是，也有一些颇有影响的观点，值得商榷，主要有以下方面。

1．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一种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道路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道路，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种概括包含部分真理，因为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确存在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走向工业化、信息化的一般趋势。马克思也有过“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⑨]这样的表述。但是，这种一般趋势毕竟是从生产力视角对社会发展的抽象，只能说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共性，而现实的生产力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撇开生产关系来谈中国道路，就缺乏现实性。对此有必要发问，中国道路是否包括生产关系的内容？ 在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上，另一种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的发展是“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与自然经济对立的社会分工制度（本文下面将具体阐述），那么这种概括也包含部分真理。但是，社会分工制度的转变所涉及的毕竟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流通层面，而要阐明中国道路，就不能撇开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分配关系等层面。因此，对这种看法有必要发问，您所讲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脱离任何所有制基础的吗？

2．关于中国创造奇迹的原因。这是研讨的重点。有人依据中国经济市场化、私有化“改制”的实证资料，认为总结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经验，“华盛顿共识”是一个可利用的分析框架。[⑩]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次会议上形成、后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采纳，制定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政府非调控化。[11] 简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奇迹”应归功于私有化“改制”。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的推理必定是，中国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美国未来学家约瑟夫·奈就持这种观点。他是称赞“中国奇迹”的；但是当有人问他：“你认为所有的国企都应该私有化吗？”他只说了两个字：“是的”。[12] 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都造成灾难性后果，难道在中国却能创造奇迹？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自始就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难道中国道路的奇迹与此无关？

3．关于中国发展中出现新问题的解释。这是讨论的热点。近些年中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劳资矛盾凸显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社会问题。对于这种现象，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一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撑，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达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又重新趋于平等，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这种理论又被进一步扩大到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认为，在这种过渡阶段，犯罪率等不良社会现象必然增加，而以后会趋于好转。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目前中国出现的人民群众不满意、不高兴的问题，就成了有理由存在、现阶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实，“倒U型”假说是对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归纳出来的现象；已有经济学家指出，“倒U型”假说缺乏普遍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支持，[13] 因此，对这种解释必须提出，能否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经历扩大为各国的一般规律？实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中国是否也必定离不开“倒U型”曲线的发展轨迹？

4．关于中国道路追求的目标。这又是一个研讨的重点。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2004年发表《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发展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是“（社会）公平”和“（自主技术）创新”；中国有学者认为，在弄清这两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战略模式。[14] 简言之，主张把雷默的“公平”和“创新”理念作为中国道路追求的目标，不过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种主张与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美国学者阿瑟·奥肯的“效率平等替换论”有相似之处，奥肯认为，追求市场机制的效率与追求个人收入均等化这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15]不同之处是把“市场机制”换成了“（自主技术）创新”。强调今后要重视自主创新，这无疑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公平”毕竟是抽象的社会关系范畴，把它作为发展目标，立刻就带来一个问题，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资产阶级也主张“公平”，而实际上“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16] 难道可以把资产阶级公平作为中国发展追求的目标？

（四）理论概括的差异体现出历史观的差异

上述对某些理论观点的学术提问，表现出双方对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中国发展的经济方面）认识上的重大分歧。在这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中，有的只看到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层面，具有片面性；有的只看到生产关系的流通层面，具有表面性；有的把私有制当作中国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无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在中国发展中起基础作用和支柱作用的事实，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的用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出现的新问题，具有思想方法的静止性。它们回避了：中国处在何种历史方位或人类社会发展的何种历史阶段？谁是中国道路行进的主体或“主动轮”？中国道路是否存在客观必然性？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存在何种联系？中国社会主体怎样才能正确把握未来道路走向这一系列问题。可见，这些观点对中国发展的认识，都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唯心史观及其思想方法的印记。从这些提问和本文下面论述，读者不难看出，以上对这些观点的商榷性提问，依据的正是与之相对立的唯物史观及其思想方法。

这里，笔者不禁要回顾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这篇脍炙人口的论文中，他依据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实，深刻地批判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指出，是中国人民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才“改换了方向”，“最后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7] 今天，我们要科学地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坚定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最根本的思想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观。

二、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人类思想史迄今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丰富的内容，需要我们下功夫理解。温故而知新，就研讨中国道路而言，很有必要深入回顾和深入发掘唯物史观的下述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点：

（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存在客观规律

马克思在1859年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论述，强调必须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出发，解释人类社会的进程；精辟地表述了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社会的现实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等基本范畴及其辩证关系，阐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已经历的几个时代和发展趋势。[18] 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1卷时，又在序言中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9]，这里，经济的社会形态，指的就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正是由于生产关系发展存在客观规律，决定了包括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存在客观规律。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20]《资本论》揭示了社会是按照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与否定等辩证法运动发展的，揭示了包括社会经济运动一般规律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从而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无法选择和决定的。用这个基本观点来看，探讨中国道路必须弄清它所处的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历史阶段性和客观必然性；充分认识，尽管中国道路曾经或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是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中国人民遵循客观规律的结果，而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

（二）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1.整个社会的形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基础决定的。在以上某些必须商榷的理论观点中，几乎都不提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但是，唯物史观却深刻地揭示出所有制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这里有必要不惜冗长，引证马克思的论述：“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21]这里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指的就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或简称所有制。《资本论》正是从生产资料占有权关系、劳动力所有权关系和使用权关系、剩余劳动占有权关系、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等多个视角，[22]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这个最深的秘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才使人们弄清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真面目和发展趋势。在上述引述中，马克思强调，“任何时候”研究社会形态，都应当找出所有制这个“隐藏着的基础”，这就告诉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发展，也必须高度重视分析所有制这个经济基础。

2.在历史时代的演进中存在着过渡性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形式。唯物史观并不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所有制都是单一的、纯粹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23]就是说，正象地球演进过程中存在兼有不同地质层的过渡性地层一样，在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也会存在新旧时代融合的过渡性的形态；例如，英国在15世纪中叶直到18世纪末叶300多年，都处在从封建主义转向大工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经济形态。从微观看，所有制也存在过渡性的经济形式，并会表现出“无数色层”[24]。《资本论》就分析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工人自己管理的合作工厂和英国的小土地“分成制”等过渡性经济形式。[25]过渡性经济形式具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其新旧生产关系因素相交织，在自我扬弃中发展，马克思就分析了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地扬弃”、合作工厂“积极地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26]可见，弄清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不仅要分析已经成型的、典型的、具有本质特征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应研究由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关系融为一体的过渡性的经济形式。

分析中国道路，西方学者往往使用所谓“混合经济”来描述中国经济形态，这显然不如唯物史观使用“过渡性经济形态（宏观角度）”或“过渡性经济形式”的范畴科学。因为“混合经济”只表示不同经济因素处于融合的状态，具有形而上学的静止性；而过渡性经济形态或形式则指出了经济体处于新旧“过渡”的运动之中，反映了经济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因此，弄清过渡性经济形态或形式范畴，对于摒弃非此即彼、非公即私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经济形态的现状，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十分重要的。

3.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或结果。唯物史观揭示的所有制在整个社会的基础作用，最直接的，就是在经济领域对分配关系的规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27]“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8]可见，要解释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必须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或“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所有制的社会性质，才能抓住根本。那种从抽象的公平观念出发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把抽象的公平作为分配关系合理化的目标，显然没有弄清产生分配问题的因果关系，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4.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必然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解所有制在整个社会的基础作用，必须充分认识，私有制的分配关系，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因而必然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阶级”，这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得出的政治结论。它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指出，“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29]列宁后来清晰地阐明了所有制与阶级的关系，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0] 然而理解到此还不够。马克思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1]可见，只有不但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全面地理解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从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过渡的基本观点。这对于全面理解中国道路无疑是至关紧要的。

（三）社会经济结构包括多层面的经济关系

1.社会经济结构的含义。研究中国道路，十分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判断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科学，关键看是否形成了有助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之间持续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结构。《资本论》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过程中，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范畴做了明确的阐释，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独特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32] 可见，马克思是从“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和“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相结合角度、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它包括（1）“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中的关系）和（2）“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体”或者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近些年来，学界判断社会经济结构是否合理，通常应用西方经济学关于三次产业的结构和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来论证，这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是，对照唯物史观阐释的社会经济结构范畴，这显然有片面性，因为这些结构都撇开了生产关系这个重要层面。如上所述，所有制关系规定了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决定了市场上有购买力的需求或社会实际的消费力，因此，将孤立地研究生产力结构，就必然不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结构关系,也不能揭示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结构关系。可见，科学地阐释中国的发展方式，必须确立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结构观。

2.广义生产关系包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社会分工制度和所有制两个关系层面。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使用生产关系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生产关系或微观的生产关系指的就是所有制，广义的或宏观的生产关系则包括所有制和社会分工制度两层社会关系。

所有制与社会分工制度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制指独立的生产单位（企业）内部或者独立的单个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占有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分工制度则是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分工关系，包括不同产业、行业和相互独立的生产单位、生产者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的社会分工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演进，迄今已先后有自然经济的社会分工制度和市场分工制度。前者以产品自给自足为特征，是在狭小范围的、社会需求基本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由某种权威有计划直接分派实现的、较为固定的社会分工形式；[33]后者则是通过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流通，自发进行、由市场竞争决定、间接实现并不断扩展的社会分工形式。[3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严格地区分开来；由此深刻地阐明，体现前者的一般商品流通与包括后者的资本流通，虽然两者有一定的共性和联系，但是在社会关系性质上却有原则区别。商品流通体现当事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即自主选择、相互依赖、平等竞争的关系，它不包含生产环节。资本流通则除了经过一般商品流通阶段，还要经过生产阶段，因而除了包含商品流通的交换关系之外，还包含着生产中的所有制关系；对于私人资本流通来说，它必然包含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剥削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商品流通领域是不存在的。[35]

唯物史观还揭示出，体现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一般商品流通总是与一定历史形式的所有制结合而存在的。《资本论》指出，一般商品流通并不只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在一起，在历史上曾经是以原始共同体、奴隶制、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私有制为基础的。[36]可见，脱离一定所有制，孤立地研究社会分工制度，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从唯物史观的这个观点来看，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来分析现实中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那种撇开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把中国道路解释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只孤立地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看问题，是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道路真实发展的。而那种把市场经济仅仅理解为只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从而隐蔽地把“转型”解释为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更是会误导中国发展方向的。

（四）社会发展机制中存在“主动轮”

1. 在社会发展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观点，研究中国道路应当高度重视。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影响历史过程的，还有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上层建筑所起的反作用。他还指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沿着同一方向、相反方向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进行。[37]其实，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乃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挥能动性作用的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矛盾和斗争，则是各阶级、阶层发挥各自能动性作用的表现。他们中的无数个人的意志、行为所起的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相互碰撞、冲突形成的结果，会促使社会展现出曲折、快慢等发展状态。这就意味着，要弄清社会发展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状态，必须具体分析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当然，由于决定人的意志、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由于同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具有共性，所以，这些作用力形成的总的合力，会有确定的发展趋势，它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中产生的阶级及其矛盾和斗争决定的。由此看来，研究中国道路，既要弄清总的发展趋势，还必须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空间、时段或时点，具体分析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矛盾和斗争的实际情况，包括重要人物个人的作用，这样才能具体阐明中国道路的前因后果。

2.人的经济行为是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表现。既然人的意志、行为的根本动因是经济利益，在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人的行为中，经济行为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尽管受主观动机支配，但是就其谋取物质利益而言，却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所处的生产关系制约的。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个人不得不处于一定经济地位或者阶级地位，总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承担者（利益的谋取、维护者）来从事经济活动的。这就是说，生产中的个人的经济性质及其行为，“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38]，即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表现。马克思的《资本论》自觉地贯彻唯物史观的这个观点，其“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9]。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商品交换者是商品交换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40]、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41]、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42]、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43]；这都告诉我们，人的经济行为具有由其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客观必然性。当然，个人的思想观点、业务能力、文化素养等能动性因素也会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会对生产关系产生各种反作用。《资本论》就阐述了人的能动性行为，如资本家运用延长劳动时间、运用科技改进机器和工艺流程提高生产率、劳动强度等加强剥削，工人有意识地团结起来反抗剥削，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这些经济行为都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发生了影响，然而，决定他们的这些经济行为的最终原因，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关于生产关系人格化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都是一定经济行为推动的结果，它们显然体现着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我们只有从中国当代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对改革和发展的具体行为的科学与否，作出判断。这也说明，不应当撇开生产关系或所有制来谈中国道路。

3.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社会机制的主动轮。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44]。这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上面提到，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各阶级、阶层都会发挥各自的能动性作用，但是这样理解还不够，还必须充分认识，在一定历史形式的社会中，只有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才能在社会运动机制中起“主动轮”的作用，即起支配作用或主导社会按一定方式循环运动的能动作用。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因为，他们是“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45]，他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相结合，成为现实生产过程的能动性因素，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因而他们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能源”、动力。但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们却不是“主动轮”，因为他们总是处于被统治、被支配和被强制的地位；只有生产条件的私有者才是生产的支配着和强制者，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私有者阶级才是支配社会机制的“主动轮”。可见，弄清社会的“主动轮”是谁，对于阐明社会运行机制和发展道路的方向是必不可少的。要阐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征和创造奇迹的原因，就不能不认清当代中国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必然性，从而弄清人民群众这个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成为新的社会机制“主动轮”的伟大历史作用。

三、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一）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简要历史回顾

重温唯物史观的上述重要观点，就可以清晰地认识，新旧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所谓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简要地说，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将其具体化为适用于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过程。

这种自觉性，从建党初期，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中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首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篇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标题使用的唯物史观话语的一致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体现了应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以贯之。我们党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分析旧中国各种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弄清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为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取得建立起新中国的辉煌胜利。对比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之所以在组织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主义革命中屡屡受挫，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因而也就不能发动和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他没能解决的问题由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面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各种所有制成分的新变化和新矛盾，又自觉应用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在促进新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长的基础上，坚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由此结束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46]迈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历程。目前国内外使用的“中国道路”概念，不管其使用者持何种价值观和阶级立场，将此概念解释为何种内涵，它所面对的，客观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人应用唯物史观的高度自觉性

中国道路的奇迹，是我们党坚持自觉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这种自觉性，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应用唯物史观深化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形态本来面目的认识。这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国情状况下，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前提。我们党在这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在持续自觉地探索中，不断地深化对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认识，最基本的是：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状态；

——中国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在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这些认识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自觉性。这充分表现在，一方面，坚信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具有理论逻辑无可辩驳的科学性，确认中国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由国内外历史因素决定的，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自觉纠正那种用抽象的原则裁剪现实的教条主义认识误区；在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全面分析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情状况，从而认识到，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那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即商品货币已经消亡、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亡的社会主义，还相差甚远，现实的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因此，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都具有在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并发挥历史作用的客观必然性。

可见，正是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自觉性，使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此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判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一旦符合实际的认识付诸实践，激发起新中国“主动轮”的活力，中国道路出现人间伟大奇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2.运用辩证法能动地解决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自觉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始终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的辨证方法来处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根据新的实践积累经验，不断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伊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7]这就把唯物史观的应用从资本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以后他又反复在全党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48]。领袖的率先垂范，培育了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问题的高度自觉性。这可以从一系列重要文献的论述反映出来，例如，关于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49] 关于要辩证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50]；关于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51]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52]关于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关于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关于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53]，等等。除了在这些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自觉运用辩证法，我们党还不断地教育各级干部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时，要努力掌握有轻有重的“两点论”，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全局性与独立性的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统一等辩证方法。这就使举国上下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的自我调节生产关系的优势、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决定的总效率的优势、自主劳动者的优势和共同富裕的优势，并发挥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优势；[54]显示出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崭新风貌。

不可否认，新中国出现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曲折。但是，我们党认识到，这些时期中的“左”错误正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原则造成的，并依据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自觉地纠正了这些错误。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发展经验时指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5]。可以说，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党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重要表现。

为此，可以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解释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促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三）新中国宪法是对中国道路最精辟的唯物史观概括

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惟有遵循唯物史观，才能全面地阐释中国道路。应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贯彻唯物史观，对中国道路做出了最深刻、最精炼、最科学的理论概括。它用唯物史观的话语叙述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新中国人民的主人地位、国家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国家的根本制度、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根本任务、中国革命和建设与世界人民和世界前途的关系、中国前进的方向等。如果要全面地回答对中国道路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最准确而全面的回答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渗透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本身也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成果。

这里之所以要提到我国宪法，是因为现在国际上许多进步学者十分关心中国道路的命运。他们看到，近些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在第二、三次产业中比重不断下降，于是提出，现在中国到底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问题。[56] 从某个发展阶段出现的这种实际情况看，人们依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有必要强调，能够阐明中国道路性质的，最根本的依据还是我国宪法，它是对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主流做出的最权威的法律规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国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背离宪法规定的现象，尽管是事实，但是不应当把它们作为判断中国道路的最终根据。因为只要我国宪法没有改变，对于那些违宪的现象，就应当也完全可以依据宪法予以纠正。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那些违宪现象掉以轻心，恰恰相反，中国人民要树立起高度的宪法意识，坚决批判和依法制止那些违宪行为。这是对宪法的捍卫，而捍卫宪法，就是捍卫唯物史观的的指导思想，就是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世界意义

由于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这就使中国道路具有不同凡响的世界意义。这是因为，唯物史观作为对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社会观、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当历史的发展使社会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已经显现出来，当人类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具备了辩证思维的能力，它就必然会产生出来。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也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57]可见，唯物史观虽然是在德国由马克思个人发现的，但是它不属于个人或者产生它的国家。它是全人类思想发展的科学结晶和必然产物，因而具有最普遍的应用价值。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道路证明，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而是可以通过人们应用于实践，成为具体行动指南而现实化的；它正是在这种具体化、现实化过程中，显示出真理性，显示出科学思维对于实践推动的强大正面推动力。尽管旧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物质生产水平极端落后，但是，一旦中国人掌握并善于应用唯物史观这个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能科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社会向着客观规律规定的方向发展，使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条件下，一国社会生产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是中国道路向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忠告。这种实际经验将使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获得有益的启示：唯物史观的普遍真理一旦与本国实践结合，就能推动本国迅速向前发展。可以认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必将推动人类这一科学思想在世界各国的本国化，从而世界化。

依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形式中将“以每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58]、“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对这种客观趋势提供证明。它使世界人民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前景不会是空想，但是它需要在唯物史观科学思想指导下，通过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来实现。

四、开拓中国道路需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

(一)解决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不动摇

总结经验是为了开拓未来。中国道路的成功既然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那末要继续开拓中国道路，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发展不动摇。

近些年来，中国在出现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涉及生产关系的，有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普通老百姓出现“三难”（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经济腐败屡禁不止，股市、房地产市场投机性过旺，某些产业被外商控制等；涉及生产力的，有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来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失衡加大，生态环境质量变差等。面对这些现象，有人搬用“倒U型”假说来解释，有消极、护短之嫌，于事无补；有人提出“大发展大困难，小发展小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60]态度虽积极，但对照科学发展观，有盲目之嫌；也有人主张推行抽象的公平、正义来解决，则有虚伪之嫌，“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61]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上述经济现象，可否用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回答是否定的。20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虽然已有较大进展，也不能说没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观，依然沿袭着《资本论》批判过的萨伊教条、斯密教条、边沁教条和李嘉图教条等老教条，并形成了凯恩斯教条和科斯教条等一些新教条。[62] 这种“现代经济学”贯彻唯心史观，以“利己经济人”和“资本主义经济永恒合理”为基本假设，停留在一般社会分工制度的表层看问题，不能深入到所有制层面或者根本回避所有制，因而看不到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关系的内在联系，弄不清产生问题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医治经济的病症（对经济危机更是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可以用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可否搬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对象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毫无疑问，西方发展经济学有一定借鉴价值，但是，它也存在根本缺陷，“那就是只研究经济关系中的数量关系和函数关系，不研究生产关系，甚至不知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同的生产关系”[63]。可见，西方发展经济学像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有撇开所有制研究经济的根本缺陷。如果说，中国近代思想史已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不能救中国，那么，在当代中国，寄希望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也决不能有益于中国的发展。

我们要面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并标本兼治地解决，惟有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方向不动摇。因为遵循唯物史观的思维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二）坚持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路径

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当前的经济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是需要专题研究的重大问题。这里只从分析发生经济问题的因果关系的角度谈些看法，以强调应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思维路径的必要性。

1.必须全面地认识中国当前的经济现象。唯物史观分析经济问题要求从经济现象入手。要全面地认识现象，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现实中并不是只有不良的向下现象，还有积极的向上现象，如本文开头就简要描述的现象。纵观全局，中国经济向上的现象占主要方面。

2. 把所有经济现象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我国现今的基本历史条件是：其一，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宪法中予以确定。其二，我国经济的社会形态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这是我们分析向上和向下经济现象的两个基本前提。

3.要弄清现象背后的本质。“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6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是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化，是客观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它们就是“理解了的东西”。我们运用它们来分析，就容易看清经济现象的本质。

4.弄清向上经济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从上述历史前提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道路的向上现象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建国以来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为国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合理布局、全面铺开；信息技术等现代化产业部门迅速兴起；矿产资源的加速探寻和计划开发；国家在一定时期有计划地控制东北等地老工业基地上游产品价格，为东南沿海地区和全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等等，这些都是公有制发挥自身优势作用的结果。

二是自觉发展市场社会分工制度激活了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在唯物史观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是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展市场分工制度。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发性，但是，它在自然经济因素依然大量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助于搞活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其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归功于私有制，而是由于它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6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显示出高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的活力，正是由于破除了僵化的经济体制，利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结果。

5.纠正对向上经济现象的错误解释。与上述分析相反，有人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民营经济（主要是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至今鼓吹所谓“国退民进”。初看起来，近些年来公有制经济比重明显降低，国民经济总量反而提高了。其实，我国私营经济比重的急剧增大，主要不是靠民间私人的资金积蓄发展起来的，相当大的比重是通过国有、集体经济的私有化“改制”转化而成的。公道地说，私营经济比重的加大，主要还是吃公有制的老本。因此，公有制经济基础作用的发挥，是产生向上现象的基本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搞市场化加私有化（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因为资本运动的特点就是“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这种运动“没有限度” [66]。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因其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只能是产生周期性危机的带病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充当其附庸国，经济增长势必不可持续，而这种不良后果可能要若干年后才显现出来。1965年至1974年，巴西曾取得10年“奇迹式”的经济增长，却没能保持下去；[67]可见，分清经济现象中的真相和假象是非常重要的。

6.弄清向下经济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从上述历史前提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向下现象也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私营经济急剧膨胀。不应否认，目前我国的私营经济实行雇佣劳动，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68]这种经济比个体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它发展的条件下，能增强民族经济的实力，在这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促进国民经济向上发展的因素。但是，必须看到，就是在它起这种向上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向下作用，这是因为，私营经济具有劳资对抗的本性；私人资本的积累规律决定了它必然推动居民收入拉大差距；它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和生产的自发性，会增强社会再生产的无序性；它会与公有制经济竞争市场占有率，争占经济资源。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这些向下作用力的总量就越大。因此，必须把私营经济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忽视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采取私有化“改制”的方式，“放手、放胆”发展私营经济，这就导致私营经济扩张，严重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致其向下的作用力显著增长，这是向下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是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尚未受到应有的控制，这也是产生向下现象的原因。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固然比自然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是它具有自发性，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69] 只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把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向上作用才会得到有利的发挥。目前，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产业结构失衡比较严重，股市波动较大，高档商品房过多、价格疯长等，这与没能有效控制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是联系着的。这又与私营经济的盲目扩大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权威性相关联。

7.纠正对向下经济现象的错误解释。与上述分析不同，有人把目前向下经济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为“改革不彻底”，旧体制仍在起作用，这是牵强附会的；如果这样，就不能说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看到，某些新建立的具体体制也可能存在弊病。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的具体体制往往要经过若干次肯定、否定的扬弃过程，才能真正适应客观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因此，不能认为，凡是新建立的具体体制就一定合理。对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这种前无古人的经济运动机制，就更是这样。目前某些向下的经济现象，如群众反映较大的所谓“三难”问题，有些是在破除旧体制之后新建立的具体体制下产生的。这属于新的向下因素。出现了这种新问题怎么办？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认为是新建的具体体制即使有弊病也不能改，这是新的思想僵化。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唯有解放思想，敢于解决新问题，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进一步破旧立新，才是正确的态度。

8.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拓中国道路。从上述思维路径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观为了弄清经济问题的因果关系，要求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来分析，区分向上经济现象与向下经济现象的主次，区分经济现象和本质，这又要求区分经济现象中的真相与假象，区分经济形态的表层（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和里层（所有制），区分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具有主观性的经济管理体制（人们制定的具体经济管理制度），弄清不同经济层面在经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等等。

这种辩证思维路径是促进人们把握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方法，因而是科学的思维路径。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新的问题，这并不奇怪，“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70]，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有能力从问题本身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述依据唯物史观的分析表明，中国道路的成功，决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谓推行私有化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一些地方推行私有化“改制”， 削弱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扩张了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既然这是产生向下现象的主要原因，那就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维护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着眼于发挥公有制和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两者的长处，完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唯物史观是指导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指导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清除各种障碍的强大思想武器。开拓中国道路，必须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五、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要求

时代在发展；中国道路要向前拓展，对唯物史观中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需要至少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现实化。 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社会观和方法论，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抽象的理论形态存在的，正因为抽象，才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然而，它要显示出自己的科学思维方法功能，就必须转化为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各门学科涵盖的各种类别的实践领域的具体思维方法，才能实现。在这种具体化现实化的过程中，唯物史观促进各种实践的成功，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自身，由此又进一步推进各种实践的发展，以致无穷。这种过程，可以表示为：①唯物史观 —→ ②唯物史观在某个领域的理论方法（范畴和原理、具体方法论）—→③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某个领域的实践原则 —→ ④某个领域的具体实践方法；然后，又反向由④依次回到①。在唯物史观这种具体化现实化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实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思考及其形成的思想总是存在于现实的人的头脑中的。这就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如果自己要在有关领域和工作岗位发现真理，推进具体实践，就应自觉地学习应用唯物史观，并努力促成其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从学术层面来看，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和现实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创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话语体系。[71]这包括创新和革命或改造两个方面。创新，就是要创建本门学科中崭新的科学新范畴、新原理和新方法；革命，就是要对前人留下的带有唯心史观烙印的或不甚科学的范畴、原理和方法，进行革命或改造，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72]。以经济学为例，马克思就独创了如劳动力商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新范畴，形成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科学经济学话语体系；[73]因为在被拜物教所迷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出自对本阶级利益的维护，是根本排斥对经济本质关系的研究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具有某种科学性的范畴，则进行了改造，如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对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就用两章篇幅对其原先的解释和使用，进行了分析澄清，给对范畴注入了科学的新含义，从而把它们纳入了科学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这里之所以强调创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是因为目前这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有的学科存在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学科术语的现象。这是有悖唯物史观中国化方向的。

2.积极开展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的理论斗争。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不能回避同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的斗争。在复杂多变的当代国际大环境下，这种斗争有时十分激烈。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与形形色色错误理论和思潮积极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我国理论战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才稳定了社会，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充分地证明，唯物史观不可能不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就实现中国化。在这方面，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要坚信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深入理解和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提高辨别能力。仍以经济学为例：有人把中国道路理解为市场化“转型”，由此便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所谓国际标准来分析中国的改革性质，提出诸如市场发育程度是否达到了国际标准，国有企业的比重是否太大，中国的开放度是否太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太多等问题，认为中国与原苏联改革的区别只是“休克疗法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的不同，目标是相同的。这其实就是用反映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对照，不难看出其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误区。又如，有人注重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只是从如何控制银行信贷、财政投资、财政再分配、进出口政策等方面提出调控对策。尽管一些对策可以起暂时的作用，但是这其实就是西方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对照，不难看出，这种思维方法停留在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流通的表层，有两个致命的误区，一是回避所有制这个经济的本质层面，所以不能弄清市场有购买力消费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二是沿袭了“斯密教条” [74]，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丢掉了第一部类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Ⅰc），这样，也就不会重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再生产结构调节问题。可见，这种分析方法有很大的表面性和片面性，由此提出的主张用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就不可能实现标本兼治，还会起掩盖深层矛盾，将问题积压起来酿成更大不良后果的负面作用。因此，经济学者要加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破除对所谓西方现代经济学实质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迷信，积极创建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才能推进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的中国化。

其次，对于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75]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对立理论之间，是不可能和谐共处的。在当今中国，容忍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就会阻碍唯物史观中国化，就会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一些人对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产权理论不加分析地盲目搬用，推行MBA(经理层购买)的私有化“改制”，已经造成了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严重下降，这是严重的教训。要看到，有些错误理论在实践上产生的后果，往往有滞后性。原苏联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思想路线，其恶劣的后果，直到34年之后发生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颠覆，才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对流行的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依据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学术领域通过百家争鸣，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3.推进唯物史观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只要为人民群众掌握，就能变成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而唯物史观的大众化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核心内容。为此，毛泽东一贯主张，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76]；“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77]。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理解了唯物史观，就能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掌握自己的命运，提高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就能更大程度上自觉地团结起来，为实现社会发展规律规定的共同目标努力奋斗。因此，要开辟未来的中国道路，必须推进唯物史观的大众化。而当代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已成为社会运动机制的主动轮，实现唯物史观大众化已经具有优越的现实条件。

然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普通意识中不可能自发形成。如果不加强唯物史观的普及化教育，就不可能做到唯物史观的大众化。而且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称霸全球的国际大环境中，在国内仍然存在私有制经济的条件下，唯心史观和私有制意识形态还会不断地腐蚀群众的普通意识，阻碍唯物史观的大众化。难道不是吗？有些地方由于放松唯物史观的普及教育，年轻一代信宗教的人增多了；由于西化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怀疑、动摇起来；由于在大众传媒一度偏向传统国学的普及教育，“孔孟之道”的普及之声似有压过唯物史观声音的倾向。对此，不可等闲视之。

推进唯物史观的大众化，必须抓好唯物史观的通俗化工作和普及化教育。唯物史观是科学，科学的东西不那么通俗易懂，因此，对群众进行唯物史观的宣传教育，有必要做好学术语言向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转化。这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因为唯物史观的范畴是社会各层本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这些本质联系毕竟要在现象上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这些现象形态是普通意识能够感觉到的，一旦将这些感觉与本质联系起来，群众就能够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力加强唯物史观普及教育，取得明显成效的历史经验，[78]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推进唯物史观的大众化，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唯物史观的大众化教育与传教士向群众鹤立鸡群地宗教“布道”，在根本性质和形式上都有原则区别。唯物史观大众化的实质，是让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认识自身的命运，掌握属于自己的精神武器，所以它要求深入群众的实践第一线，与群众打成一片；而宗教“布道”则居高临下，高傲地向群众施舍虚无缥缈的精神慰藉，站在人造的神的殿堂高台之上。唯物史观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看做自己的生命之源，因此，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的过程，不只是教育群众的过程，也是推进者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的实践经验学习，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推进唯物史观本身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总之，进一步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现实化，把唯物史观的普及化教育与向群众的实践经验学习结合起来，这是唯物史观中国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由此必然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使中国道路充满生机，通向美好的未来。

* 本文载于高翔主编: 社会科学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Ⅱ，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页～52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第60页。

[②]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530页。

[③]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前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9页；转引自宗寒：《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第27页。

[④] 参见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下）》2009年09月29日00:00 来源：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0135370.html。

[⑤] 参见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上）》2009年09月27日06:15 来源：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0121836.html。

[⑥] 何干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⑦] 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outline.jsp）和国家统计局关于2009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修订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00702_402654527.htm）。

[⑧]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3页。

[⑨]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87页。

[⑩] 楼继伟认为，“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参见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江海学刊》，20101.123～129），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第74页。

[11] 参见吴易风：《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4～315页。

[12]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第5页。这本书封底内页的作者介绍说：“他最富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的”。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张，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人们关注。

[13] 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8页；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14] 参见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江海学刊》，20101.123～129），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第70～71页、第75页。

[15][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38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9～1516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19]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2004年，第10页。引文中，“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是“Die Ökonomis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过去翻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现在这样的翻译符合原义。

[20]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第8页。

[21]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94～895页。

[22] 何干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及其应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21～126页。

[2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27～428页。

[2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72页

[25]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94～495页、第499页、第907页。

[26]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99页。在德文中，扬弃（Aufheben）既有取消或舍弃的意思，又有保持或保存的意思（[德]黑格尔、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3页）。

[27]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99～100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9页。

[30]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

[3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26～927页。

[33] 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34页、第411～413页。

[34] 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13～415页。

[35] 参见何干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及其应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36]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62页。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第701页。

[38]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96页。

[39]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0页。

[4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04页。

[4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69页。

[4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81页。

[43]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34页。

[4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683页。

[4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1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特刊，第80页。）

[4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7页

[48]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2～847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8页。

[50]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0～744页。

[51]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6～798页。

[5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1页、第378页。

[5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54] 何干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438～443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56] 在2010年5月中国苏州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第5届论坛的几个分会场上，都有国外学者询问中国是否仍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提问的主要理由是，近些年来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明显下降了，这不能说没有一定根据。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到2008年末，在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已明显低于非公有制企业，只分别占12.1%、19.4%、12.9%和14.9%。(详见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二、三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从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确是明显削弱了。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5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683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60] 这是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的一些地方干部的认识。

[6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6页。

[62] 参见何干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老教条和新教条》，《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0月9日第5版

[63] 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298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65]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7页。

[6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77～178页。

[67] 参见《美学者文章“北京共识”的关键弱点》，参考消息2010年6月22日，第15版。

[68] 从理论上说，我国的私营经济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同时又通过一定的税收服从、服务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69]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35页。

[7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07页。

[71]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笔者把“人文社会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作了区分。因为在汉语中，“学科”与“科学”在概念上有重大区别，前者指研究领域，后者指真理。在同一学科内，会同时存在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

[7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2页。

[73] 参见何干强：《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81页。

[74] 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10～419页。

[7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7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77]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8页。

[78] 参见《中华魂》编辑部编：《学习历史唯物论二十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