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狠掴了方方一嘴巴

丑牛

批《软埋》快半年了，方方是顽强地抵抗，她总的战略是避实就虚，从不正面接招，从不为《软埋》辩。总是对批判方进行人身攻击作为反击。

批《软埋》刚开始，方方在国外，远隔重洋她立马反击：“这是乌有之乡一帮人马干的，和湖北反对我的两帮子人遥相呼应”；

回国一看，批方方者並不只是“乌有之乡”一干人马，多是左翼人士，如是她离间左右翼，说右派队伍多是倜傥风流，左翼一伙，不懂文学，写一些烂文章；

再一看，批判者中，左、中、右、工、农、兵、学、商都有，她就祭起了“反文革”的大旗，说这些批判者都是“文革”思维、文革词汇、文革方式。“文革”是被共产党否定的，给批判者戴上文革的帽子，就成了一批“不法之徒”。

哪知，天不从人愿，又出了一批党政官员批《软埋》，方方这下乱了套，头发一散，撒泼了，骂共和国的将军，骂共产党的部长。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写了一篇批《软埋》的文章，方方回应说：你当组织部长，委任了多少贪官，你应该好好反思，怎么管到我方方写文章头上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写了一篇批《软埋》的文章，方方嘻皮笑脸地回应，你1980年还只是一个军报记者，1988年怎么就当上了将军！？

撒泼撒到这般田地，简直是斯文扫地，哪还剩一絲的“倜傥风流”。

方方在撒泼中，情急生乱，搬起一块石头砸向赵将军，哪知却砸到自己脚上：

“赵先生读了这么多书之后(按：指赵将军对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人作品的批判)，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好遗憾。看来，思想解放这么多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他们的脑袋，已被文革的词汇，凝结成板，僵化而坚实，就是用斧头劈，多半也是劈不开的”。

把“文学当成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你方方就是实践者，在《软埋》后记中，你写得明明白白，要翻土改的案，要为地主翻案，要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在为《软埋》一书出版而回答记者的采访中，你把写《软埋》是为了颠覆土改，并把今日农村的一切乱象，归咎于土改，你大概不会忘记和否认吧；

“现今，很多人在谈中国农村成为空村的问题，谈乡村道德与文化缺失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呈现，都离不开当年的土改运动，而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是当年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开始认真反思这段历史”。

方方这段对土改“祸延今天”的议论，正如她自言自语：“我们都没有开始认真反思这段历史”。人们永远不会像方方这般颠狂，这般胡言乱语。问问二亿多的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挣血汗钱养家，是因为当年的土改么？问问留守的老人，他们的孩子外出打工，是因为当年的土改么？问问当今的乡村基层干部，农村社会的解体，道德、文化的滑坡，是因为当年的土改么？

方方为何如此胡言乱语，是为了颠覆土改，为地主阶级翻案，为恢复“乡绅治理”开道。

“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你方方已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了。

方方写了《软埋》，人们担心，她是否会成为莫言第二。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演说，对他在小说中骂共产党，骂八路军，骂土地改革进行掩盖，说他只是讲了魔幻和神话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对这些“故事”为什么感兴趣呢？颁奖词中讲得明明白白：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莫言所描写的过去年代与中共所发行的那些宣传画中人的历史有所不同，他使用夸张和戏谑的笔法，以及取材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可信而严苛的修正”。

把这两段颁奖词送给方方及其《软埋》，不是更恰当么。

“你还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方方会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也是用斧头劈不开的“文革”分子吗？

提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阶级和政治属性，人们一定会想起发生在六十年前的“《日瓦戈医生》事件”。

《日瓦戈医生》是苏联著名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一部小说，写了日瓦戈医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和反思。

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是拥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並忠心耿耿地为革命而工作，但他对十月革命前后遇到的失败和挫折，特别是在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的白色反动武装企图把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社摇篮里，双方殊死的搏斗，革命政权以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暴力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很难理解，作为医生，他认为“只有善才能带来善。

因而在小说里，过多地描述了正直的日瓦戈医生们的不幸遭遇。《日瓦戈医生》很有点我国“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味道。

帕斯捷尔纳克花了八年时间，写成了《日瓦戈医生》。他把稿件寄给苏联有名的《新世界》文学杂志，不仅没有发表他的作品，反而得到编辑部的一封公开批评信，引起了苏联文艺界对他的写作方向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日瓦戈医生》的手稿，通过他的朋友，送到意大利，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用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此事引起苏联社会公众的愤慨，指责帕斯捷尔纳克是对苏联的背叛。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是难得的反苏反共机会，调动了大批人马，动用了大量金钱，大量印刷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偷运至苏联境内散发，並促成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按：全世界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很多，文后附《中情局用〈日瓦戈医生〉做颠覆苏联的工具》供参考)

诺贝尔文学奖授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更激起了苏联社会的愤怒，官方、民间都表示：如果帕斯捷尔纳克不喜欢苏联，他可以到维也纳领奖后，不要回来。

一部小说，引起了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波。方方如果就此问美国中情局：

“你还认为文学是阶级斗爭或政治斗爭的工具吗？中情局一定会掴她一巴掌：“你这蠢货，中情局就是这么干的！美国总统就是这么干的”。

方方很不喜欢“文革”词汇，还怨恨“很多人"的脑袋已被文革词汇凝结成板，用斧头劈多半也是劈不开的。为什么文革词汇如此牢固，我们且引一条语录作证：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與论，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你方方不是也跟着这条语录在行动吗！？

附：

美国中情局用《日瓦戈医生》做颠覆苏联的工具

康慨

《华盛顿邮报》4月6日在“国家安全”刊头下发表彼得？芬恩的长文，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档案，追溯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利用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做宣传武器和破坏的工具。

在行动期间，中情局不仅是幕后的策划者，还亲自上阵，做了(盗版)出版商、(便携版)印刷商、(二渠道)发行商，甚至(局里的)文学评论家。

为了搞好发行工作，中情局选定了战后的首届世界博览会—共四十三国参展的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

在五百英亩的展区内，美苏两国建起了巨大的展馆，对外宣传本国的生活方式。特别让中情局动心的是，比利时政府已向苏联公民发放了一万六千份签证。

考虑到小说印刷须秘密进行，中情局特工首先联络了纽约的一家小出版商，后与荷兰情报机关BVD接上了头，安排海牙的一家学术出版社印刷。档案中录有美国特务向总部请示首印数的记录。

荷美特务组织密切配合。1958年，中情局向BVD六百九十一名成员中的大约五十人支付了津贴，并将新招入的荷兰特务送到华盛顿培训。

芬恩和库维“根据对数位前荷兰情报官员的采访”披露，中情局驻海牙的特务沃尔特？齐尼在美国大使馆与到访的荷兰特务约普？范德威尔登讨论了小说出版计划。齐尼告诉对方，任务很急，但中情局愿意提供俄文手稿，并为小额首印支付优厚的费用。他强调，此事决不能追踪到美国人或任何特务机关的头上。

于是，1958年9月6日，靛蓝色亚麻布面装订的首版俄文《日瓦戈医生》由海牙的穆顿出版社出版，随即装入一辆大号旅行车的车厢，送到齐尼家。两百册寄往华盛顿，其余大部分送往中情局在西欧的情报站或情报员驻地—法兰克福得到两百册，柏林一百，慕尼黑一百，伦敦二十五，巴黎则只有十本。最大的一包为三百六十五册，运到了布鲁塞尔。小说分发当然不能在美国展馆进行，但中情局的盟友就在附近，即梵蒂冈的“上帝之城”馆。流亡的俄国天主教徒在馆内拉了张帘子，办起了一家小图书馆。实际由中情局出版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就在帘子后面悄悄递进了苏联公民的手中。不久，此书的亚麻布封皮就被扔的到处都是，因为有些人拿到小说后，就马上做了去皮和解体工作，分成好几部分，以便塞进衣袋，免得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当年9月10日，中情局便在备忘录中满意地写道：“可以认为本次行动圆满完成。”

远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很快听到了消息。就在同一个月，他致信友人：“《日瓦戈医生》以原文出版的消息是真的吗？好像参观布鲁塞尔展览会的人已经见到它了。”

然而，特务们立功心切，不免知法犯法。中情局曾指望荷兰出版商与弗尔特里奈利签订合同，但意大利人暴跳如雷，拒绝出售版权，所以海牙的俄文版就成了盗版书。美国新闻界很快揣测中情局插手了此事，但终未获得证实。

1958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苏联立刻将该奖视为反苏挑衅。帕斯捷尔纳克先致电感谢，四天后又迫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压力，转而拒绝受奖。11月5日，特务发电报给杜勒斯局长：“看到在苏联人身上取得的明显效果，一切苦工都值了。”

中情局认准了文学的力量，第二年4月便出台了行动指南，指导各地特务如何鼓励西方赴苏游客与当地人谈文学，谈《日瓦戈医生》。

由于苏联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与羞辱，中情局苏联处很快上马了《日瓦戈医生》纸皮本的出版计划。莫里处长写道，他相信存在着“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获得此书的巨大需求”。

官员们评估了海牙硬皮本引起的风波，决定力避在外地印刷：“鉴于所涉及的安全、法律和技术难题，建议《日瓦戈医生》的秘密袖珍版在总部出版，使用弗尔特里奈利的首版文本，并将其归到一个虚构的出版商名下。”

中情局在华盛顿设有一间印刷厂，用于印制袖珍书，冷战期间出版过多种文学作品，每本的大小都适合“放进男式西装或裤子的口袋”。

1959年7月，至少九千册袖珍版《日瓦戈医生》“以单行本或上下册”的形式在中情局印刷厂出厂—上下册是为了藏在身上。在中情局安排下，该书看上去是在巴黎印刷的，出版社用法语写做“社会出版社和世界印象社”，后有白俄团体出面认领了该社。

中情局记录表明，袖珍版由“与西方的苏联游客和官员有接触的特工”发放。

195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维也纳举行，中情局又调拨了两千册，在参会的苏联及东欧学生中散播。

维也纳此时成了中情局的文学批发中心。大约有十四种语言的三万册书在此流向苏东，其中还有《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失败的上帝》。《日瓦戈医生》则不仅有俄文版，中情局还计划印刷波兰文、德文、捷克文、匈牙利文和中文版。

当苏联青年的车队到达闷热的维也纳时，成群的白俄蜂拥而上，通过敞开的车窗，把中情局出版的《日瓦戈医生》扔给他们。

克格勃伪装成科研人员，随行监控苏联青年，但是让学生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手下留了情。一位参会的苏联学生后来回忆，克格勃告诉他们：“拿着，读吧，可是千万别带回家。”

1960年5月30日，7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捷尔金诺去世。《日瓦戈医生》一直在苏联被禁至1988年才获准出版。中文版大约在同一时间问世—如果中情局的袖珍中文版从未出厂的话。

彼得？芬恩与彼得拉？库维合著的《日瓦戈事件：克里姆林宫、中央情报局和为一本禁书展开的战斗》将于今年6月17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帕台农出版社发行。

(《环球视野》摘自《中华读书报》)

链接：《日瓦戈医生》解密美苏对抗传闻

石剑峰

如今，一批美国中央情报局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已经解密，根据这批文件创作的一本历史著作《日瓦戈事件》将于今年6月出版，书中详细描述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出版的故事。

事实上，关于《日瓦戈医生》出版受到美国中情局支持的传闻已存在数十年。美国作家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她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传闻。根据美中情局解密的最新文件，这一传闻是真的。

中情局将文学作为武器

《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迅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触发了一场文化冷战风暴。根据这批解密档案创作的《日瓦戈事件：克里姆林官和中情局的禁书之战》将于6月17日出版。但根据要求，“日瓦戈事件”的许多当事官员和中情局官员名字被隐去，除了使用这批刚刚被解密的中情局文件，该书还采访了多位跟该事件有关的官员。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完成《日瓦戈医生》创作之后，就知道前苏联出版界会对出版这部小说有所顾虑。小说的宗教色彩很浓，与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论调和对十月革命的吹捧格格不入，帕斯捷尔纳克在此事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

前苏联方面最终拒绝了《日瓦戈医生》。然而，一位意大利米兰出版商通过其在莫斯科的文学观察员得到了《日瓦戈医生》手稿。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跟意大利出版商签署了出版合同，该出版商表示他会顶住来自克里姆林宫和意大利禁止该书出版的压力。1957年，意大利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

1958年1月，美国中情局总部收到了一个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包裹，里面是两卷《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胶片。“这部书有很大的宣传价值。”中情局苏联分局的主管在一份备忘录里说，“不只是(小说)内涵的信息和发人深省的特质，还在于发表它的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人民怀疑他们的政府出了问题，在世的最伟大苏联作家用俄语创作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他们却无缘读到。”

这一备忘录属于最新解密的130份中情局文件，这部分文件详细解密了《日瓦戈医生》当年在西方出版与中情局之间的关系。根据这批解密档案，中情局不仅帮助《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还通过秘密行动将俄语版《日瓦戈医生》运回俄罗斯，通过隐秘网络让这部小说在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流通。在华盛顿，前苏联专家很快就觉察到莫斯科当局为何会厌恶《日瓦戈医生》。根据1958年7月的备忘录，中情局前苏联分局主管约翰？莫里写道：这本书(《日瓦戈医生》)很明显威胁了克里姆林宫所描绘的那幅图景。

“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对苏联宣扬的‘为共产主义牺牲个人的道德’的准则，是极大的挑战。”意大利版《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不久，在一份备忘录里，中情局雇员建议将《日瓦戈医生》以尽量多的外文形式出版，让尽量多的自由世界的人们阅读和赞扬，考虑推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但没有证据显示中情局推动出版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确切关系，这成了谜团。

随着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欧洲出版和1965年电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医生》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很少有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问世和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得益于中情局的介入。精装俄语版《日瓦戈医生》在荷兰出版印刷，而便于携带的简装版由中情局直接负责印刷--这段历史是被长期隐藏的。

《日瓦戈医生》成文化冷战一部分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召开，43个国家参加，美国和前苏联都建造了庞大展馆来展示各自生活方式。当时比利时签发了16000份签证给前苏联游客，大量在西欧的前苏联人引起了中情局的兴趣。

中情局决定与荷兰情报部门(BVD)合作，由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搜寻适合的人选把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带回前苏联。1958年，中情局方面补贴了50位荷兰情报人员(BVD-共有691名雇员)，这些人员都接受华盛顿方面的训练。美国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迹显示这件事情是由美国方面干的。

1958年9月，第一个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以海牙莫顿出版社的名义问世。200本书首先送往华盛顿，其余分发到中情局在西欧的分支机构，200本在法兰克福，100本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伦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运往布鲁塞尔。

这些《日瓦戈医生》不能在美国馆分发，最终中情局找到了和美国馆相邻的梵蒂冈馆。梵蒂冈馆的名字叫“上帝之城”，前苏联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个小型图书室，由中情局资助的《日瓦戈医生》就在那里分发给前苏联人。拿到书的前苏联人将蓝色的精装拆掉，把书页分开，偷偷摸摸带回家。“行动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备忘录写道。

但有一个问题是，中情局原先设想的是荷兰海牙的那家出版商会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米兰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这样可以证明在布鲁塞尔出现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荷兰人印的。但他们没有签订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这批《日瓦戈医生》是盗版。拥有《日瓦戈医生》版权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鲁塞尔出现盗版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后，非常愤怒。幸好怒火没有将中情局牵涉进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家评论简报》首次把《日瓦戈医生》的印刷与中情局联系起来。《国家评论简报》是《国家评论》给订户的一份简报，这份保守派杂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创办。一位写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医生》被秘密地运到梵蒂冈馆，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说在莫斯科的秘密传播，以及中情局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在前苏联，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的消息很快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那里。还是在9月，帕斯捷尔纳克在写给巴黎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原版《日瓦戈医生》真的问世了？很多前往布鲁塞尔的观光客似乎看到了。”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备忘录显示，中情局认为《日瓦戈医生》很显然影响了前苏联人。而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在压力下宣布“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中情局方面精心指导其情报人员鼓动西方游客跟他们遇到的前苏联人谈论文学和《日瓦戈医生》。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需求越来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简装本《日瓦戈医生》在巴黎出版印刷。这家巴黎的出版社是一家前苏联流亡者创办的，当然得到了中情局的支持。中情局的记录显示，这些《日瓦戈医生》部分通过中情局情报人员与在西方的前苏联观光客和官员接触时分发，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维也纳“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分发给前苏联和东欧学生。

在维也纳“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中情局方面分发的“禁书”共3万册，包括用14种语言发行的《1984》、《动物庄园》、《失败的上帝》和《日瓦戈医生》，其中《日瓦戈医生》除了俄语版，还有波兰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和中文版。事实上，在维也纳大会上，克格勃已经注意到了禁书的分发情况，学生的一举一动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但这些前苏联的监视者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他们对学生们说：“拿着，读它，但别带回家。”

冷战时期，中情局喜欢的文学家--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都符合他们的胃口。图书被当作武器，前苏联和东欧禁什么图书，这些图书就会成为宣传品被美国中情局所青睐。在冷战一系列项目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总共有1000万本图书、杂志由情报机构秘密运到铁幕背后。对于中情局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他们的黄金机会。

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根据《文化冷战》一书介绍，资助书籍出版是中情局的重要工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

据不完全统计，中情局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还出资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情局资助的名单：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奥威尔小说《动物庄园》的动画版改编，中情局就涉入其中，并积极出资对改编予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