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

陈映真

我所以不能苟同于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理由不少，可是主要的有这几点：

首先，台湾分离主义和战后新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岛内外、新旧时代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加以清算。

二次大战以后，历来在东亚和东南亚有重要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主张战后亚洲地区的台湾和朝鲜“地位未定”。以便利在“联合国共管”的基础上，分赃日本交出来之殖民地，并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二次大战期间，初步比往时更积极介入亚洲事务，企图以与国府之密切关系而独占在华利益的美国，则反对英法之议。不数年，中国内战形势急转直下，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未几，中共派兵入朝鲜战场。在这前后，美国也开始主张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国际共管台湾，和台湾中立化的主张。在旧金山和约中，美国支持日本右翼政府，悍然违逆日本舆论，与当局订立和约。在和约中，台湾被迫接受“日本放弃台澎”而不明言交还中国之条款。一九五零年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些把戏不断上演。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搞“‘自决’并不等同于‘独立’”之说，变个方式搞“台独”的两手，隔着太平洋，互相唱和。

我一直诧异，为什么台湾分离主义者看不清，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九五零年全球性两极对立构造下，美国为了派兵“协防”台湾，理论上就必须使台湾脱离中国，因为美国在“理论”和道德上没有权力去“防卫”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此外，美国釜底抽薪之计，在于建立一个亲美的、反共的、脱离中国的台湾，以利充分掌握台湾这个美国全球性反共、防共战略部署上的基地。帝国主义与台湾分离主义的历史性关系，南方朔的《帝国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一书中有透彻的分析。

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对于中国内部事务之干涉，也是严重而大胆的帝国主义政策。我无法赞成这样一个战后基本上是“官僚-工业-军事-学阀-情报”复合体的美国资本帝国主义所操纵和炮制的台湾分离主义。

一九五零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对立”世界成立，全球各民族、各国，莫不被组织到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中。在两霸相持之“阵营”对立下，许多个别民族的自主性、个性和利益，被强加歪曲，甚至横遭压抑，产生复杂的变化。在国际反共、防共、反奴役这些大义名分下，如同在“国际社会主义兄弟党和国家磐石似的团结”的口号下一样，许多民族和国家被迫放弃独立追求各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问题上，沦为霸权的附庸。

台湾分离主义运动，在依附美日新帝国主义，甘为新帝国主义鹰犬，甘为逐渐破产的“两极对立”冷战构造服务，盲目“反共”、“恐共”和反华，可以推想，万一“台湾民主共和国”成立，它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法西斯的、美日附庸的“国家”。我也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极度的荒废。

任何一个自决的、前进的亚洲知识人，都不会愿意涉入这样一种运动吧。

在“阵营”中，为大国的利益，牺牲和歪扭自己的个性，莫过于把民族分裂长期化、合理化。国民党四十年来虽以光复大陆、反共统一为宣言，实际上却在实质上搞台湾的独立化。言必“我国一千八百万人”、台湾估计在一九若干年“进入开发国家”之林、以私运大陆商品来台为国际间的“走私”论处、对海峡两岸人民间的探访、通信、通商……横加禁断，这些都在实质上创造一个企图永久“独立”于中国的台湾。但在这一点上，台湾分离主义在恐共、反共、“确保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点上要求台湾独立，其实与国府是十分一致的。事实上，台湾分离运动，在一九七五年前后越南沦陷，美国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冲击下，曾经有多人悃诚上书于国府，要求由国府领导台湾反共“独立”。

最近以来，在民进党机关报《民进报》和其他反对派杂志上，迭有公开主张台湾独立的文字。这些文章中，都表现出为了反共防共，必须使台湾永远与中国分离，才能在“国际法”下受到洋人的充分保护。在文化上和民族上，有些文章一点都不想掩饰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极为荒诞的误解、仇恨与卑视。如果说，这种仇恨与卑视已经到了至极反动的种族歧视和差别主义，也不为过。

台湾分离运动，由于在历史上与现实上和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有关，所以从理论到实践，它总是以中国为它的对立面。它反对和批评中国之政治、民族和文化。但是面对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它立刻丧失了它对中国事物时所流利使用的尖酸、狠毒的辞语。在历史上，很少出现过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人（尽管他们不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样挟洋以卑视、仇恨中国，必欲断绝与中国一切的连带而后已。

我以为这是“国府”四十年来，在“阵营”中苟安，为了一党的私利先放弃了中国的恶果。四十年来的恐共、反共教育和传播，发展成国府始料不及的反中国心态，以恐共、反共来巩固自己的安全的国民政府、意外地在台湾失去了中国的立足点，而受到国际卵翼下的台湾分离运动对它合法性的挑战。

当台湾分离主义言论在台湾取得全面或非全面的言论自由时，我们一方面支持这自由，一方面也应取得分析和批评台湾分离运动的言论权。

最后，台湾分离主义和“国府”一样，对台湾四十年来“依赖性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批评，反而是持肯定论的。他们只热心争论，台湾的“经济奇迹”是国民党英明领导的产物，还是“台湾民族”勤勉、优秀的“海洋性格”使然。对于豪奢冶荡的“娼妇经济”，对于经济发展背后的工人、渔民、农民等弱小者之压抑，全岛色情化、全岛少女在金钱和官能崇拜下失去人的保障，环境与自然的深刻破坏……基本上不加以批评。分离运动只能造成国际资本在台湾对自然、人、文化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并以腐败的发展换取对中国的永久的断绝。缺少对世界体制、国家和文化怀抱批判知性的台湾分离运动，是当前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下台湾被“矮化”的文化的结果。

相形之下，韩国民主运动品质与风格，值得认真思考中国/台湾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充分注意。发表于一九七六年的韩国《民主救国宣言》，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战后三十年来，国土分裂，给予南北(韩)双方以施行独裁政治的借口：使促进国家繁荣、民族幸福、创造发展之所必须动员的全韩精神和物质资源委殆下去，没有外国的军事援助，维持朝鲜半岛南北共计百万左右常备军和现代武器，毕竟是单靠朝鲜半岛的经济力所不胜负荷。更不可忍受的是，民族的分裂，使我韩国民族文化创造上所必须动员的、同胞的英知与创意，遭到破坏性的浪掷。

民族统一，是当前我同胞所负至高的命令。我们必须以全韩五千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打破南北分裂的障壁!任何个人或集团，如果敢把韩国民族统一的最高目标，利用为他们自私的战略目的服务，妨害民族统一，将不能免于受到历史最严苛之审判。

民族统一的机会，依南北双方的政治家的姿态而可近可远。如果他们肯真诚地为韩国全人民设想，就应有善于透视国际情势，一旦时机成熟，则决然面对统一问题，果敢处置的智慧与勇气。这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主体性外交。

在这时机中，我们有一条必守的最后的防线。那就是规定南北统一后，一切对我民族为最善之制度与政策，应悉由国民中产生的，这样一个民主主义的大宪章。在预测民族统一的机运在逐渐逼近之时机的同时，我们是在培养还是枯萎民主力量呢?胜共之道、民族统一的近路，便是培养和发展韩国人民的民主力量。

这就是我五千万全民族面向新历史的创造时，应该积极面对的课题。

这是要我们再度把“三·一”“四·一九”运动中在亚洲点燃的烽烟，再度高高举起!

这才是一个在“民主”与“共产”对立中受难的民族所产生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足以夸耀于世界万邦。这样才能使韩国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使我们作为一个实现了正义、保障了和平的国家的国民，在国际社会中，与万国并肩，堂堂存绩并发展于天下。

民主主义万岁!”

韩国民主运动这种能在冷战构造的“阵营”框架中脱出，争取韩国民族的自主性，超越南北政权的对立，立足在全韩民族的解放、统一和独立的“英知”，应该教会我们极为丰富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