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意识形态风险要加强理论武装

侯惠勤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党对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牢固掌握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复杂严峻，意识形态的风险仍然是我们在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有效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我们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对此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是关键之举，首先要加强对于以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朱继东研究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意识形态专著《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本名《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全面总结、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批示、指示、文章等，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学术理论专著，上市两周多就销售一空并重印

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还需深入学习研究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文章，多次做出重要批示、指示等，深刻阐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带领全党开创了意识形态工作崭新局面。

在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党的一项全局性工作，联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来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的深化。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坚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信仰追求，维护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批示、指示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需要认真地学习研究，以利于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朱继东研究员的新作，把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作为研究重点，我认为是抓到了当前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最前沿、最重大的课题，值得充分肯定。

什么是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继东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概括，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批示、指示等基础上形成的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以极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论为灵魂高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理性的旗帜，以明确意识形态责任的主体论为抓手抓住守住建好意识形态阵地这一根本，以凸显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立场论为中心形成更多人敢于亮剑善于斗争的氛围，以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能力论为核心实现中国在海内外增强话语权的重大突破，四大方面层层递进、浑然一体，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可以看出，该书力图对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一个科学、全面、客观的总结，以充分阐发其中思想的精髓和理论创新。是否完全做到了这点，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努力和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从2013年进入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开始，继东就把“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作为其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题目，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报告并被评为优秀。又经过一年多修改充实，使书稿的质量有了较大提升，成为一本优秀学术理论专著。在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际，我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除了充分肯定他的理论研究方向，对其取得的新进步表述真诚的祝贺外，还想借此谈谈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些想法。

二、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革命

要懂得我们党之所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着眼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由一百七十年前《共产党宣言》问世而宣告到来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最终埋葬剥削制度的“最后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就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革命。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通过把握未来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动员群众,实行以创建新社会制度为追求的社会变革。因此，根本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对这一问题始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二是支撑社会革命理想的是世界观，没有新的世界观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大革命。这第二方面，党中央坚定不移，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新世界观，并在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中不断地从中汲取智慧。但这一点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还存在着严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基本思想在今天仍然常常受到无端的质疑，一些相关的思想阐释仍然常常遭到哄抢般的围攻。这表明，如果没有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支撑，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很容易被借口与现阶段实践不匹配而造唾弃。突出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是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

《共产党宣言》宣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对于《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权威解读有两种：一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该著作出版的各个序言有所表述、恩格斯在1883德文版序言明确概括的，其要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加以概括。这就是：“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而且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另一是列宁对该著作的解读，将其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运用，这是我们今天应当细心品味的。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②]彻底的唯物论，全面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就是这一世界观的必然结论和具体运用。这两种解读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上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上，用无可辩驳的思想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一整块钢铸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重要思想，不仅成为这一思想体系不可去除的部分，而且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思想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从世界观上解读《共产党宣言》的意义，还在于这样可以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问题。例如，对于宣言中的两个决裂思想，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此存疑的观点，就在于以为两个决裂思想隔断了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而如果从世界观上去把握，这一担心绝无必要。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③]从世界观和舆论斗争上看，没有调和的余地，没有固定不变的中间地带。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没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会成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俘虏和附庸。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哲学世界观。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又一次明确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④]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重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表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思想领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而思想和信念的根基则在于哲学世界观。

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各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战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反思不仅有见仁见智，各说各话之嫌，而且回避了哲学世界观这一最根本问题的讨论，反映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确存在着某种思想混乱。现在多数同志都承认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失落，放弃了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但是很少有人追问对坚持马列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底气而采取自行解散这种自杀式行为的深层原因何在？其实，在苏联解体前夕，美国高层思想智库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就提出：“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哲学思想方面。马列主义的政策归根到底源于对历史的根本错误的判断和对人性的严重误解。”[⑤]对于他的这一判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包括中国学界在内，认同的多，否定的少，公开反驳的更是寥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世界观、历史观正在遭到清算，取而代之的是将其视为彰显个人价值的自由批判精神。

此外，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把资本主义制度设计视为不可超越的终极模式，成为西方“普世价值”论大行其道的重要支撑。这一观点的谬误，不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看清，而且福山本人也在羞答答地加以修正。但是，“历史终结论”和西方“普世价值”论得以盛行的更深刻的语境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催生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实质，就是去政治化、去世界观化。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表象，最深层的历史颠倒是否定今天仍然存在着世界观的对立、存在着主义之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非意识形态化，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最终否定共产主义世界观。

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非意识形态化、非世界观化地曲解，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釜底抽薪式地消解。其实，西方意识形态在歇斯底里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在歇斯底里妖魔化其哲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可是，如果说对于共产主义的污蔑今天社会主义运动已有所回应的话，那么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污蔑则至今没有真正的有力反击。相反，有的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也在起劲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致使这样那样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成为一种气候。说到底，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世界观还是个人的自由批判精神，无非是学术讨论，不必上纲上线。非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致使我们一些人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世界观化，集中表现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曲解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是较为公开和直接的，将其视为斯大林的遗产，苏联教科书的流毒以及陈旧僵化的哲学教条者在今天随处随时可见。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则是较为隐讳和间接的，起码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公认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但是，通过实践唯物主义去唯物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偷换为个人史观，从而根本消解唯物史观，则是当今曲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现象。

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理由站不住。给辩证唯物主义编织的罪名有：其一，它是旧的形而上本体论哲学，是本质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根源，其一元论世界观、历史观导致了所谓的“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的僵化。这一指控致使否定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历史规律的观点泛滥，而多元论、相对主义和经验现象学成为时尚。但是，这种指控是站不住的。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元世界观，世界才可认识，历史才有方向，辨别历史活动才有客观标准。承认客观真理，衡量历史是非才有标准，辨别思想成果才有尺度。相反，否定客观真理，以人性和伦理为尺度，不但标准混乱，而且必然强权者当道，弱小者遭殃。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遵循历史客观规律，坚持追求客观真理、认识客观规律。正如列宁指出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⑥]

其二，它是陈旧的认识论哲学或所谓“理论哲学”，立足于“主客二分”下的反映论，因而是脱离实践，脱离生活，脱离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罪魁祸首，导致了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这一指控致使轻视理论、否定革命、拒斥历史飞跃、屈从现实、崇拜自发性的思潮泛滥，庸俗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迷信大行其道。其实，把认识论和实践论对立起来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就不能切实可行地改造世界。离开科学认识的实践，是没有前途的盲目的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不可能真正创造一个新世界。

其三，它是建立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对垒基础上的党派哲学，是忽视人性、抹煞个性、否定精神自由的罪魁祸首，因而是一种离开文明进步大道的宗派哲学。这一指控致使否认哲学的党性原则，否定阶级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可能，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一类的观点泛滥，抽象的人性、纯粹学术性和妖魔化阶级性因而成为一些人竞相追逐的时髦。毫无疑问，这种指控是敌对意识形态的恶意曲解。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存在阶级划分的世界，没有抽象的人民性，而现实的人民性就是先进阶级的阶级性；工人阶级以前的先进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其先进性的暂时性决定了与人民性的现实统一也是暂时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没有本阶级的私利，是阶级社会解体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领导力量。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就是当今世界现实的人民性，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离开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谈论人民性，对于有的人而言是幻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有意的欺骗。

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后果严重。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不可能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底气和自信，也不可能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事。

理想信念的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而妖魔化共产主义则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去做的事情。福山曾如此蛮横地声称：“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⑧]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仅靠经验事实是不行的。远大的理想信念不会自发地产生，她只能来自科学的理论武装，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通过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相一致而表现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达到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

从根本上说，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依赖的。自发的、纯经验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但这种实践只是简单重复的活动，只有量的积累、没有质的飞跃。而真正推动社会历史产生质的飞跃、开创历史新篇章的实践，是引发千百万人民群众投身的社会实践，是必须有理论指导的自觉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⑨]只讲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全面的，还要讲理论创新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把理论从实践中排挤出去，视实践为天然正当（否认有狭隘的、盲目的实践活动），视实践成功为天然正确（否认有偶然的、一时的成功实践），这是今天自发性恶性膨胀的一个根源。迷恋自发性的社会心态，从根本上是排斥先进理论指导、排斥先进政党领导的，因而有碍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列宁一再强调，“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⑩]但是，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就没有真正能够指导实践意义上的理论。

在世界整体态势依然是“西强我弱”当下，科学理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乃至主导权的基本手段。破除统治思想的困难在于推倒其所依托的道德高地。统治阶级依靠其在物质生产上的支配权，通过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占据道德高地，是其建立思想统治的前提。被压迫阶级颠覆统治阶级道德制高点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是营造新的道德高地取而代之（如资产阶级用人道主义颠覆封建阶级的神学道德）；另一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颠覆统治阶级原先的道德制高点。第一种方式只有对在旧统治秩序下已经拥有优势经济实力的被统治阶级才具有可行性，因而一般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变革。例如奴隶主统治下的新兴封建主，封建主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例，在它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权力之前，就已经大体上取得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因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从而质疑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中始终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因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优势的经济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财富创造者的模糊与颠倒，决定了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下建构新的道德高地。这表明，现代无产阶级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颠覆其道德制高点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来达到。只有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高度，资本创造财富的历史光环才会消退，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高地才能真正构建。这就必须依靠科学理论。只有通过科学理论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才能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现代无产阶级担纲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11]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这一目标，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把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通过所谓的价值真理而转化为一种伦理诉求，其后果必然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丧失了历史制高点的同时，丧失了道德制高点。事情很清楚，以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质上是阶级性话语，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话语”相比，单纯纠缠于伦理领域的较量，肯定没有主动性。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诉诸客观真理，诉诸历史客观规律，在占领历史制高点的同时拥有道德制高点。可见，消解客观真理已成为当代敌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伦理化是其基本方略。所以，解决今天的理想信念问题，就要像列宁那样，旗帜鲜明地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提到突出的位置。

四、哲学世界观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主体的确立

历史总是人的历史，这似乎是常识。但是，历史有没有客观规律，人能否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那就根本对立了。何以如此，关键在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如何认定。归根到底是两种认定，一是个体主体，这种认定与人们的经验似乎吻合，人的存在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体。但是，生物意义上的个体并非历史活动的主体，只有在不断解决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通过社会化过程才能形成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抽象的个体主体出发，肯定没有客观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而历史的创造源泉最终只能诉诸抽象的人性，或所谓的“重叠共识”。立足个人主义的康德割裂现象与本质，陷入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结果表明，个体主体无法达到对于历史的科学把握。进一步说，个体主体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迄今为止，个人都从属于社团或阶级，没有个人历史主体的空间。

另一是人民主体，这种认定要既不否定对于人的经验把握，但又要跳出对于人的经验直观，突破人民是个人的集合体这一错误认知，确立人民作为历史活动有机主体的历史认知。这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了人民主体，历史才有客观规律可循，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才成为可能。可以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从根本上是两种历史主体的对立；唯物史观是人民史观，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归根到底是个人史观。

确立历史活动的人民主体性，要解决一个理论难点，即现实的人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人类，即人民。时下对唯物史观的一大误读，就是把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解读为经验的个人，就是当下市民社会的人，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所谓“经济人”。进而认为，只有从这种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离开这种个人的人民是抽象的人。实际上，现实之所以不等于现存，现实的人之所以不等于经验的人就在于，现实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不是维护现状和现存利益格局的人，而是顺应发展、推动变革、开创未来的人。因此，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具有异化的性质，表现为人的本质二重化，经验的人并非真正的人。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个人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基础，也是旧世界观的立足点。“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因此，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绝非现实的人，而不断超越资本主义现状、开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的人才是现实的人，这就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群众。

马克思之所以特别重视黑格尔，就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并不是一个荒诞的杜撰，而是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胚芽的卓越思想，即关于“现实的人类”的思想。黑格尔的这种突破与两个伟大的思想家紧密联系，这就是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尽管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大相径庭，然而他们确立哲学最高原则的依据是相同的，这就是只有自身是自身原因的才能成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也就是说，他们都依据了辩证法精神。斯宾诺莎因此以“实体”为出发点（其名言是：实体是CausaSui［自身原因］），而费希特则以“自我”为出发点。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有片面性：斯宾诺莎的实体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物质的自我运动和相互作用，但是当他把人也等同于自然物质时，不但抹杀了人的历史主体性，而且遮蔽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规律；费希特虽然凸显了人的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但是脱离了自然界和人自身自然的自我，同样不能创造历史，自然也谈不上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则是对上述两者的辩证综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12]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不仅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特色，而且指明了历史辩证法的可能出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当然，黑格尔只是在唯心主义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现实的人”这一历史观的科学前提，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课题。但是，他给马克思的启示在于，人的本质是超出个人自身之外的客观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是在推动人和自然矛盾关系中创造历史的，历史活动的主体同历史发展规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出发，对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颠倒，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生产力）以及由此必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关系（生产关系），作为历史矛盾运动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现实的人类”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不是以个人为本的抽象的个人，而是组合成人民的个人以及与人民相对立的少数人。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上，才能理解作为“现实的人类”的人民主体。人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顺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它包含大多数个人但不能归结为个人。同样，只有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上才能理解人民主体。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通过先进阶级代表、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把人民和阶级对立起来是站不住的。可见，自由主义也讲人民，但把人民看做是个人的集合体，因而只有个人是真实的存在，人民则只是抽象的名词。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民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以先进阶级为核心、劳动群众为基础、一切顺应历史发展的集团和个人为外延的有机整体。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懂得历史活动的人民主体；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不管怎么讲人民，那都是南辕北辙。

列宁曾强调：“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13]但是，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这些简单明了的道理和常识就会受到嘲弄，被肆意践踏，而谬误和混乱则大行其道。

理论创新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活力，理论武装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能力，理论工作者在其中责任重大。我期待朱继东研究员的新作《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以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为代表》，能如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学术理论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那样一炮打响，体现出理论作品的社会价值。我更期待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理论工作者能够勇立时代的潮头，担当自己的责任，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无愧于历史的理论成果。

谨以此为序。

侯惠勤

2018年2月6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②]《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⑤][美]兹·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

[⑥]《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⑧][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⑨]《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⑩]《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13]《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本文是侯惠勤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研究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意识形态专著《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所作的序，全文可参看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