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中国——论莫言对现实主义的的越界

王小钰

莫言的小说中，经常有意无意提到一些政治性的话语，或者暗暗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讽刺、甚至攻击。《酒国》也是如此。作品是最好的证明，烹食婴儿的谣言、夸张残忍的叙事，无不跨越了文学作品的正常界限，不仅侮辱了中国人，也侮辱了文学本身。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的经典定义中，将现实主义定义为一面镜子，是人类的思想对于现实的反映。现实主义手法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所有的创作素材都必须来源于现实世界，哪怕是梦境，也只是采用了另一个角度来反映现实。

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号称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线索复杂，故事内容惊悚：

小说的一条线索是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一个特殊的案子：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另一条线索是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李一斗不断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从正面叙述了发生在酒国的烹食婴儿事件，并一再强调其真实性。莫言受邀来到酒国参加活动，与小说中的人物见面，发现并无烹食婴儿之事。莫言在后记《酒后絮语》中表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反对官员腐败。(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下同)，第342页。)

那么，《酒国》的创作是否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原则，行走在现实主义的边界之内呢？我们的题目中提出的“莫言的越界”表现在哪些方面，莫言又是如何处理这些越界之文的？

一、《酒国》的写作目的

在莫言的小说《酒国》中，“烹食婴儿”作为一个中心情节贯穿全书，这首先就是对人类道德的越界。而莫言所设定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在1989年，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个故事完全就是编造的。文学作品的“虚构”和编造完全不同。虚构是在现实基础上合情合理的创作，虽然故事中的人物、地点是虚构的，但是故事情节必须符合情理，是“可能发生的”而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如烹食婴儿。莫言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抹黑中国。

当然，要让这样的情节被读者所接受并不容易，因此莫言采取了很巧妙的办法来处理这个故事。在托名李一斗创作的九篇小说中，莫言号称戏仿了多种文体，但除了第二篇《肉孩》明显模仿鲁迅之外，我并未看出其他篇目有何戏仿成功之处。而莫言这样做是试图引导读者和研究者将其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作比较。莫言自己说过：

【“我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

(莫言：《酒国》(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作为熟读《狂人日记》的专业读者，我不会那么轻易被骗。《狂人日记》中所谓“吃人”，主要来自历史记载如“易牙烹子”、“易子而食”、“割肉疗亲”，目的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此外，鲁迅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精神病人，在前言中鲁迅已经说明狂人得了“迫害狂”，(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正文第1页)他的转述是不可信的，且带有象征意义，而非直接将人作为食物吃掉。

《酒国》的描写方式截然不同，借李一斗的来信，莫言指出：

【“我上次寄给您的《肉孩》，虽然不是报告文学，但也跟报告文学差不多。酒国市一些腐化堕落、人性灭绝的干部烹食婴孩的事千真万确，据说有人正在调查，此案一旦水落石出，必将震动世界。”】

(同上，第93页)此外，《肉孩》的叙事方式也是完全写实的，详细描写了农民金元宝给孩子洗澡后，送到“收购处”卖掉的全过程。描写男孩上桌“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水灵灵的眼睛回望着他，鼻孔里喷出热气，嘴唇翕动，好像要开口说话。”(同上，第75页)

由此可见，《酒国》和《狂人日记》并无任何文学精神上的联系。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一些文人、研究者无非是出于追捧名家、发表论文的目的而已。我在《中国期刊网》下载了十多篇研究《酒国》的论文，竟无一篇有批评的内容，可见如今的国内学术界现状。相反，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却赤裸裸指出了真相：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

二、夸张、残忍的小说叙事

《酒国》中夸张、残忍的小说叙事，更是对于小说创作原则的一次恶毒挑衅。这种随处可见的夸张和残忍在托名李一斗创作的小说《烹饪课》中达到了顶峰：

【(我岳母说)下面，我们开始讲授红烧婴儿的烹调方法。……她首先特别明确地强调，厨师是铁打的心肠，不允许滥用感情。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并不是人，它们仅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厢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

……她招了一下手，让那两位站在教室的边角上等候吩咐的白衣女人过来，帮助她，把肉孩抬进一个特制的、鸟笼形状的架子上，架子上端有一个挂钩，可以与操作案板上方的吊环相连。在两个白衣女的帮助下笼架子悬空了，肉孩在笼中，身体被禁锢着，只有一只又白又胖的小脚，从笼架下伸出来，显得格外可爱。我岳母说，第一步，是放血。……经过反复的试验、比较，我们觉得，放血后的肉孩，比不放血的肉孩，味道要鲜美的多。……我岳母伸刀攥住了肉孩的小脚，肉孩在笼架上嘟嘟哝哝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学员们都竖起耳朵，辨别着那句话的内容。我岳母说，选择切口的位置，是为了保持肉孩的完整性，一般采用从脚底切口，暴露出动脉血管，然后切断引流。她说着，手里便出现一柄银光闪闪的柳叶刀，对着肉孩的小脚……肉孩不哭也不叫，刀口已切开，一线宝石一样艳丽的红血，美丽异常地悬挂下来，与他脚下的那只玻璃缸联系在一起。……我岳母说，大概一个半小时后，肉孩的血被控干，第二步，要尽可能完整地取出内脏;第三步，用70℃的水，屠戮掉他的毛发。(同上，第211-215页)】

莫言不吝笔墨，采用极其残忍的笔法，将“肉孩”的健康可爱和“岳母”的残酷无情相对照，连叙事者“李一斗”都觉得无法接受当时的场景。而莫言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却依然笔调冷静、游刃有余，这可以说是莫言小说的一个特点，在《檀香刑》中，这种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淋漓尽致的发展。刽子手的冷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岳母”身上就已见端倪。

除了“烹食婴儿”，莫言还编造了“婴儿粉”、“流产婴儿”等说法。女司机对侦查员丁钩儿说：“这是婴儿粉，大补，他们都吃。” “我是个不幸的女人……我怀过五次孕，每次怀到五个月时，就被他送到医院去流产……流下来的孩子，被他吃了……”(同上，第186-187页)

莫言对中国的抹黑在西方人眼中产生了显著的效果。2000年，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F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of Mo Yan的文章。在文中，葛浩文不仅赞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人嗜好”这一荒谬的论断，还十分肯定地指出:“60年代初期及文革期间有无数吃人的实例。”不知不觉间便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中国是一个“吃人”的国度，从古到今都在“吃人”。而《酒国》恰好是中国人“吃人”的佐证。1999年，美国杜克大学亦出版了一本Gang Yue所写的专著The Mouth That Begs:Hunger，Cannibalism，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吃:现代中国的饥饿、同类相食与饮食政治》)。书中收录了一篇题为From Cannibalism To Carnivorism:MoYan’s Liquorland(《从同类相残到食肉主义:莫言的酒国》)的论文，详细地对“吃人”主题进行了分析，加深了对中国专制、愚昧、落后的印象。(叶珣、康莲萍：《莫言小说〈酒国〉在美国接受之原因》，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三、对当代社会的隐含攻击

莫言的小说中，经常有意无意提到一些政治性的话语，或者暗暗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讽刺、甚至攻击。《酒国》也是如此。

莫言在《酒国》的第一章说明：丁钩儿是一个“四十八岁的老牌侦察员”(同上，第3页)，生于一九四一年。(同上，第13页)也就是说，这个“吃人”的故事并不发生在中国的饥荒年代，而是发生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1989年。莫言在这里想说明什么？是巧合吗？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是1989-1992年。

在托名李一斗的小说中，“一尺酒店”有一对女侏儒作为酒店的迎宾。莫言特地在自己给“李一斗”的回信中提到：“小说中，你把那对女侏儒的父亲设计为国家级领导人……因为社会是一个宝塔形状，越往高处范围越小，也就越容易对号入座，一旦宝塔顶部的人跟你较起真来，那可比感冒厉害。”(同上，第132页)强调身为“侏儒”的“国家级领导人”，是否有所指？莫言的口气是他自己心里已经明白，那么读者能否明白呢？

在介绍用驴生殖器做成的菜的时候，莫言写道：

【“一根驴屌，一扇驴屄，插在一起，往盘里一放，黑不溜啾，毛杂八七，臊巴拉唧，当然不美，也无人敢下筷子。但一尺餐厅里的高级厨师把那两件物事放在清水里泡三遍，放在血水里浴三遍，再放在碱水里煮三遍……于是，公驴的变成一条乌龙，母驴的变成一只黑凤，一龙一凤”(同上，第155页)“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是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作品《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卷首语，曾被用于形容知识分子的改造。莫言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正面话语用于形容驴的生殖器，目的何在？是巧合吗？

这些隐喻，国外读者不可能完全看不到。美国学者杨小滨在The Republic of Wine:An Extrava-ganza of Decline(《酒国》：衰落的狂欢)一文中提到，“丁钩儿”和“杨子荣”同为党的侦查员，但“杨子荣”代表了党的大救星，“丁钩儿”却深陷罪恶的泥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反动。(叶珣、康莲萍：《莫言小说《酒国》在美国接受之原因》，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这个解读说不上高明，只是因为作品的司马昭之心。

结论

莫言在作品后记《酒后絮语》中说：

【“官员的腐败，是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

(同上，第342页)很难相信写出如此之“杰作”的莫言能得出这样一个简单肤浅的结论。

作品是最好的证明，烹食婴儿的谣言、夸张残忍的叙事，无不跨越了文学作品的正常界限，不仅侮辱了中国人，也侮辱了文学本身。

诺贝尔奖颁奖词指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原来，在诺奖委员会的眼里，中国存在着“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民间故事和历史”充斥着吃人和残暴，而所有的官方历史都是谎言。颁奖词甚至特别指出：“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对这些颁奖词，我只想对诺奖委员会说：你们已经不配为文学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