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鼓吹的自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

长河红阳

首先，无耻与否在道德范畴内；无知与否，和是否无能紧密相关。

道德这个东西，是有阶级属性的：剥削阶级有剥削阶级的道德——剥削有理，被剥削者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反抗无罪!同理，爱国者有爱国者的道德标准，卖国者也有它们自己行为准绳。

比如说我，竭力地论证了张维迎的无耻大肆宣扬，然而这正是它们那一集团中评判功绩的标杆，那么，我对它无耻的论证，也更强固了它在它们集团里的地位，意思不大。而且，无耻者自有巧舌如簧骗人，能鉴别者未必人人；反过来讲，我找到了它无知的证据广而告之，它那集团里的人都要对它嫌弃的——无论什么样的阶层和团体，对无知者都是很不看重的，那么，这时我的做法就是有些成绩的——谁会相信无知者的胡言乱语呢？它无知的名声有了，以后，它的拥趸很可能就少多了，起码少一个是一个。或者，也许，它会因为无知被踢出北大呢？但愿，但愿!

所以呢，我“很不认真”的看了张维迎的那个帖子《自由是一种责任》，竭力数落它的无知。当然，我也绝不会“认真的”看它的帖子论证他有多无耻，意思不大。

在“无知”上对它重拳猛砸，还是在“无耻”上对它劈头盖脸，这是个战术问题。

俗话讲，无知无耻——从无知推出无耻的概率极大；从没听说无耻无知——从无耻推出无知，基本没这个可能，反而，无耻者也许还很有知，很有能耐呢!？

有人说张维迎无耻，我以为是对张维迎下面的这段话的理解有了歧义：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结合张维迎帖子里的语境，这段话的主题分明是这两个分句：

“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这两句话里，其中的“企业家精神”绝非重点：

“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分句，在这个分句中，“人的自由”、“人的创造性”显然不等于“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这又是一个分句，可是这里连“企业家精神”都找不到了，明白的在说“创造力”，和“自由”，和上一句的“创造力”、“自由”紧密连接。而那个没了影子的“企业家精神”看来在上一个分句里也仅仅是也是临时客串一把。

进一步的，关于“企业家”，这个张维迎仅仅是找出了戴姆勒、本茨、迈巴赫这三个合伙人，而这三人一开始也是以发明家面目示人的，而非什么“企业家”。帖子里大段的内容是关于鬼佬地界的发明、创造的牛皮、喇叭，至于“企业家精神”还出现过么？所以说，张维迎这个帖子里的内核是“企业家精神”被“扼杀”，恐怕是误读吧？

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把两个分句合起来说，把“企业家精神”算在内，这里头体现的也是它对中国史常识的无知，而非在“企业家精神”上的无耻。至为明显的是，春秋战国时候也好，还是宋代也罢，根本没有企业家生存的任何条件。拿这两个时代的“自由”为它臆想中的当代“企业家”解开“绑绳”，这不是无知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候，没有企业家，倒是有富商，很厉害的富商，姑且、暂且把这个比拟成张维迎口中的“企业家”的话，春秋战国时代，富商们的处境也很不得意。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里，就写了一个超级大富商的经历——这个人原本是越王勾践的名臣——范蠡，因为嗅到了成功后的越王勾践要屠戮功臣的血腥气之后，他弃政从商大发横财。由此可知，从商在当时不算是个什么上路的选择。

在《货殖列传》里，还有孔子的徒弟子贡弃政从商的故事，买卖做大了，各国国君也“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厉害得很。更要紧的是，孔子的名声多显还就是因为他的猛力吹捧。但是，在孔子的眼里，他的地位远不如窝囊废一样颜回。原因？还是赵继彬先生说得好——孔子认为他“违礼求富”。因为按着孔子的治世思想/周礼的规矩，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是和他在官场里的地位对应的。子贡不过是个底层贵族，居然也能拥有巨额财富，这是孔子极端看不上眼的!在诸子百家里的第一“显学”儒家这里，经商致富从来不是正道!那么，推测一下，以“工”起家致富、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如果真有，恐怕也要被嗤之以鼻!

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还写了当时的超级大富豪吕不韦弃商从政的曲折经历。为什么吕不韦要这么干？有他老爹对他的一番调教：从政拥立国君，获利不可计数(《战国策》)。经商远不是什么上好的路径。

反正呢，就《史记》、《战国策》里的记录看，张维迎口中的“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除了出路不算太好的富商之外，是找不到什么大规模生产商品的“企业家”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秦汉年间，就是“企业家精神”最容易被“扼杀”的时代。可是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却说得明白，在中国进入中央集权大一统时代之后的秦王朝和西汉，倒是有不少“企业家”的实例，其中挺有名的就是司马相如的老丈人。具体还有谁，各位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找。

这不是很奇怪么？去古未远的司马迁没有记下“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最不可能“扼杀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春秋战国时候的“企业家”，但是却记下了秦汉两代的“企业家”的实例!这算做什么？

毛泽东主席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朝实行法家制度，极端不自由——法家力倡耕战，恨不得全国只有农夫和战士，对于其他行业尽可能的排斥之、压制之；西汉“汉承秦制”，法家制度保留多多，也是极端不自由，对“耕战”之外的其他行业也不待见，这两个时代都是最可能“扼杀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但是，这两个时代却有若干“企业家”大发横财的实例，这是为什么？张维迎能解释么？

它当然不能解释，因为张维迎对中国史常识极端地无知!

无耻者未必无知，无知者无耻的可能性极大。说它无耻，有些高看它哦。

至于说宋代，不得不提两样很厉害的发明——火药、活字印刷术。但是，这两样发明，没有一样和什么“企业家”有关系!

火药，源出炼丹的道士，萌芽出现在唐高宗年间，当时这个炼丹的方子和黑火药的配方用料上，只是少了纯木炭。到晚唐，黑火药的配方正式成型。在宋朝开始运用于军事。

至于“活字印刷术”，乃是北宋平民毕昇发明，更与什么“企业家”无关!

无论有没有什么外力的“扼杀”，民间总有高明的成果涌现，而无论怎样的“宽松”，所谓“企业家”，总是碌碌无为。这乃是中国规律，也是世界规律。就以前边的戴姆勒、本茨等人来讲，他们本是发明家，把发明成功地进行了商品生产才成为企业家。

当然，“企业家”也有发明——比如福特公司的流水线，压榨工人血汗的那个流水线，这倒是正经八百的“企业家精神”。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就是硕果。难道这才是张维迎赞誉的“企业家精神”？要是，从这个角度讲，张维迎是无耻的倒是能成立的。但是，无论如何，张维迎的帖子只是对中国人“创新能力”的质疑，以及对造成这个“恶果”的制度的攻击。而这样的攻击，都是以无知做不要脸的本钱!

张维迎无耻？不要高看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