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翻版

许敏

田国强教授在《学术月刊》2016年第7、8期发表了《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一文。文章指出，当前中国要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就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视野之下的市场制度。田教授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并提出要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经济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不能以这种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为指导？这是涉及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等原则性问题。本文试图就《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一文与田教授商榷。欢迎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何谓现代经济学

科学的现代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当代的新发展。一种经济学能否称之为科学须看其是否正确认识和反映了特定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就，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深刻分析，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伟大的科学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科学经济学。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资产阶级由一个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阶级转变为阻碍时代前进的反动阶级，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丧钟敲响，资产阶级经济学沦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经济学。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过程中，阶级意识逐步觉醒，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现代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今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是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代。当今世界从总体上而言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组织不仅控制了本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而且通过资本输出把全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实现了对全世界的统治。资本主义在其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所允许的限度内达到了空前地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局部调整与变化，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剥削国际化，不仅剥夺本国的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也被卷入世界市场中，受到少数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的掠夺，这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引爆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各种矛盾至今仍在继续蔓延就是明显的例证。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现实中的种种新现象，是资本主义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多方面的外在表现，而资本主义的未来与终结则是资本主义本质自身中矛盾的转化与解决。[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深刻剖析时，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2]874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基本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从而，无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新阶段，无论资本主义创造了多少先进技术，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就依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就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当今科学的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日益激化和复杂，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实质，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趋势，形成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因此，以《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当代发展，为我们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初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虽然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创，但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却显示了勃勃生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现代理论。现时代虽仍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主义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但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主张，这一系列主张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家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建设蓝图和建设方案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形成的，这正是保证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迈进的科学的现代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在无产阶级仍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自己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的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仍然散发着闪耀光芒，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继者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新变化的规律，能够用于指导社会实践，推动时代向前发展。列宁在充分占有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方法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作科学分析，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无产阶级的光明前途。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3]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特征做了科学的论证，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出发点和研究方法。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比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提出了俄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相关理论。斯大林在对苏联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准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习近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带领中国人民步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有些学者却通过制造“苏马非马”论、“前马非马”论等种种谣言，意图制造思想上的混乱来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发展。比如，“苏马非马”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国家送来的只是经列宁斯大林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意图在于通过批判“苏马”，来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苏马非马”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怎么能够取得胜利、改革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还有人在构建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仅包括邓小平及其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论断。其实，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恰恰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指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泉”。没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就没有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来源仅仅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的重大发展，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人力资源与较完整工业体系方面的积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不能割裂历史，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体系。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进行探索，所形成的丰硕理论和实践成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的现代的政治经济学。

二、田国强所谓“现代经济学”并不是科学的现代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田国强教授对于在《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一文中所述的“现代经济学”推崇备至，认为其是符合现时代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其实，田教授在充当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2]18他所推崇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田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产生或流行于现时代就贸然判定田教授的“现代经济学”是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具体我们还须看田教授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内容。他指出，“现代经济学”是“起源于由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将斯密的理论整合而成的古典经济学，它不仅包括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样的基准理论，也包括许多更为现实的经济学理论。”[4]从田教授对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定义来看，笔者认为，它仍没有超越马克思对于1830年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定性——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17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具体指认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止时间。马克思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5]239与此相对照，马克思把马尔萨斯、萨伊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就是马尔萨斯、萨伊等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发展了其庸俗成分的过程。对此马克思曾明确地说“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2]99从马克思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所绘制的坐标系来看，田教授所指的古典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同时，马克思在相关著作中，在对马尔萨斯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已将其界定为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那么，在继承了庸俗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从学说体系上来讲已经是毫无科学性可言，只是沦为了资产阶级统治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田教授的“现代经济学”所服务的社会性、代表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应用是有地域和国界限制的，不能够是普适的经济学。田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及其他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6]田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并不具备意识形态性，同样也不需要做价值判断。其实，“现代经济学”并非是一门普适的学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已指出了经济学的阶级性问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2]10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经济学的阶级性问题有所论述，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此问题也有直观表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7]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创造出最符合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就给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各种包装，披上了各种神秘的外衣，伪装成新兴的经济学说。马克思曾经指出：“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8]因此，田教授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重复和翻版，所折射的价值观念、反映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并不能够引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高阶段。

田国强教授所述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仍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普遍使用的库恩范式，尊崇逻辑实证主义。田教授指出，“现代经济学由假设、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解释和/或预测）组成，其中一个核心假设是利己性假设，这些结论从假设、约束条件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4]“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仅仅注重形式逻辑的严谨，从不追求内在逻辑的严谨性，对于解决现实的事件中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诚如田教授所言，现代经济学由假设、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构成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这是任何科学的共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学的这些假设条件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关系。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与田教授有原则性的分歧。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田教授的意见。具体而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资源稀缺和个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决策的社会科学，通过内在逻辑分析方法及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个体和社会选择问题，建立在对选择问题的系统探索上。具体说来，它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含个人、家庭、企事业、团体、政府、国家）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最佳权衡取舍的学科。”[4]同时强调，“个体行为的自利（利己）性假设，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关键、最核心的假设。”[7]田教授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面对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社会选择。笔者认为，田教授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看似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实则非常经不起推敲。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人的行为为什么是利己的，资源为什么会稀缺，这是我们应该要去研究的问题。现实中的人不是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现实中的人的行为是基于其阶级关系和利益所做的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自私”的资产阶级和“无私”的无产阶级。所以，人的利己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性假设并不合适，而应该是分析经济过程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资源稀缺与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的状态。田教授把这些未经证明的前提条件当作理论研究的假设，完全是主观臆断，其目的是要让现实世界与这些假设相符，而不是假设与现实世界相符，这完全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那么，该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呢？毛泽东同志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批注时，就曾经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9]田教授在这里给出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却是将对研究问题的本质起干扰作用的一些现象作为经济学论证的起点、前提，而这些现象都需要我们进行科学分析、论证以后才能具体得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实质是让人们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占有关系，承认私有制，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对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言，除了选择沦为雇佣工或被饿死，别无选择，这种选择并不符合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人，也不会是中国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中所能容忍的。这种选择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把分配作为现代经济学本题的那些经济学家是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理论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10]

在《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一文中，田教授还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面对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时实行收益最优从而社会最优的理想参照物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应该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作为参照系和基准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经济信息完全、交易成本为零、偏好和消费偏好和生产集都是凸的等正则性条件，论证了只要个体逐利，自由竞争市场自然就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现代经济学也是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参照系，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一日千里，发展迅速，没有这些理想状态下的经济理论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是不可想象的。”[4]田教授在这里明确了追求最优利益的个体所要做出的社会选择，就是要构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诚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时，“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11]496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然是过去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必然集中于少数愈来愈大的企业手中，生产的集中必然导致竞争的困难，从而产生垄断的趋势。如果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仍宣扬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开历史的倒车，逆时代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诉诸于已经被历史所否定的、在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所不存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这样只会犯唯心主义错误。

田国强教授在给出了现代经济体制的参照系以后，对市场的客观规律研究基础上论证个体（如消费者、厂商）的行为将会最优。他认为，“市场制度是一种信息分散决策、自愿合作、自愿交换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迄今为止人类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最成功的手段。市场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经过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设计，而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演化过程。”[4]笔者认为，田教授这实质是在用资本主义生意经和行话来掩盖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关系，他把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中虚伪的假象和表象当作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来看待，这也是符合庸俗西方经济学的蹩脚做法。“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11]941田教授把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日常观点上升到经济关系层面来进行探讨，这也是受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性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就曾经指出：“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2]99随着封建末期，家庭手工业的解体，“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2]857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逐步发展和稳固的。这就表明，在市场制度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主导作用，生产资料归少数资本家掌握，而无产阶级除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这样两大对立且不平等的阶级如何能够实现自愿合作、自愿交换产品和服务呢？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只能是一种被迫与无奈的选择，谈不上是自愿的合作和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形式就无法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从而也不可能是最成功的手段，这样一种制度只能是任由大资本家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并且广大人民群众还得感恩戴德的奴役制度。田教授一文还对市场制度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具体论证。他认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具体指出，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时履行了三种功能：第一，传递信息；第二，提供激励；第三，决定收入分配。笔者认为，首先，资本主义生产面对的市场是一个无序的市场，价格机制在面对以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时丝毫不起任何作用，价格机制并不能够调节资本主义生产的供求状况。“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12]其次，诚然，价格影响产品的供求，从而使得买者和卖者对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状况进行调节。同时劳动供求状况的变动也会引起劳动力价格即劳动收入的波动，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由联合的少数资本家掌控时，仅限于缓解劳资矛盾的劳动收入的波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状态。并且，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大生产状况要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机器越排挤工人，工人沦为失业大军的人数也就越多，劳动力的供给远超需求，工人为了能有一份维持自己生存的工作，只能接受较低的收入报酬，并且为了使自己不被解雇，还得接受资本家无理的加班要求，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越多，其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就会越少，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均衡。

田国强教授指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这里存在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他指出，“一个好的、包容的及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对个人的私利的极力保护，而对政府及其公权力则尽可能地限制和制衡，从而它是一种契约经济，是法治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契约的约束，受到市场运行规律的约束，受到信誉的约束。”[4]田教授在此表明，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首先，如果好的市场经济是对个人的私利进行极力保护的话，那么，政府征税的行为就变得不合时宜，而如果政府不征税，政府部门就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营，政府只能关门，从而连基本的“守夜人”职能也无法发挥；其次，如果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保护个人的私利，限制政府的作用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中形成的契约关系只是保护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和利益的经济运行方式，政府发挥“守夜人”作用，就是为了不干涉少数资产阶级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个人私利的为所欲为行为；第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只不过表明，市场经济是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少数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是阶级统治工具，这其实就是运用法律来保障少数人的剥削掠夺行为不受政府的干预，运用法律来为少数人谋取利益提供保障。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由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发挥作用，而将政府的行为仅限于“守夜人”的作用，这样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仅仅有利于少数资产阶级，而对于大多数无产阶级而言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经济平台。并且，“大市场、小政府”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被按照西方模式实施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拉美等国的经济陷入空前的绝境而证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相比，田教授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也不是什么科学的现代经济学，而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经过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现代经济学。

三、用“现代经济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事业必然带来灾难性后果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既然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后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有它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强调：“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5]153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田国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丁堡骏教授在《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一文中指出，“《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13]这个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主体，当然也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然是这个理论体系的胜利。田国强教授低估和看不起的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他张嘴闭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就是要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理论体系不“现代”。他张嘴闭嘴现代经济学研究是规范分析，他的潜台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分析是不“规范”的。

田教授多次撰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献谋献策，他也期冀中国能走上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也许这种愿望是善良的。然而，无情的是，经济学具有阶级性。误把现代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当成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经济思想史上，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就曾经蒙蔽了魁奈、米拉波等一批经济学家。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如此。”[14]我们宁愿相信，也许田国强教授也是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外衣所蒙蔽的。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有责任帮助田教授澄清思想认识。田国强教授由于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知和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导致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三十年”的历史认识的错误。

田教授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和制度安排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他说：“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否认个人利益。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6]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实行的并不彻底，让改革大业面临了极其复杂的局面，所以要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较好地解决。“中国要改革、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根据这些基准点界定的经济环境，我们需要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反对政府垄断资源和控制行业准入。同时，我们知道市场在许多情况下会失灵，一般均衡理论正好严格地界定了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起到了界定市场有效边界的巨大作用。所以，研究经济问题，推进改革，特别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都要从经济学的基准点说起，违反这些经济学常识，改革只有失败，这些基准点和参照系严格地给出了市场导致有效配置，从而成其为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正好指明了改革方向。”[4]

笔者认为，田教授给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观点如出一辙。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主张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能够自发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的自发力量能够在供求不平衡时自动使得供求趋于平衡，任何政府的干预在市场的万能作用下都显得收效甚微、苍白无力。然而，这样的发展路径并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顺利进入新时代，正是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正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始终引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然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达到一个“强政府”和“强市场”双强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5]这表明我们国家并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来发展，我们国家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的政府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旗帜鲜明地为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丝毫的软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必须一方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我们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公有制生产资料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15]田教授所倡导的是要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以“大市场、小政府”为模式的发展路径已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就是证明。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强调人民政府的职能，这就显示出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也就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之路划清了界限。

在田教授的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中，同时要求发挥企业家精神，要求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他指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市场机制需要的多，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论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指出，“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的根本就在于创新和创造，这源于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不断地、富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也就是他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要形成创新的土壤，鼓励和保护创新，基本要靠逐利的企业家和民营经济。”[4]他认为，“对于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最敢于冒风险，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4]笔者认为，首先，如果国有企业真没有竞争力，那么也不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涌现出无数发展壮大的国有企业，比如，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医药集团等。其中有些国有企业还跻身于世界500强。前段时间，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美国的一位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会超过美国，源于“中国有能力利用国有企业来提升其国外影响力”。其次，如果国有企业真没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不能承担高风险的话，那么，这应该是那些鼓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国外资本家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乐见其成的，而没必要在这里为国有企业民营化鼓与呼。并且，国有企业并非是政府垄断起来的，垄断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竞争中大企业必然比小企业更具有抗风险能力，从而，生产也逐步向大企业集中，最终必然形成垄断。从而，垄断不是人为形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在这里，田教授还指出，市场经济的活力依靠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精神。然而，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都是源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没有普通劳动者将劳动力出卖给企业家，也就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是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商品让渡给资本家，才使得资本家不费一丝一毫的力气就能有那么多的创新和创造。“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与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2]611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度鼓吹市场化、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发扬企业家精神的目的在于要否定我们国家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走向私有化的发展道路，从而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虽已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6]然而，新时代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取得伟大胜利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已实现。我们为了实现伟大梦想，还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斗争首先就要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进行坚决反对。于是，对于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我们就要坚决批判、坚决抵制，让诸如田教授之流的“现代经济学”的神甫们的无知无所遁形。同时，我们政府官员、高校学者、研究人员应始终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新发展，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避免我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异化，避免我国走上改旗易帜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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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许敏，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讲师，博士，吉林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访问学者。本文是在访学指导老师丁堡骏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刊发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作者授权察网网络首发。原标题《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与田国强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