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中央意识形态精神的几点思考

尹帅军

18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先后采取党校姓党、党媒姓党等重大举措，制订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监管，在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领域都旗帜鲜明指出方向。而在12月7日、8日刚刚召开的“全国高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四位政治局常委更是亲自出席会议。这意味着此前曾经连续召开了23次的“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已经升格，中央将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采取严格措施。

从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央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反对西方错误意识形态和思潮，主张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央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

不过虽然中央的态度极为鲜明，但是我们的体制在贯彻中央精神方面却存在不小的阻力。长期以来，我们国内一大批人的思想已经西化，所以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贯彻中央精神方面阻碍重重，可以说是层层传达、层层衰减、层层掣肘，有些地方甚而阳奉阴违、消极怠工。

按照目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模式和思路，即使中央持续加压，中央的精神能为县处级干部所知晓已经相当不错，能不能从心中真正认同还存有疑问，更不必说进一步要求下级部门贯彻到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农村、军队等基层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中。

这样便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最近十年党内国内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不能尽快转变，如果不能出现一大批坚持社会主义的爱国青年，如果不能出现一大批新青年和干部，那么等到习总这一辈领导人退休了，老同志们干不动了，中国的未来会怎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斗争会不会赢得一次次战斗的胜利，却最终输掉整个战争？

新任教育部长陈宝生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发表文章

所以如何尽快让大批思想认识比较糊涂的干部和群众转变思想，如何培养一大批具备正确思想和理念的青年，就成为一件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而在培养教育具备正确思想的人才方面，我们的体制机制究竟存在哪些弊病？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以马克思的名义颠覆马克思已成常态，现有意识形态工作模式内难以破解该问题

前一段时间，何干强、许兴亚等教授联合起草了一封公开信——《一群经济学教授致教育部袁贵仁部长的公开信》，要求在经济学专业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时提高到与西方经济学同等课时的水平。公开信指出，“10多年来，相当多高校在经济类专业基础课中，马经课时只占西经课时的1/3或1/2； 大多数财经类高校硕士生入学考试也只考西方经济学，而不考政治经济学。”

公开信指出，10多年来包括刘国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和老师都向有关管理部门和所在学校多次反映该问题，却都未能解决。吴宣恭老教授更是指出，十多年前主管部门以“查无此事”为由，就将此事草草应付过去。

何干强等人的呼吁已经快7个月，能不能成功，目前还未为可知。若是成功，当然值得庆贺，但也不能太乐观，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媒体界，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人并不多，以马克思的名义颠覆马克思却成为常态。

今天的青年，在中学和大学阶段都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课程，但是结果却是大批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无好感，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若是在考试之外的场合问当代青年与此有关的问题，许多人会觉得你是神经病。为什么？很显然，这是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学校的课程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问题和矛盾，理论脱离实践，这导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不信任、逆反、厌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若是单纯增加马克思主义课时，而在教育方法方面没有大的变革，体制内的西化力量很容易将其变为反面。即使体制内的西化力量不刻意这么做，大多数思想已经僵化的老师也会不自觉的这么做。

所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如何花费最少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同时教育学生以及教育者自身，教育体制内数千万的老师、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就成为重中之重。

当前学术和职称评定体制难以解放、培养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我曾经和一些朋友交流过一个问题，当前舆论场上比较活跃的、富有战斗力、文章通俗易懂、对中国当前社会有清晰认识、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大概有多少人？大家的认识很一致，掐指数来十分可怜，全国也不到200人，许多省份甚而找不出一个比较有名的。

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非民办）2106所，每年花费巨额经费，经营了这么多年，意识形态状况却愈来愈危险！中国有综合类期刊365种，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2618种，文化、教育类期刊1363种，全国性报纸221种，省级报纸792种（2014年数据），天量的文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如何？

大量的优秀人才都是穷于应付评职称，大量的学术文章都是用于谋饭碗，在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极为有限，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正面宣传教育作用极为有限，其中还有不少直接宣传西方错误思想。

为什么我们的体制在培养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效用如此差呢？为什么我们的体制难以培养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实际状况的青年和学者呢？简而言之：

一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友好，许多真共产党员至今还是地下党的处境。

二是因为目前的学术、职称评定机制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只有四平八稳的报刊文章才能成为学术和职称评定的作品，才能为其工作和事业带来帮助。而大量通俗生动、旗帜鲜明与西方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网络文章、大量理论联系实践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调查研究作品却不能成为其学术和职称评定的作品，或许还会成为其职业生涯的地雷，领导或许会因此排斥他。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下，许多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宣传教育工作者也会被禁锢起来。该体制不仅未能解放体制内的人才，也难以培养大量适应时代要求的青年人才。

所以，我们的体制机制并利于中央精神的贯彻。要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精神，首要的就是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变革。

绕过层层传达、阻碍、掣肘，将最优秀的作品直接推送到基层和青年中，直接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并形成制度

关于如何花费最少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教育学生以及教育者自身，教育体制内老师、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我提出一个建议，组建一个精干的意识形态工作小组，选取一批最优秀的影像和图书作品，将其直接推送到最基层的课堂，绕过层层传达和层层阻碍，直接教育广大基层群众、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军人，并将此措施形成制度。

许多人担心中国国内会发生颜色革命，其实讲清楚颜色革命的本质和危害还是比较容易的。反映颜色革命的国内外作品有一批，而且水平还比较高，譬如反映苏联解体的《居安思危I——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这两部片子都很好，既有理论性，又有历史感，通俗易懂。既说清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会失败，对中国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即使没有什么知识储备的基层农民和工人也能看得懂。

类似的作品还有反映中亚颜色革命的《居安思危Ⅱ——颜色革命警示录》、《颜色革命的背后》（日本NHK拍摄），反映拉美颜色革命的《是谁在与民主为敌》（英国，约翰·皮尔格执导）等。这些影片对颜色革命的危害和本质都讲的很好。前些年国内民间人士还曾翻译了一系列影片，如“真实的美国”系列影片，其中有部分影片不错，另外还有根据娜奥米·克莱恩同名书籍拍摄的纪录片《休克主义》，迈克尔·摩尔执导的《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Sicko（医疗内幕）》等等。这些作品的推广将大大提高国内民众对颜色革命本质及危害的认识，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我们还可以将一批青年喜欢的正能量图书等作品通过各种途径推广下去，还可以协调国内外资源，针对重大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制作出一批新的兼具通俗性、故事性、理论性的重量级作品，并将其推广到最基层的课堂。这些作品应该有两大特色，一方面批判西方错误思想、全面认识西方，一方面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搞，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些作品对老师、青年、学生、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的教育意义，很可能远远超过当前的政治课程、政治宣传，而且这样做花费的资源应该是最少的。

根据时代要求，建立新的学术和职称评定机制

而针对学术和职称评定机制问题，我们可以在原有的较为僵化的学术和职称评定机制之外再建立一个新的评定机制，吸收网络作品、通俗文化作品、理论联系实践的调研报告参与进来。建立一个兼顾学术性、实践性、可读性的专家委员会，吸收传统的学术大家、新一代的网络作品专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专家参加进来，由这个专家委员会负责新的评定机制。评定对象应包含体制内和体制外人士。

这个专家委员会的级别要高，先考虑全国级别的，而不是院校级别。在许多省甚至找不到一两个比较有名的网络自干五，所以省级的专家委员会可能难以建立。等到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之后，再考虑建立省级的专家委员会。委员会的专家要老中青三结合。该委员会要有弹劾机制，应能及时将不合格专家清理出去。

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网络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原有的宣传、教育、学术体系，所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建立新的学术和职称评价体系。这样做还有两大好处：

首先是大大提高当前网络和通俗文化领域的正能量的力量，极大鼓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爱国力量涌现出来。一方面促使他们改变文风和思维方式，积极投身当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一方面推动他们理论联系实践，深入调研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改变当前学术界、知识界理论脱离现实的弊病。

其次是免除体制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后顾之忧。这个评价机制将绕过体制内许多已经西化的学阀，给予体制内外的老师和马克思主义者极大支持，也给予西化的学阀们很大冲击和压力，促使他们转变。诸如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等学科在许多院校已经被基本边缘化，许多掌握国家课题审批生杀大权的院校领导已经西化，而坚持正确思想的人则处于重重包围之中，该方法可以激发他们的勇气和精神，帮助其突围。

当前体制机制在贯彻中央精神方面还有其它许多障碍，以上只是提出两点。其他内容略。

（作者简介：尹帅军，80后青年作家，著有《错的不是我们 是世界》。这是献给青年一代的一本书，帮助青年认识自我、认识国家和社会、认识世界，也帮助老一辈人认识今日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