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甚至亲华国家)遭到质疑、曲解？

程曼丽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合作的展开，项目的启动，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热度始终不减，各种讨论、议论甚至争论从未间断过。据统计，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有2500余篇。从中可以发现，国外媒体、专家学者一直试图搞清楚“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专家纷纷从各自立场进行解读，给出了差异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评议。①

应当充分肯定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介绍这一倡议的理念、宗旨和目标，并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达成合作共识；国内主流媒体也投入其中，全力进行宣传报道。但是“一带一路”毕竟涉及不同地域的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文化习俗、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对于中国的认知与评价也有所不同，这就使得“一带一路”的共建与对接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许多事例说明，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沿线以外的地区性大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心存疑虑。这些疑虑有些来自传统偏见，有些则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而逐渐产生；有些属于共性范畴，有些则明显带有某个国家的个性特征。无论如何，这些疑虑的存在将会影响“一带一路”共建的进程与质量，甚至直接影响其落地效果。有鉴于此，释疑解惑应当成为包括媒体在内的对外传播主体共同承担的职责。

从整体上看，不同国家所质之疑、传播主体当解之惑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惯性思维、对接困惑、认知落差以及现实忧虑。

惯性思维

所谓惯性思维，是指人们基于以往的经历与感受，对当前事物产生的一种套路性认知和刻板印象。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美国彭博资讯等媒体为它贴上了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标签，由此加深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误解。众所周知，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它体现了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把复兴欧洲与遏制苏联结合起来的战略意图。在实施援助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还附加了许多不平等条件。在经济上，它一方面促进了战后欧洲的复兴，同时也加深了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依赖；在文化上，美国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以及各种消费品等推行美国价值观，抵制和打击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发展。由于西欧国家在战后重建中有求于美国，它们不得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获取经济援助。

战后美国对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样如此。细察之下不难发现，美国发展援助(特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无论是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还是肯尼迪推出的“争取进步联盟”及和平队，抑或是小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和标准塑造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例如小布什政府推出的“千年挑战账户”，明确规定了受援国在市场经济、政府治理、人权等方面所应达到的标准。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按照这些标准对本国经济甚至政治体制加以改造。这种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援助政策，或许暂时能够给受援国的部分地区、部分阶层带来好处，但同时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一些国家推动的民主援助，就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并间接导致其经济发展的迟滞。因此，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受援国，都有学者对美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提出过质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于美国“援助套路”的质疑，也部分投射到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中来。

以“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在国巴基斯坦为例。历史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包括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与美国在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变化相契合，时间忽长忽短，数额忽高忽低。这使美国在巴基斯坦普通民众心目中形象欠佳，媒体对此也有许多负面评价。2013年5月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倡议后，巴基斯坦政府积极响应，其主流媒体均给予正面评价，几乎形成舆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基斯坦国内的一些重要媒体开始发出质疑声，诸如中国在巴投资将会给巴基斯坦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将会控制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获益的只是中方，等等。虽然中巴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双方互称“铁哥们”，其舆论主基调是积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巴基斯坦国内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各派在“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图以及投资回报的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看法，亦不排除“惯性思维”之下的疑虑与偏见。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即便有了良好的开端，仍然有可能因为舆论的反弹而出现新的问题。

对接困惑

所谓对接困惑，是指“一带一路”倡议应与沿线各国自身的发展战略相契合，否则对方难免出现疑惑与排斥心理。“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对接，就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欧亚经济联盟”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发展而来，2014年5月，三国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欧亚经济联盟”将于2025年前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恰逢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夕，俄罗斯官方与学界对此高度关注。由于当时对“一带一路”的概念及其具体框架缺乏了解，不少学者将它等同于“西进战略”，认为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会对俄罗斯的中亚利益造成冲击。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恶化，加之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国际石油价格的暴跌以及卢布贬值，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普京不得不放低姿态，调整策略，试图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缓解西方制裁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与俄方进行外交斡旋，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政府，与俄罗斯外交部门、智库、民间机构等进行沟通、对话等等。经过一番努力，俄罗斯国内对于“一带一路”的质疑声音开始弱化。

2015年5月8日，以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为契机，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重点开展投资、金融、能源、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航空航天、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合作。7月8日，在乌法进行的一对一会晤期间，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上合组织作为丝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拓宽两国务实合作的空间。至此，中俄之间备受瞩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终于应声落地。由此可见，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俄罗斯接受并正式加入历时两年，其间俄方经历了由质疑、排斥到批评声音渐趋缓和，最终产生认同、实现对接的过程。虽然其中存在着某些有利于对接的外在因素，但是中国方面持续不断的、深入的沟通对话是功不可没的。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寻求“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初衷，是抵抗来自西方世界的制裁压力，而当这方面的压力减弱或消失后，俄对“一带一路”是否能够保持原有的热度，是存在某种不确定性的。因此，在“一带一路”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应当将俄罗斯作为重要的共建者对待，充分考虑“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项目的契合程度，同时加强沟通，释疑解惑，稳定关系，避免新的矛盾与冲突出现。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与沿线国家自身战略的对接是十分必要的。

认知落差

所谓认知落差，是指中国的形象自塑并未在对象国受众那里获得相应的认可，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反差。以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为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非关系逐渐升温，经济合作日益多样化。近年来，随着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基建、工业化等一系列合作项目的展开，“一带一路”已经延伸至非洲全境。那么，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是否符合我们对自身形象的预期呢？

2014年，有研究者发布了一个“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调查结果。②具体来说，研究者以非洲五国(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五份英文报纸的电子版(包括一个新闻网站)为调查文本，以“中国(China)、非洲(Africa)、相应国家名称”为关键词，每份媒体提取检索结果的前100项，共500篇报道，检索时间段为2010年1月至2013年8月。尽管检索范围有限，媒体视角与普通民众亦有差别，但这些检索信息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到底如何。调查结果显示：非洲人首先肯定中国是他们的“良师益友”。以明确的语言赞誉中国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肯定中国本身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肯定中国通过投资、援助和商贸等对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与西方国家相比，肯定中国是一个更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但调查同时反映出一个问题：中国在非洲整体呈现的是一个“经济大户”的形象。调查提取的500篇报道涉及经济、政治、体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但是五个国家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以经济为重，政治为辅，其他信息涉及不多。而在经济类报道中，五个样本媒体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国商品量多质差；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规。这种印象一方面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影响有关，同时与我们自身行为不当也有一定的关系。

无独有偶。2016年11月4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道中援引了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63%的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是积极的，甚至是非常好的。只有15%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威胁到非洲。但调查同时显示，“钱是中非交流的语言”。调查还显示，增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和欢迎程度的并不是中国文化或中国语言，而是中国给非洲带来的商机。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传递给非洲的主要是一个经济形象。当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非洲需要技术、资金支持来实现自我发展，而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如果中国在非洲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暴发户”或“钱袋子”，就比较被动了。非洲调查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除了经济方面的努力之外，中国有必要调整对非战略，更加重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我们的文明形象也在非洲鲜活起来。否则，中国给予他人积极向上、飞速发展的印象，很有可能转化为令人生畏的“恐惧情感”，这种风险在一些国家已经初露端倪。

现实忧虑

所谓现实忧虑，是指与中国有着利益纠葛并处于大国博弈角力场中的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表现出的复杂心理。这种心理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比较普遍。例如在菲律宾，南海岛屿争端无疑是中菲两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处理不当会造成两国甚至中国与东盟政治互信的削弱，也会导致这一地区投资风险的上升。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菲律宾一方面希望借力中国“一带一路”获得更多的投资，带动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又在国家安全方面积极寻求美国的保护，并在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菲律宾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中时常首鼠两端，摇摆不定。杜特尔特上台后，虽然一改前任阿基诺三世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公开对抗的态度，但是这一行为背后的趋利导向仍然值得注意。当然，菲律宾近期在南海地区与中国避免正面冲突的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战略选择。

马来西亚地处亚欧板块最南端，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中转站。目前中国与马来西亚正处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阶段，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网络建设及贸易畅通等多个方面的合作意向逐步达成。与此同时，美国对马来西亚政局的影响也在加深。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对东南亚的军事援助大幅度增加。2014年，美国首次派6架F-22战斗机参加马来西亚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于同年透露，马来西亚邀请P-8“海神”巡逻机从该国最东端地区起飞，“让美国更接近南海”。这些举动对中马关系造成了潜在威胁，更引发马来西亚国内反对党以及马来民族主义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马过度靠近中国的质疑。尽管马中关系一向友好，但是作为战略核心地带实力较弱的国家，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等大国的影响。

缅甸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心态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2011年缅甸政治转型之后，中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总体上保持着原有的合作交流状态。2016年民盟执政后，中缅关系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9月中缅共同投资开发的密松水电站被搁置后，两国在交通基础设施、电力、石化、经济特区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就停滞不前，亦没有新的共建项目推出。究其原因，一方面缅甸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心存疑虑，对中方倡议的一些合作项目持有戒心。此外，2011年缅甸政治转型以来，西方国家对缅甸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缅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吸引西方投资，力图摆脱经济困境，形成利益捆绑。因此，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缅甸政府一方面希望“一带一路”能够为本国带来切实的利益，同时又担心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会影响与西方的关系。这些误解与顾虑使得“一带一路”在缅甸的推进面临着较大的障碍。

从整体上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国家是受欢迎的(即使在缅甸，社会各界的口头表态也是非常积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缺乏了解、多有顾虑，对其前景持审慎观望的态度；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将自始至终影响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进程。中国需要通过互利共赢的途径与东盟国家建立政治互信，进而为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响应，一些合作开发项目已经启动，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一带一路”毕竟涉及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在内的6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距离最长的经济走廊和跨度最大的文化工程。由于各国与中国的关系状态不同，对中国的认知、感受不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理解不同，难免出现前述惯性思维、对接困惑、认知落差、现实忧虑等问题，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国家被曲解、误读，而另一些国家表态积极却行动迟滞的原因所在。因此，对于包括媒体在内的中国对外传播主体而言，释疑解惑是当务之急。我们应树立两种意识：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报道应避免宏大叙事，并应由一般性的政策阐释转变为针对性传播、嵌入式传播和精准传播，及时回应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关切与质疑，该解释的解释，该澄清的澄清，使对方在全面知情的情况下消除误解，摒弃成见，融入“一带一路”的共建中来。在这方面，沿线国家的舆情研判(或舆论环境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在“一带一路”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强调中国对外传播多元主体的能力共建。如前所述，“一带一路”是一项巨大的跨国工程，不仅需要国家外交、政府外宣、主流媒体的努力，也需要参与其间的各个部分，包括走出去的企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将“说”与“做”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大众传播(包括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等多种渠道、手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产生协同效应，达到预期目标。

注释：

①参见唐理邦、张营：《国外媒体与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与评议》，载于《一带一路环球行动报告(2015)》2015年9月版。

②陈雪飞：《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