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中国道路,何以自信?
中国道路,何以自信?
陈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了将近40年,对这条道路的来龙去脉,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对这条道路的内含和价值,理解得越来越深入;对这条道路的未来发展,也越来越自觉和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总的说来,我们的自信,来自于对中国道路的自信。
一、历史选择
走什么路,根本上反映的是历史的意志和国情的必然,而不是哪个人、哪个政党一意孤行的主观愿望。
中国道路是现在进行时,但也是一种历史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即使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承认这个论断的合理和科学。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就提出一个观点,“开辟中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开启中国的历史”。漫长的历史决定了中国道路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走出来”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包含着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反复选择和努力实践,才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创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这些决定因素,就是国情。
真正认识国情,掌握国情,进而尊重国情来设计道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有志之士为救国探索、尝试了许多条道路,先后有300多个政党问世,但都没有形成气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同国民党之间有着剧烈的道路之争,同其他中间势力的道路比较和争论也是不绝如缕。这说明,以社会主义为灵魂的中国道路绝非凭空而来,它是在山穷水尽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而不是有更好的路子弃而不采,它是从近代以来各种各样的道路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非走这条路不可。
历史和人民给了所有救国之路充分展示的机会,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不仅可以救国,而且能够兴国和强国的道路?原因很明显,确立了选择,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就一定行得通,其前途如何,一要还要看它有没有科学的灵魂,二要看它占没占道义的高点,三要看有多少人肯为它的拓展前赴后继探索奋斗。
正是在这三个问题上,中国道路从探索到形成的过程中,演绎出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故事,从而使它从理论到实践,从梦想到现实,风雨兼程地向前发展,选择和跟随这条路子的队伍,也就越来越长。新中国成立时,各个民主党派,以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先后走过其他道路的各色人等,均殊途同归,天下归心,最终汇聚到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上来。改革开放后,为更好地兴国强国,党领导人民探索创新,终于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使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前进路向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凝聚人心的一面旗帜。我们说,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道理就在这里。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角度讲道路自信,根据也在这里。
二、内生动力
中国道路的探索、开辟和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因而它不会固步自封,拥有在实践中主动发展的自觉意识和创新动力。
我们常说,中国道路来之不易,主要是指其探索演变和形成发展过程的不易。在它形成以前,先进人们经历了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每一次道路的探索和实践,都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都适应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趋势。前后探索的逐次递进和深化,演化出奔向中国道路的内生动力,最终为中国道路的开创提供了制度成果和经验认识。这说明,中国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个先验的模式再去实践它,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实践探索逐步积累而成。即使在中国道路开创之初,我们也只知道要正确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论是必须走自己的路。至于这条路是什么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正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这一中国道路中的题中之义,形成了强大动力,促使我们对中国道路的模样清晰起来。更重要的是,中国道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一种前进机制,这就是:对的就坚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就抓紧解决。这是中国道路最重要的内生动力。
正是这种内生动力,使中国道路既不是一个严密封闭的体系,也不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体系。它有不变的灵魂,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有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这就是在实践中,在吸收消化外国的好东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样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在今天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理论指导和制度保证之中,从而强化了中国道路不断拓展前进的内生动力。
拥有强大内生动力的中国道路,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仅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来说,中国在此前30多年不断改革的基础上,又推出了12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说明,中国道路总是通过改革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和挑战,通过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来释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样的道路,是值得人们信赖并充满信心的。
此外,我们的道路自信,也不是建立在把昨天和今天割裂开来的基础之上。今天的成功固然让人欣慰,昨天的曲折也让人尊重。我们曾经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很快就意识它有自身的缺限,于是另找新路,在找新路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出现了曲折。但我们从不轻视过去,因为我们深知,没有前人的探索,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正是在探索和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因为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得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表明,对中国道路该怎样坚持,怎样发展,我们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有深入敏锐的自觉,知道它的哪些内容还不完善因而需要发展,哪些内容是其根本支撑,动摇了它就会前程尽毁。所谓道路自信,盖也缘此而生。
三、成功实践
中国道路在近40年的前进过程中,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奇迹。实践的成功是最大的自信。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通过中国道路跟上了时代的前进步伐,其背后的历史叙述是,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英国、法国这样的世界强国,19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又造就了德国、美国以及日本、俄国这样的世界强国。这两次工业革命,奥匈帝国以及中国的大清王朝,还有曾在大航海时代领跑的西班牙、葡萄牙,都因为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前进步伐而掉下队来。这当中,尤其以中国的落差感受最为强烈。20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是在中国道路的引领下,中国迎头赶上了。
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发生的巨变是随手可以触摸得到的。比如: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社会结构经历了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城镇人口从1979年的不到20%发展到55%;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相互推动的国家;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发展成就,无论是纵向比,还是同改革开放之初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都是惊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开创发展中国道路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走过了西方现代国家300年路程。
中国道路经过非同一般的考验走到了今天。在国内,我们经历了经济上的起伏,政治上的风波,思想领域的纷扰和碰撞,乃至自然灾害的肆虐。从国际上看,从苏东剧变开始,在一连串实质上是道路之争的各种“颜色革命”和所谓“阿拉伯之春”掀起的风浪中,中国都站住并且发展了。
如果以1991年冷战结束为时间点,除中国外,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同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比如,日本经济总量当时是美国的65%,现在是1/4左右;德国当时接近美国的50%,现在是1/5左右。而中国当时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15左右,如今大体已是2/3。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从这个背景来看,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从2011到2016年,中国增长的贡献率每年平均下来超过30%,2016年是33%,始终保持首位。中国靠的就是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靠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靠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靠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战略定力。
冷战格局结束时,美国学者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他们不明白的是,冷战的结果虽然是美国赢了,但不是美国打败了苏联,而是苏联自己打败了自己,更不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犯了错误。没有终结的历史反过来证明,恰恰是中国道路,使社会主义在21 世纪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于是,在中国道路奋发有为的今天,“历史终结论”不得不偃旗息鼓了,包括此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来往于中美之间,重新研究他的政治学。
在国际比较中,中国道路的政治特色和优势是明显的。比如,中国道路的民主,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其体现形式,分为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对民主来说,做重大决策时,表决之前的协商和反复讨论,更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事大家一齐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样的民主,可以使重大决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而保障定下来的大事,能够推行贯彻下去,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拥有定力坚持下去。西方客观的政治家,基本上认同中国体制对政治执行力的保障,这也是治理能力的一种表现。
相比之下,以政党轮替、三权鼎立、简单多数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如今在各式各样的民粹主义挟裹下,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和局限。政党争斗严重掣肘了政治执行力,党派利益常常绑架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的大政方针变来变去,使不少人厌倦了党派间的政治争斗,不再信任那些按传统政治体制行事的所谓“主流政治家”。这些年来,西方学者发表大量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主要内容:一是针对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反思这场金融危机背后的体制弊端在哪里?二是针对西方国家为输出民主推动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反思那些受到冲击的国家为什么鲜有按西方的意愿走上正轨的?三是针对2016年开始不断出现所谓“黑天鹅”事件,对西方传统政治秩序提出的严峻挑战,反思仅仅注重形式上、程序上的民主制度为什么反过来伤害了民主本身?在一些主要欧美国家的走向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这些反思表明,冷战结束才20多年,西方世界从1990年代初期“赢得冷战”的“气如长虹”,正在走向一种“集体性焦虑”。许多心忧如焚的西方主流政治家,在民主政治制度上一向唯我独尊的自信悄然起了变化,打了折扣。
与此相反,不少人把中国视为给不确定的世界变局提供确定性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承认中国进步,正视中国制度,体会中国智慧,关注中国经验,倾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期待中国行动。对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主张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诸如2016年的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背后,正是中国道路的优势显现。
中国道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路径的简单依赖,同时也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容易处理好的改革与翻船、发展与稳定、开放与自主这三道难题,从而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道路决定命运,在涉及国家前途的道路问题上,在业已证明道路成功的情况下,来不得半点庸俗的谦虚和无谓的自卑。
四、人民主体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揭示出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品格,这就是人民在中国道路中的主体地位。它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一种发展思想,一种行动理念,一种工作导向。其重要内含并不复杂,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由此,中国道路说到底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来展开,在经济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96年风雨兼程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检验自己一切工作成效的标准,落实到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上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道路区别于其他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中国道路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最有力的政治优势、最高尚的道义高点。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有新的改善。2013、2014、2015年三年中,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7.4%,快于经济增速,农村人口纯收入的增长更高一些,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实现全部脱贫。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不断提升的获得感,使我们的党和政府获得了广泛支持和高度信任。据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据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全球政府信任度调查,76%的中国人对中国政府表示信任,位列第一。
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情,就是贫困,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一穷二白”。能不能通过扶贫、减贫逐步实现消除贫穷,是衡量中国道路是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道路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能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的一个试金石。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通过这些措施,走在中国道路上的中国,在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解决了将近14亿人口的温饱,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完成全世界70%以上的减贫任务。如此大规模的减贫难度,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如此大规模的减贫成就,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做得到。这也正证明中国道路的优势所在。
当然,贫穷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改变面貌非一日之功。新形势下中国脱贫形势依然严峻,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扶贫脱贫工作,他说这是他“一直挂在心上,而且一直不放心”,“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强调”的问题。为此,他先后考察了十多个省区的贫困地区,并于2015年6月18日,在贵阳召开了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11月又召开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行动理念在扶贫工作领域的落实,进而在理念和行动上,为中国道路上的扶贫事业开创以下三个方面的新局面。
第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扶贫开发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更难做到的是“全面”。这意味着小康覆盖的领域、人口、区域都要全面。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
搞好扶贫开发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因为发展起来后,如果贫富悬殊过大,社会不公平,就不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这就把消除贫困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了。
第二,用补齐“短板”和政策“兜底”的新理念指导扶贫开发工作。
扶贫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扶贫成效乃至成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特别是扶贫开发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能不能补齐短板,决定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上能不能收好官。为此,党中央明确把补齐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这块最大的“短板”,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新理念。具体措施是通过社会保障实施政策性兜底扶贫,以织密扎牢兜底的民生“保障网”。当然,“兜底”主要是解决特困群体的问题。在我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有2000多万人。这类弱势群体无法通过开发性扶贫政策实现脱贫。“兜底”是保证困难群众一个不掉队的底线,是走中国道路所需要的底线思维的实际运用。
第三,以“精准扶贫”的新思路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如何“补齐短板”,如何让“政策兜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的新思路。他说,“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难以按期完成任务”。因此,最好的思路是扶贫必先识贫,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具体说来,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这就明确了“扶持谁”和“谁来扶”的问题。关于解决“怎样扶”的问题,就是因地制宜实施“四个一批”的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
扶贫、减贫、脱贫,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像中国这样拿出如此细腻管用的办法,实属罕见。2016年中国安排新增就业人口达到1300多万,实现1200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脱贫。如此成就,确属不易,也让世人惊讶。2016年10月,担任过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埃贡·克伦茨,到中国出席第七届社会主义论坛,回去后对记者说:中国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这是事实,“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这是中国领导人最为担忧的现象。”“我对中国国内不同层级的党委领导提到的同一个问题是:你们党组织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使我非常感动: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贫困。”“他们正采取一切手段”来做这件事情。
五、世界定位
赶上世界潮流的中国,不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越来越靠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到底意味着什么?会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正能量还是国强必霸的威胁之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许多说法,直接影响到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道路的评价,影响到中国道路能不能健康地坚持和发展下去,影响到中国人的道路自信。
从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基本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毫不含糊地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这也是中国道路的一种自信表现。
捍卫和平、促进发展的自信,有两个方面意思。一是中国道路对世界而言,本身就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二是发展起来的中国,有信心和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由此保障自身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启示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遍及四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被卷入战火,军民共伤亡7000余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黑暗的一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战后的总体和平来之不易。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好似魔鬼和梦魇,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必须高度警惕;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维护。”
长期遭受欺凌侵略和战争苦难的民族,最渴望和平发展。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坚信没有和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更谈不上任何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这个启示,已经深深地沉淀为中国道路的内涵之中。
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要求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
纵观人类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在二战之前的300多年间,国际秩序的变迁,都是列强争霸的结果。从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再到20 世纪初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依靠战争和强权形成的秩序和体系,没有哪一种能真正维持和长久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过20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爆发,不仅宣告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而且宣告了一种旧历史逻辑和旧国际秩序的破产。这种旧逻辑,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旧秩序,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正义的崭新胜利。如今,求和平、谋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促合作、图共赢,成为时代的滚滚潮流。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确实有人身体已进入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对这种情况,最为警觉,最为反对的是中国。正是中国,旗帜鲜明地主张将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政策取向,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双赢、多赢、共赢局面。正是中国,一向倡导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的政治方式,来对待和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
第三,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决定中国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现实国情。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虽大、好战必亡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融化于中国人的血液中。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早在毛泽东时代,便把永远不称霸定为成一项基本国策。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1960年5月27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问: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果断回答:“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你怕我们会侵略”,“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1980年代,当邓小平深入思考中国道路的时候,他的明确结论是,“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既是基本国策,也是中国道路的传统基因。
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舆论界有一种美、苏、中“大三角”的说法,把中国列为与当时争霸的美、苏两国鼎足而三的平衡力量。对此,毛泽东高度警觉。比如,1970年6月19日,他对一位外宾说:“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大三角。我就不承认。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这个态度,让我们想起前些年有美国人提出“中美共治”的说法,还起了个名字,叫“G2”。对此,中国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战略定力:通往全球治理,中国始终走自己的路;中国道路把中国引向强大,但绝不存在引向国强必霸的逻辑。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了,备受列强欺凌,从而使和平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战略抉择。不仅顺应时代潮流,也符合中国利益,还符合世界利益。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道路决定命运。不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就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中国即使发展起来了,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和平发展这一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逻辑。中国道路发展到今天,证明了这一点。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着重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国道路中和平发展内含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胸怀和人类格局。
当然,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意味着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和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对此,毛泽东在1963年说过一句毫不含糊的话:“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应该说,这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体现了中国道路的真实和真诚,丝毫不损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立场,没有这样的底线,和平发展的宣示反倒显得不那么实在可信了。
理解当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自我定位,理解中国道路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理解和平发展道路的要义,应该把握这样几个概念;“一条路子”。即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既有发展中大国的气度眼光和胸怀担当,又不是像西方某些大国那样在国际关系上充满傲慢和偏见。既责任共担,又利益共享;“一种关系”。即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个目标”。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作用”。即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六、党的领导
有没有道路自信,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走中国路、圆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也不是自封的,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在党成立96年来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实践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
第一,党在96年的探索奋斗中,始终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引领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和尝试,但都失败了。比如,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共出现了682个新兴团体,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便有312个,他们所倡导的各种主义和救国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没有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反倒是乱象丛生、闹剧连连,导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历史确也给过中国国民党不短的机会,但由于其阶级属性局限,始终没有也不可能领导人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那天起,即已表明,它不仅是此前救国之路的领导核心,也必然是此后兴国强国之路的领导核心。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又带领人民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最终找到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明确地表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为此,党中央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新局面。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坚定道路自信的重要基本依据。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体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铸造出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
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是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用自己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即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使他们“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把创造历史的主人公们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探索开创和坚持发展了中国道路,才使中国道路拥有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第三,在96年的探索与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成为了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所经历的困难与考验,所遭遇的风险与挑战,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世所罕见。在革命年代,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甚至曾经陷入过绝境,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的弯路。事实证明,和近代以来其他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着自我革命的精神和政治勇气,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意识和能力,从而能够检视和革除自身的“病症”,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渡过难关,在挫折中奋起。这种政治态度前进能力,在和世界上其他政党比较起来,是罕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因而被历史和人民寄予更多的信心和信任,寄托更重大的责任和希望。
如今,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和自信了。党的核心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和巩固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为什么和怎么样坚持发展中国道路,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党基本路线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要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来深刻领会为什么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当前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在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前进路上,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可见,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使命越光荣,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越接近,经受的考验和挑战越复杂,人民对党的期待和信任越深厚,就越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始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建设上,不断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在作风建设上,从“八项规定”的细节开始,严格党内生活,强化群众路线,提倡“三严三实”,躬行忠诚、干净、担当;在制度建设上,实施制度治党、管权、治吏的新举措;在组织建设上,用铁的纪律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并且形成和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在反对腐败的问题上,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就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看法的腐败问题来说,目前,中央的判断是: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据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自2012年以来,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满意度逐年走高,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为75%,2016年是92.6%,四年提高了17.9个百分点。国外媒体认为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这些成就,使党心民心焕然一新,更加牢固地保证了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核心领导地位,使道路自信拥有了最关键的前提依据。
总之,我们的道路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历史。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不要求别的国家模仿遵循,也不会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基础上;中国道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马平川,前进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会面临各种难题和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挑战。唯其如此,我们要很好地坚持和发展它,在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创造中国道路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即已表明,中国道路能够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从而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以其制度、实践和理论的力量向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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