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为什么“过去的故事”要“反着讲”?——对长篇小说《软埋》的一个质疑
为什么“过去的故事”要“反着讲”?
——对长篇小说《软埋》的一个质疑
董学文
《软埋》是我近年看到的最为露骨地用文学形式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说是对土改——进行诬蔑、反攻倒算和颠覆性的作品。阅读过程中,我脑海里不时地跳出列宁评价俄国作家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这位愤恨欲狂的白卫分子、《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小说集作者的一句话:“看一看刻骨的仇恨怎样使这本极有才气的书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好,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应该说《软埋》很会编故事,可读性较强,许多人为的虚构情节让人不易看出破绽和马脚,但作者为了一个目标的编造感,依然是明显的。
我很纳闷,《软埋》是2016年8月出版的,这与两年前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精神,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的是“以地主剥削阶级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立场、感情、好恶上,都站在地主阶级一边,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里有历史虚无主义作祟,有资产阶级人性论泛滥,更含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诉求和目的。作者用以偏概全的手法,将土改的历史描绘为对地主的屠杀史,将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塑造成凶狠残暴、戕害无辜、作恶多端的一群暴徒,为地主贴金,表现地主“善良”、“勤劳”、“开明”、“有功”,控诉土改运动残酷、过火、血腥、没“人性”,这已经是超出了仅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范围。
小说“尽量凑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单个地看,在生活中都会发生。但是,把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是把骇人听闻的事加以渲染,既吓唬自己又吓唬读者,使自己和读者‘神经错乱’。”(《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9页。)这话是列宁当年批评“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双料蠢货”、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温尼琴科长篇小说《先辈遗训》时说的,现在我们用它来批评作家方方的《软埋》,不是同样也很合适吗?所不同的,前者凑集的多是“桃色秽行”、“揭人隐私”,后者凑集的则是一个被“土改”改变了命运的女人的各种经历及地主被杀戮的“故事”。
小说作者以“拒绝遗忘”为名,却以各种巧合的情节设计捏造一段“新”的土改史。有评论者说的是对的: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这是一条滋滋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小说的要害也在这里。作者确是在进行一场豪赌,用虚构、巧合的手法表达了同“砸锅”、“推墙”、“招魂”的“公知”站在一起的立场。
直觉告诉我们,《软埋》好像是国民党右派作家的作品,好像是产生在台湾反共文人手里的作品,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倾向”、其表达的审美情趣,都是有别于常态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软埋》时,在套封上肯定它是“过去的故事反着讲,读起来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至于为何“过去的故事”要“反着讲”,读起来究竟“感受”“特别”在什么地方,它没有明说,其实是需要探讨清楚的。
“过去的故事反着讲”,掩盖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实质,掩盖的是人民翻身作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读起来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暗示的是作品已经同正面的、革命的、人民的文学追求和气味迥然不同、格格不入了。如果说过去写“土改”作品多是党和人民政权的“颂歌”,那么《软埋》乃是讨伐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檄文”;如果说过去写“土改”是把它描写成农民的节日,那么《软埋》乃是倾诉地主阶级强烈的“血泪仇”。这才是“反着讲”的真相,这才是“感受”的特别之处。
令人不解的是,《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卷首语,竟然说“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这种包庇,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传,说明我们的文学界有些人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是多么的混乱和偏颇。
习近平说:“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他还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和事实。”那些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旗号,按照逆动的政治诉求,任意歪曲历史,颠覆科学的历史结论的作品,除了艺术奉行伪现实主义外,其思想政治上的危害是很大的。
《软埋》不过是这类作品的一个最近的典型,回顾起来,秉持这种唯心史观的文学创作几成一股潮流。这的确是需要深思、严肃对待的。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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