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港大演讲是一次失败的洗脑

千钧棒

龙应台总是想标榜自己属于一种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的纯粹文化人，或者说极力在别人面前秀出这么一种形象，但是她骨子里却打上深深的的政治烙印，所以她无论是故意这样做，还是潜意识使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偏执，这种偏执有时候连很多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的人也能够感觉到并且也受不了，而她却自我感觉良好，一方面顽固坚持这种偏执，一方面大秀她的所谓的“三超越”的“大家风范”，结果是贻笑大方。

像这次她到港大的演讲，她的目的最起码是想給港大的学生洗脑，她大概以为在香港既然有尖嘴猴腮的黄之锋之流繁殖的土壤，那么她相信在这片土壤上必定有一堆干柴干草，就差她来点一根火柴，当然，她的直接目的未必一定是马上煽动起一场什么运动，但她最起码是給潜在的“黄之锋”们输送精神粮食和提供理论依据来的。或者她什么都不想，是她固有的政治立场或者叫本性促使她总是要做一些她想做的事情，所以，她这次到港大的演讲本意是进行一次洗脑，而且是对预期收到的效果充满自信，而结果是她始料不及的，以至于让她一下子顾不上维护“文化大家”的面子，一下子把“政治文化人”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所以，她这次到港大的演讲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洗脑。

纯粹就事论事地说，她的演讲选择的主题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演讲者不带政治偏见和明显的倾向性的话，因为“一首歌，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一首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也说得对，一首歌会对一个人产生人生启蒙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使是一般人没有那么高深的水平，不会从唱一首歌而产生历史认识功能和人生感悟功能，最起码也会产生强烈的的审美功能，最起码在很大一部分人中产生共同的审美感受、情绪体验，但是感受会因人而异，往往是对具有自然属性的东西感受的共同点大，比如对自然景色的赞美，人生际遇与自然景色的交融引起的喜怒哀乐，所谓的歌曲的意境就是这个意思。

假如龙应台不是固执地要給港大的学生洗脑，而是的的确确如同她的演讲开始时所标榜的要由一首旋律优美、歌词文采飞扬、意境深邃美妙的歌曲引发人们的对历史的客观的认识和人生的感悟，以龙应台的比较感性的所谓的“小清新”风格，也许真的会打动很多人，让那些相对比较中立，没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人产生共鸣，但是由于龙应台出于洗脑的目的或者是潜意识，她在“感性”的表象下面掩盖了她的扭曲的“理性”——一种反共的自觉。在这种动机或者说潜意识的驱动下，导致了她在整个事件中理念的自相矛盾。

她从在演讲过程中到事后就《我的祖国》发表文章的全过程里面，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她提出了几个观点或者说看法。

对比较纯艺术的《绿岛小夜曲》（作者的女儿也这样强调）她要解读成为“绵里藏针的政治抗议歌曲，只是包装成爱情歌曲而已”。当然，在这里可能是为了給别人一种她公正客观的印象以有利于表达后面的内容，她暗示性地把50年代的国民党也当成了批评对象。

对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的歌曲，是冷战时代台湾人的启蒙歌曲《反共复国歌》：“打倒俄寇反共产，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收复大陆，解救同胞”。面对如此粗鄙、低劣毫无人性和任何美感和艺术性的，以“杀”“反”“消灭”为核心价值的台湾官方“爱国”洗脑歌曲，台下的听众当然是一片自然而然的嘲笑：对于龙应台自身的这首启蒙歌曲，龙应台却极力美化，她像巫婆一样对台下年轻听众进行洗脑：“其实蛮好听的，对不对？”

龙应台介绍当时台湾公共场合唱的是《反共复国歌》之类被龙应台美化为旋律很好听的东西，而在个人场合和私人空间，唱的是《五月的风》、《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等等，然而这些传唱于台湾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歌曲，在座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龙应台不得不感叹道：“历史的断层很严重”，并要求台下在座的大学校长们努力一下：

随后，龙应台介绍当时台湾人所唱的这些歌曲中，十之七八都是陈歌辛所写的，随后她重点介绍了陈歌辛，放了陈歌辛的歌曲《五月的风》，并重点介绍了陈歌辛在大陆的悲惨结局：其中，在谈到陈歌辛饿死在荒野的时候，龙应台是咬牙切齿地说的“饿死”这两个字。

龙应台强调，陈歌辛的“好歌”如《五月的风》她原以为是爱情歌曲，但是她刚发现这首歌唱了“人海的沧桑”“人间的兴亡”，所以她之前的理解错了，这些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歌是有脚的，它其实跟历史一样，有自己的脚，然后它走自己的路”。

随后，龙应台问台下的大学校长们，你们的启蒙歌曲是哪一首。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说，他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龙应台很尴尬，放声嘲笑的同时并让大家唱一唱：

出乎龙应台的预料的是，同样是冷战时代传唱的歌曲，现场的年轻的学生们不知道《五月的风》，不知道《凤凰于飞》，但是却会唱《我的祖国》。当观众开始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时，龙应台还在放肆地嘲笑这些人：

但是，随后更多的在学生高声齐唱这首歌，当唱到“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的时候，原来摆出一副不屑和嘲笑姿态的龙应台，也被这首歌的优美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打动了：

最后，龙应台不得不让大家对《我的祖国》这首歌热烈鼓掌，并情不自禁又无可奈何地在观众热烈鼓掌声中，说了声“多好呀”，然后她的演讲主体部分就收场了！

也许，她如果点到即止，也许还会维护着她的“文化大家”的光辉形象，而她的讲座视频节录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和刷屏后，龙应台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特地在《南方周末》发文《大河就是大河》，正是因为这篇文章，让她连续抽自己的耳光，如果说演讲中的大家合唱《我的祖国》是对她刻意推荐的那些歌曲的碾压的话，那么她为了掩盖尴尬而发表的那些观点则是让她的“文化大家”的华丽外衣荡然无存。

在文章中，龙应台写道“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礼堂当天是满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

她在文中提到：“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让龙应台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在文章最后，龙应台写道：

当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被切出一个碎片，然后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

但据查询，内地媒体在刊发此文时并未出现这段话。

最后，龙应台得出结论：“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请注意她在事件全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上态度的对比——

第一个是关于歌曲的艺术性以及其承载的思想性政治性的问题。

正所谓文以载道，歌曲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有时候也是承载一定的政治内容并且具有社会历史的认识功能的。尤其是那些以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反映对象的歌曲。一般说，从歌曲的艺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来说，会出现几种情况：

一是艺术性很强，但是并不承载政治性，比如《绿岛小夜曲》，但是即使是在作者的女儿都坚持认为这纯粹是一首爱情歌曲的情况下，龙应台硬給它贴上政治标签。不知道作为铁杆“果粉”的龙应台从这首歌中得到的人生启蒙是什么？

二是艺术性很强，同时也承载政治性，比如《我的祖国》，当然不排除在演讲现场大声唱歌的人里面的确会有一些人仅仅是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唱的，闾丘露薇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她毕竟承认了对同一首歌的人生感悟的差异性，而龙应台却越俎代庖把自己的的观点强加于人，自作多情代表在场并且唱《我的祖国》的所有人说“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暗示那么多人会唱这首歌并不等于这些人对这首歌承载的政治内容的认可。

三是艺术性很差，但是政治性很强，比如她推介的第二首歌曲《反共复国歌》，这种口号性的并且喊打喊杀的歌曲，谈不上有任何艺术价值，说实在的还比不上具有类似表现形式的歌颂WG的歌曲《文化大GM就是好》，后者虽然也是喊口号，但是最起码在这里没有“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吧，而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对这么一首喊打喊杀的口号歌，龙应台居然说“其实蛮好听的，对不对？”

四是艺术性很差，也没有任何政治性或者说思想性。这种情况在这次演讲事件的全过程中没有出现。

第二个是民众对歌曲承载的艺术特质和思想内容的感悟的差异性问题。对于以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反映对象的歌曲，不同政治立场或者政治倾向性的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标榜自己“三超越”的龙应台在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歌曲的不同态度问题上有非常明显并且强烈的倾向性，在她自身对歌曲的主观感受上面，她对并不为听众们认可的毫无艺术性可言的《反共复国歌》认为蛮好听；而对为全场所齐声合唱的《我的祖国》她却要越俎代庖代表别人认为“大河就是大河”。在对别人对歌曲的评价的再评价上，她同样是奉行双重标准。她对陈歌辛的歌曲被共产党认为是“黄色歌曲”表示否定态度；而同时，她却认为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按照她的意思，认为因为陈歌辛的歌是“黄色歌曲”而加以禁止是错误的，而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意思是禁“黄”不合理，禁“红”就合理。

第三个是对包含敌对情绪和战争内容的歌曲的态度问题。

对粗鄙、低劣毫无人性和任何美感和艺术性的《反共复国歌》她诱导学生们认同她的“其实蛮好听的，对不对？”的观点；而对于艺术性非常强只不过与龙应台们维护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我的祖国》，她却贬低为“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倒过来，在她放了《绿岛小夜曲》的美妙旋律以后，突然来一首喊打喊杀的《反共复国歌》，“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而在全场一起高唱《我的祖国》，开声唱歌者里面即使是有少数人不一定认同歌曲反映的政治内容，但是起码在他们心目中，“其实蛮好听的，对不对？”

从这里可以看出，龙应台并不是反对所有刀光剑影，要看看这些刀剑杀向谁？对于国民党在1927年的“4.12”杀了5万GCD人和50万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她就不反对了。对于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蒋家王朝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按照当事人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她就把眼睛闭上了。而《我的祖国》反映的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面对以美国为首的16国的现代化军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最后的结果连蒋介石都为之赞叹，龙应台却极端厌恶地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那么请问龙应台，在唱《反共复国歌》的时候，你老人家“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

第四个是对某些歌曲的流传的程度的不同的反应问题：

她希望《五月的风》、《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这些传唱于台湾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歌曲在座的大学生会唱，而在座的大学生不但不会唱，甚至竟然都不知道：龙应台不得不感叹道：“历史的断层很严重”，并要求台下在座的大学校长们努力一下：

而当她“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她先是在别人唱歌的时候皮笑肉不笑地哈哈大笑，然后把自己的观点立场强加于那些唱《我的祖国》的人——“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她希望在座的大学生会唱的歌，大家不会，甚至不知道有这些歌曲，她非常失望，要求台下在座的大学校长们努力一下，弥补上所谓的“断层”；而她以为年轻人不会唱的《我的祖国》不但年轻人会唱，连她以为可能不大会的港人也会唱，这就令她非常尴尬了，因为按照她前面的说法，一首好的歌曲是能够产生人生启蒙作用的，因此在这里，众多年轻人包括港人接着周校长的话题高唱《我的祖国》，多多少少说明了了这首歌对他们的人生起到启蒙作用，加上另外一位说《义勇军进行曲》是他的人生启蒙歌曲，就更加全盘打乱了龙应台的计划，她就不能承认“这些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歌是有脚的，它其实跟历史一样，有自己的脚，然后它走自己的路’”了，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她本来是摆下场子准备唱对台戏的，没想到在她摆下的场子上面听众跟她唱起了对台戏，她的洗脑不但没有效果，而且从她的角度说变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她当场乱了阵脚，急急忙忙救场，她一方面在后来拼命淡化这件事反映的意义——【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一方面暗示她不喜欢的歌曲是“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

在随后的讲座的问答环节，龙应台回答学生提问时，说起什么叫经典歌曲，她说“我会说，所谓的经典，一定是超越所有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而能够触及到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一定会成为经典。”

其实这段话是对全场齐唱《我的祖国》的最好的注脚，因为这是在香港，而且是一个学术讲堂，在自发唱歌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旁边监督，不存在所谓的“强制的压迫”促使他们唱，倒是龙应台先入为主的洗脑对在场的人有一种隐性的“强制的压迫”，因为当人们了解龙应台讲课的真实目的以后，当面这样做会让她下不了台，有人可能会担心这样是“失礼”，而大多数人尽情地放声歌唱恰好说明了这首歌“能够触及到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因而是经典。”

龙应台本来想給港大的学生洗脑，反而把自己弄成了落汤鸡，她想消除这种影响，结果越描越黑，把她自己的狭隘、虚伪、偏执等扭曲的心理暴露无遗。

她这次之所以大出洋相，除了她作为自由派公知所共有的双重标准以外，还与她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低估崛起的中国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有关，也许很快有人会把那些唱《我的祖国》的学生们骂成“红卫兵”，但是这一招已经失效了，其实龙应台们如果清醒一点，从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众多“90后”、“00后”的“帝吧出征”中看清楚当今中国青年的大势所趋，就不会出这种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