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狗咬狗?资本集团内部矛盾激化

在资本媒体的鼓噪下，于欢案被定格在“伦理+司法”的框架中。于欢被渲染为仗义护母的英雄，警方、法院则成了千夫所指的败类。然而随着真相被一层层揭开，人们看到了导致这一案件的社会机制。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是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源大工贸的经营范围是：减速机、汽车配件、轴承锻件、双轴强力搅拌螺旋送料防反风湿式喷浆机、JC3煤矿机械性防爆柴油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加工、销售;钢材、板材、铁精粉购销。这是一家典型的钢贸和矿贸企业，还附带着配件和矿山机械。苏银霞的丈夫在2008年曾任冠县国家税务局柳林税务分局副局长，利用职权之便，划拨部分土地，开办苏的“源大工贸”。苏的女儿也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这个家族以“源大工贸”的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上亿元。可见在当地，这个家庭属于官商一体的豪强。

苏银霞的对立面高利贷老板吴学占，靠在赌场放水起家，后以地产公司做外衣，依靠高息揽储、高息放贷逐步壮大。是冠县四家高利贷公司之一。据苏银霞丈夫于西明举报，吴学占非法集资、放高利贷和暴力讨债，以房地产公司伪装高息揽储，招揽社会闲杂人员进行放高利贷及讨债业务，参与东古城水泵厂拆迁，在冠县人民医院参与医疗纠纷处理，对处理不满人员进行威逼利诱、恐吓，在县城加油站无正规手续、参与交通局查车，东古城医院未中标对施工企业寻衅滋事，操纵冠县敬老院项目，冠县公安局、检察院、县医院、镇政府和其他部门多人在吴学占处高息存钱，充当保护伞，吴学占另一个身份是充当官员打手兼灭火队。可见吴学占属当地官匪一家的黑社会集团。

两造都是当地高层，都是能呼风唤雨的角色，为何斗得你死我活?

苏银霞从事的钢贸、矿贸行业正属于政府竭力维护的“实业”。东方证券曾发报告指出，在2008年前，银行对钢贸商的信贷并不激进，主要用于支持正常的贸易活动。但是在2009年以后，银行拿着钱找贷款人的罕见现象在全国上演，钢贸行业成了银行追逐的重要客户。2009年是政府为救市而抛出4万亿投资的时段。当时的媒体对这4万亿充满积极的期待。

这4万亿主要投向铁、公、基，带动了对钢铁行业的强大需求。然而这种行政救市手段只能暂时维持经济机器的运转，其代价则是政府债务激增。导致危机非但不能缓解，反而愈演愈烈。终于，这样的救市维持不下去了。

国内钢材价格从2011年-2015年持续大幅下跌。2015年11月的数据显示，济南地区多个钢铁品种价格比2014年7月下跌近40%。2015年钢贸行业处于崩盘状态。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起，钢贸行业因债务问题有超过10人自杀、300多人入狱、700多人被通缉，导致的坏账规模近100亿美元。2012年至2015年。全国至少60%的钢贸商都被洗牌退出了钢铁行业。

资料显示，源大工贸自2015年前后因经营困难即四处举债，涉及商业银行、担保贷款、租赁和高利贷等渠道。相关法律文书显示，苏银霞曾向多家银行机构进行贷款。2014年从招商银行拿到1000万元，2016年1月22日，源大工贸向浦发银行聊城分行借款788万元，至2016年9月2日，需还本息合计808万元。

作为实业资本家，苏银霞在这种系统性危机面前，毫无自卫能力。但资本家的本能驱使其奋力挣扎，结果掉进了高利贷的陷阱。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从吴学占处分别借来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这是典型的高利贷。

而当地官匪一家的黑老大吴学占，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落网的牺牲者。其实吴学占并非仅是满脸横肉的凶残之徒，他更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他贷出的资金来自高息揽储，要能在储户面前保持信用，就必须维持本金的安全和高额的利息。而现实的经济环境并不能支撑这样的借贷循环。于是高利贷必然依赖暴力催债----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中，高利贷者是标准配置----不可或缺的元器件。资本积累越有效，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就越快萎缩，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就越快降低，就会驱赶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陷入困境，从而失去在商业银行的信誉，为苟延残喘，只能转向高利贷者。这就是高利贷业之所屡打不绝，主流经济学界不时为高利贷张目的经济大背景。由此，高利贷业的发达程度，是我们观察经济体危机程度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次吴学占与苏银霞的对决，不过是经济体危机冒出的一缕青烟。它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已经使实业资本家与金融放贷者内部矛盾激化。于欢案这一缕青烟表征的，不过是资本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警告说：

“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资本希望谋取政治权力是十分危险的》中国青年报 2017-03-20)

放贷食利阶层不单与实业资本矛盾激化，甚至进一步想问鼎政权，巩固其超额利润，这才是最危险的。

二、资本集团为何“日日拱卒”

在富豪们的舆论引导中，哈耶克的主张“财富控制权力”被当作真理与方向，大力宣扬。按照这一主张，政府和军队应为富豪看家护院，成为其团丁、乡勇。

现政府在富豪们眼里是共产党一党独裁，源于富豪集团的现实地位，哈耶克的主张成了他们合乎逻辑的目标。这就是他们鼓吹多党制、议会制、宪政民主的根源。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已经锲而不舍地“日日拱卒”多年。

有意思的是：引爆于欢案的，是在资本媒体《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名记者王瑞峰的报道《刺死辱母者》。这篇报道选择性地隐藏/夸大事实，熟练地使用煽情笔法，吸引了大批围观者。本来是资本集团内部的狗咬狗，被描绘为弱势群体被害，司法却保护加害者。一时间整个司法系统都遭到了社会的蔑视甚至仇恨。

从表面看，这是于欢的辩护律师殷清利与王瑞峰勾结的结果：一方试图靠舆论挟持司法；一方渴望扬名立万。但我总怀疑问题不那么简单。此文能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肯定通过了其审编系统。通常这种涉及具体人员与单位的事件，报社都会核实后方发稿。事实是，发表这种带有明显偏向性的报道，《南方周末》干了不止一次，说它没责任，恐怕无人相信。《南方周末》的偏向性有个共同的方向----引发社会对体制的不满与愤怒。同是资本媒体的《凤凰评论》也配发了评论《辱母杀人案：不能以法律名义逼公民做窝囊废》，暗示中国是一个“一个救助不了弱者又不允许弱者自救的社会”，它“以法律名义逼公民做窝囊废”，其煽动性昭然若揭。

南方-凤凰集团就这样代表富豪集团向社会“日日拱卒”，瓦解官方与百姓的联系。

观察、理解这股势力，需要更宽广的视野。

从国内看，富豪食利集团的崛起来路不正，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赦免原罪”的舆论造了多年，公众对这个集团的观感却越发恶劣。以至于通钢事件中，工人打死资本家的走狗，全社会居然一片叫好。从此，这个集团深知，自己不可能被人民饶恕。只有彻底瓦解现行体制，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他们的原罪才可能蒙混过关。

从世界看，所有靠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国家，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能靠内部的力量摆脱之。只有某个国家先倒下，其货币体系崩溃，才能为尚未倒下的国家赢得喘息之机。最希望中国倒下的，显然是美、日。这些年美、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看清，它们一直试图通过其操控的学术界、传媒界、娱乐界、NGO搞乱中国社会。

上述两股势力目标相同，不合流才怪。于是人们看到了“日日拱卒”。

三、以俄为鉴：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出路

这“日日拱卒”有效吗?

坦率地说有效!

事实上，官方在民间的信用已经低到危险的地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先辈挥汗撒血建立起的社会共识已经荡然无存。这年头流行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是笑贫不笑娼、是娱乐至死。传媒基本掌握在西化分子手中。在这个名义上的共产党国家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主流学界和传媒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王瑞峰的煽动性文章一发表，网络上立刻掀起一阵狂潮。

一些人欣赏普京，认同他以强硬手段对付里通外国的反对派。然而，普京事实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赦免原罪”在中国喧嚣多年，至今不敢公开实施，而在俄罗斯已经是政策了。政策规定，俄罗斯境内凭自愿原则申报国外的财产、银行帐户、有价证券，以及外企机构或外企控股机构的股票。如违法违规情况发生在截止日期前，不会被追究责任。普京还把资本特赦的期限延长半年至2016年7月1日。

与“赦免原罪”并行的，是对两极分化的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纵容。俄罗斯1.43亿人口中，110位富豪持有全国35%的财富。相比之下，93.7%成年人的全部家当不足1万美元。其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首屈一指。

这条公开的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了官商勾结，其结果必然腐败盛行。

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里内公开了一份报告和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国内外至少有四处豪宅，两座葡萄酒庄，三处位置优越的地产和两艘很可能以总理夫人的名字命名的游艇。

俄罗斯媒体寻根溯源后发现，这些财产大多来源于俄罗斯多个著名寡头的“赠与”和“捐献”，其中莫斯科州的豪宅就是2015年度俄罗斯首富乌斯马诺夫的礼物。

包括乌斯马诺夫和米歇尔森在内的寡头“新贵”们向几个涉事的基金会分别捐款数百亿卢布，艾利谢耶夫所在的俄气银行则向这些基金提供了多笔低息贷款。更微妙的是，有数笔土地交易是在2008-2011年由梅德韦杰夫在任期间的总统办公厅突然低价卖给这些全无名气的小公司的，其中一笔交易的售价仅为市价的约3%。

如果顺着这些线索继续深究下去，还可以发现传媒新寡头乌斯马诺夫与俄罗斯安全部门（特别是谢钦）合作无间，而米歇尔森控股的Sibur公司另有一个年轻的小股东名叫沙马洛夫——据2016年多家媒体求证，沙马洛夫的真实身份是普京二女婿。

这些信息迅速激怒了俄罗斯的年青人。

3月26日，在俄罗斯反对党的带领下，从俄罗斯最东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开始，随即是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基洛夫和萨马拉发生了抗议游行，几个小时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街头出现万人集结，红场和冬宫又一次挤满民众。

抗议的口号有：

“十亿美元，亿万富翁”，“梅德韦杰夫下台”，“俄罗斯不需要普京”!

这次游行的核心力量几乎都在三十岁以下，甚至还有十五岁左右的初中生参与。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和对腐败的容忍，是普京的软肋。普京乞灵于俄罗斯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他的承诺是：“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打动了饱受苏联解体之苦的人们，以至于普京几乎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象征。

然而民族主义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制造的根本性矛盾，弥合不了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这自然成为敌对势力眼中的阿里斯基之踵。这次全俄大游行，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无论这一关普京能否渡过，普京政权的致命伤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国十八大以后强力反腐，对比俄罗斯的经验，有先见之明，显然是完全必要的。它在竭力修补一条极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的缝隙。然而，腐败的根源是以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是西化道路。在这一机制下，赚钱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原动力。官僚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它已经用行动证实了其对金钱的渴求与不择手段。因此，如果富豪及其学阀走狗继续误导中国，继续以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让资本主义规律发挥最大作用，遏制甚至消灭社会主义因素，腐败就会前赴后继，春风吹又生。

对中国政府而言，更危险的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生长起来的富豪们，已经不再需要现政府这个保护壳了，这个壳已经成为它们的桎梏。冲出这个壳，就会羽化而登仙;冲不出这个壳，就会被闷死。这决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和行动方向。

由此，中国面对一场剧烈的对决。它既关系到富豪们能否延续其三、四十年来的辉煌，又关系到美、日能否摆脱衰亡的危机。这两股势力势必合流，全力搏命。如果它们胜了，国家将分裂，将再次沦入晚清后的惨烈局面。

四、百年轮回?

百年前的1917年，是民国六年。这一年北洋政府陷于府院之争，段祺瑞出走;张勋的辫子军入京拥戴满清复辟。

同年的俄罗斯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站在两国上层统治集团的立场看，这是个艰难的时期。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打击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最终亡于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在不同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为其主子圈占、维护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就此陷入任人宰割的分裂局面。

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以暴力瓦解原有的村社结构，扶持新生资产阶级快速赶超西方列强。为此不惜让广大农民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之一(可自由雇佣/解雇的劳动力)。当遇到农民的激烈反抗时，启用斯托雷平强力镇压，将绞架布满俄罗斯，以至于俄罗斯人将绞索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镇压成效昭彰，社会一片安宁，资本主义的经济与学术蓬勃发展。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

就在这繁花似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崩溃。事变的诱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却发生了哗变，工人与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将军。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

“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

事实证明，镇压无法消除迅速资本主义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应力深深地潜伏在俄罗斯社会底层。一旦接近“屈服应力”，发生社会大动荡就是必然结果，所不确定者，仅具体的时间与形态而已。

在那个时代，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人把底层百姓当回事。上层集团在台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是他们在主导历史的走向。然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将原有的社会上层扫荡殆尽;在中国，则是一个穷棒子党最终夺得了政权。

当时中国的穷棒子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与掌权的蒋介石集团对抗，无异于“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毛泽东语)。叫花子怎么就把龙王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呢?

3月27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宾去世，从马宾身上能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6年马宾在东北农村工作，“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瓜菜代啊，什么都行”。结果建立起了坚强的基层政权，无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自发地保护他的安全。中共东北局以他为模范人物，军旅作家刘白羽在《环行东北》一书中称他为“唯群众”的人。

解放后，他在鞍钢任总经理，却要求去苏联学习冶金专业。学成回国后，不能接受苏联式企业的厂长(经理)独裁管理制，转而推行政治挂帅、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发动工人参与企业治理。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了很多问题。鞍钢的这套做法被毛泽东总结提炼为《鞍钢宪法》，还戏谑地说：“苏联有个‘马钢宪法’，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到北京后，他住在部长大院，却喜欢跟许多小阿姨接触，连管道检修工人也要想办法接近。他管这些人叫“基本群众”，强调基本群众是最要紧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联系基本群众，而不是去联系那些大款”。

这就是穷棒子党打败国民党的秘密！时刻站在基本群众之中，与基本群众融为一体，为基本群众服务，就是穷棒子党的力量之所在。

进城后正如马宾指出的：“做官怎么会好呢?进城后一些领导人都住得很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根本就没有了。住到这里来还能干什么呢?”从穷棒子党到执政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不做李自成的要求。

而今的执政党内，理解、认同共产主义的有多少?党员中为“共产主义”而入党的有多少?因“执政地位”而入党的又有多少?一旦共产党丢了执政地位，有多少人会离党而去，谋求加入新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