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郑彪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笔者认为恩格斯有两个重要思想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一是恩格斯说，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恩格斯备感欣慰的是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基础之上，并不在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具体构想。与此相联系的第二点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七年后即1890年根据欧洲形势的发展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和改革的社会。”（14）经过此后一百多年世界的“变化和改革”，今天对于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需要根据世界发展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重新加以总结、概括和规范，以便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提出的无可回避的任务，也是当前我国发展和改革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的论断，基本上是列宁主义时代的定义，一直延续使用下来。今天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加以发展。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不可能展开考察，只就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若干基础性问题加以讨论。

一、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历史前提，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必须肯定，不能动摇。至于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级斗争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式，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在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暴力革命完全是正确的，必要的。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所以历史证明可以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也是以东西方政治对抗的国际政治斗争为前提和历史条件的。离开基本上是以国际阶级斗争为背景的苏维埃俄国的诞生，离开苏联发展所带来的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压力，离开东西方政治对抗，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就失去了外部政治条件和内在依据，是不可能实现的。坚持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划清与第二国际的界限，也是由于坚持这一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只要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即刻会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将永无出头之日，而且有灭顶之灾。在当代各种危机都已“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没有“出头”之日，意味着必有“死定”之日。至于在当代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理论如何概括和形成，实践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如何制定，如何量力而行，因势利导，有理、有利、有节地循序渐进，步步为营，这都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只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放弃斗争，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就“死定了”，就是苏联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也是这么“死”的。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是一个以斗争求和谐的过程。对于后起国家来说，是先求生存，再求发展，逐渐强大起来才有资格和实力求和谐，否则是求之不得的。

从历史上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最初是表现为对工资和正常劳动日的斗争。早期工人阶级的斗争是自发的，他们不了解工资和劳动日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因此斗争存在非理性。在《资本论》诞生以后，人们才了解从经济意义来说，无产阶级为工资的斗争是为了向资本家争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争夺按劳动要素分配生活资料的权利；为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实现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条件，是争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对于资本家来说，则是一个被迫逐渐放弃除了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外还要占有他们一部分必要劳动的过程，是一个还生活资料价值V给工人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放弃带有封建色彩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过程。《资本论》其所以能够完成剩余价值理论，从理论上“说清楚”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而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基础之上，是由于到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关系已经成熟，所以产生了科学成熟的理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成熟。双方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取决于阶级斗争继续发展到白热化程度以至于资产阶级政权面临崩溃危机，直到这时，例如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资产阶级政府迫使企业将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中生活资料价值部分还给工人阶级，在此基础上，为了花钱保平安、保政权，再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让度出来，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系统。这在经济上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买“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政治上是为资产阶级自己买“政治保险”，政治上保了险，等于为垄断资产阶级在财产险、人寿险等等商业险之上再加一道综合险的“再保险”。由此开始了剩余价值不仅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和资本家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些剥削阶级之间的分割，而且开始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某种“分割”（性质不同，只是借用“分割”一词）的历史过程。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看，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起点。这个历史时刻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大体相一致，这个时刻可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原本资产阶级政府是为了自救，是不得已而为之，却在无意之间揿动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按钮，这是罗斯福们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罗斯福新政也是垄断资产阶级在严酷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而在无产阶级一边，在三十年代大危机也是大饥荒的严酷条件下，最终接受了罗斯福新政和阶级妥协，没有把阶级斗争推向鱼死网破的阶段，也未始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再分配，或者说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剩余价值开始归社会所有，是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起点。但是，理论起点还不是现实的起点。笔者认为，确定其现实起点的关键取决于三个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数量界限，就是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归社会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的积累可能导致质的飞跃，这里需要在理论上划定一系列数量界限。突破这些个数量界限，就是社会局部质的飞跃和最终全社会实现质的飞跃。马克思曾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分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储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5）而且，“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它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16）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极其深刻，具有历史穿透力，直到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例如“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的观点，不仅政治上极其深刻，又充满辩证法思想，直让今人为之动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形势的逆转和全世界范围内劳动地位的恶化，就是由于“强制提高工资”这种情况已经无力靠强制维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个半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不仅“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放松”了许多，而且随着这些国家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亡；资产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已经与过去的某些资产阶级难分轩轾；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也在分化，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宁愿将毕生积累的财产捐给社会，也不愿留给后人，这在发达国家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富人的时尚和相对普遍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一些有教养的富人圈里，如果一个人临终时自己名下还有大笔财产，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他们的行为表明，这些先进分子在实际上已经背叛了他所在的阶级，成为实际上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这种情况在西欧和北欧，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西彦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难。”中世纪富人多是僧侣、大地产主和高利贷者，都是大吸血鬼，后来的资本家则是资本的人格化，穷人首先诅咒他们，所以进不了天堂。如今这些国家一些富豪的高尚行为表明，他们已经发生另一种“异化”，已经从资本的人格化在向“天使”的人格化演进，于是上帝给他们在天堂安排了席位。我们应当乐见这个事实，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实际上也表现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力量。

关于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的演变问题，刘福垣研究员提出了一个创见。他说：“只要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比重超过50%，即使社会或国家的旗子不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已经成为客观存在。……当资本家把50%以上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社会以后，他就不是资本家了。既然资本家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同归于尽的。”（17）这个观点很具启发性，但还需要探讨。仅仅以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比重超过50%来判断，即使能够断定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已经成为客观存在”，也还不能断定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否则没办法解释美国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此外，就个人而言，超级富豪的财富捐出50%，这种行为固然高尚，但不也必急于认定他不是资本家，因为他即使还剩下49%的财富，因为实在是钱（资产）太多，可能还是人格高尚的大资本家，但可以是个大慈善家和大社会活动家。但是如果象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人，捐出自己绝大部分财产回馈社会，则应另当别论。“绝大部分”是什么概念？我看80%是个界限。有人会说，你小子是不是有“仇富心理”，是不是太“黑”了？绝对不是，既不“仇富”，也不“艳富”（不是“艳妇”）。其实，对个人如何判断不重要，关键是对国家社会如何判断。所以，笔者认为，光是这一个归社会所有的剩余价值标准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另外两条标准，或两个因素。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看归社会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使用方向，主要是看发达国家政府财政预算（发达国家似没有预算外支出一说）的支出方向。在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了全社会的大部分剩余价值归政府所有，而且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将其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开支，用于公共事业，这样的国家应是在向社会主义演变，这样的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至于我们承认不承认，或者理论上作另外的概括，是另一回事。这些国家的演进是一贯的，持续几十年的，至今难以发生大的倒退。如果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其现代税收制度相当发达，做到了将全社会的大部分剩余价值归政府所有。但是这些剩余价值的使用，却通过国家预算甚至不惜通过“双赤字”用于对外发动战争和全球扩张，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是继续向帝国主义发展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但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完成的阶段。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也可以向“超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演变。同时，一个国家即使实现了全社会的大部分剩余价值归政府所有，但是这些剩余价值的使用，却通过国家预算或预算外开支，用于政府和官僚阶级的腐败，主要用于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劳动，没有用于为全社会造福，这样一来，即使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也就打了折扣，其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值得怀疑。毕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判断一个国家，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而是要以它的行动也就是政策和现实为依据。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政权性质决定财政预算的使用方向，而且这个方向不能看一时，要看长远。例如在美国，垄断资本一向牢牢地掌握着国家机器，其政府运作和预算支出，几乎国会也难以控制。就算是国会能控制，可是国会又由谁控制呢？美国不是象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民主国家，它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才达到44%。这个国家在国际上说打谁就打谁，说判谁（死刑）就判谁。在国内，自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赤裸裸地代表一小部分富豪的利益，杀贫济富，倒行逆施，连索罗斯这样的顶级富豪也看不过眼。索罗斯说；“布什政府的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姿态；在国内，他们以损害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取悦富人，他们还支持曾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政策与大财团之间的不光彩联盟。”（18）他还说；“布什把我们和整个世界都领到了错误的方向。”（19）其所以如此，仅仅是由于这个国家政权的政治性质，而不是别的。在这方面，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的情况有不小的区别。至于如何确定这些区别，笔者缺乏研究，不能妄断。

刘福垣同志说：“事实上不是公有制决定按劳分配，从而产生社会主义，而是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才产生了满足生存需要意义上的按需分配，实现了实际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天下为公意义上的公有制。”（20）从发达国家百年来向社会主义演变的过程看，是这样的。从我国1949年建国到1978年所走过的道路看，实际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实际上，苏联早期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是这样的。

二、关于计划经济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是实行“左”的路线，但是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从未放松，所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例如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建设方针等等。

关于计划经济，笔者曾经说：“2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样子，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剩余产品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没有外部积累来源，在一个时期内难免会侵蚀一部分必要产品，比如‘挖农民’和长期实行低工资，甚至长期冻结工资。迅速积累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给剩余，不通过市场机制；第二，政治独立，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合营了工商业，剩余不流失于个人（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更不流失于国外，而留在国内，在国家手里转化为积累。正是在这里，没有殖民地的后起国家产生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初级工业化的基础，还有了原子弹和航天基础，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3）所以，中国有今天，得益于计划经济打下的基础，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块强板。”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强板”变成了“弱板”，搞了一段市场经济，尝到了一点甜头（有的人甜头多一些），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这种做法不仅被历史证明在理论上不正确，实践上已经在吃苦头。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发展和改革在实践上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反思也不断深化。于是计划经济被妖魔化、被埋藏太久之后，重新“出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笔者看来，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这是在总结一个时期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第二，是对今后长期经济工作全局的具有方向性、指导性的大政策，因为十七大本身是管战略的，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战略布局。所以中央一锤定音，“不争论”，将计划重新写进报告；第三，这句话根本就是对计划经济历史经验在当前条件下的一种辨证的重新肯定。今后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展开，也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进一步清理，这类表述还会逐渐多起来。十七大以后，特别是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还有人在一个劲儿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狡辩，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不自知，或者是在玩危险的赌博游戏。

中华民族经历一百多年的包羞忍耻，一旦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豪情万丈。五十年代的中国人，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洋房汽车，能温饱就不错。但是全民族精神解放，豪情万丈，大喇叭整天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百姓是从心里唱。有了自信就提倡敢想敢干，“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毛泽东词）。当时左倾思潮例如“大跃进”能成气候，“栽筋斗”，也与此背景有关。80年代中期以后，西化思潮迅速蔓延，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也与长期左倾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挫伤了民族精神和削弱了社会主义有关。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也由于西方封锁、中苏交恶，周恩来主持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十六字建国方针。建国以来，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都证明，这个建国方针，不但完全正确，甚至字字珠玑，现在也完全适用。自力更生，前些年遭到的诟病最多，一些人把计划经济打翻在地，殃及自力更生，甚至认为这是闭关自守的落后表现和自然经济的反映。现在吃苦头，知道了，核心技术根本买不到，买资源也很困难。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据海外揭露，“鲜为人知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进行围堵，不许中国购买资源与核心技术，只允许中国投资美国国债、垃圾债券和落后工艺。”（14）前些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否定自力更生的人似乎理直气壮，但是毕竟国情所在，否定独立自主，则一般不敢明目张胆，于是有学者羞羞答答，明修暗渡，试图以“开放创新”蒙混过关，但中央还是确立了“自主创新”战略，这实际上表明中国重新确立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

上文说，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同样，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也是这样。杨帆教授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被误导。中国经济理论界盲目追随美国，片面强调静态比较优势。直到今天还有人坚持说，做好低端也不错。可中国这么大的投资能力，向低端投入已经过多，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1/3，长期被迫在国际上倾销。目前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已成定局，我国过剩的低端生产能力，或向内需转移，或向高端升级，根本没有继续以低端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15）实践证明，历史条件改变了，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更是中国人民也是国家优秀的传统。80年代后期社会上奢靡之风已经兴起，1988年先师关梦觉先生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中大声疾呼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其实意思是包含坚持“独自自主、自力更生”在内的，可惜那时候已经无人重视。至于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社会上物欲横流，从南到北，到处“燕舞”，奢靡无度，许多方面有甚于西方国家。直到进入新世纪，许多人才逐渐认识到十六字建国方针是一笔宝贵财富。幸亏2002年以来，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改善民生，调整结构，等于提前六年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否则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突然袭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困难无疑将更大。2005年冬笔者在海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与暨南大学某学者关于金融问题的交流会上发言，提出金融危机难以避免，从现在起就要过紧日子的观点，与会者为之愕然。转眼不到三年，美国金融海啸袭来，正赶上2008年灾难连连，“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全国上下都痛感需要恢复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也痛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和计划手段的缺失。刘国光同志指出：“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一方面要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协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发挥尽致；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消极后果的泥沼。我们要以我为主地参加公正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不断前进。”（16）

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关著作汗牛充栋，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很多，也相当重要，有代表性的如程恩富、何干强、李炳炎教授等许多学者的著述，这里从略。

（本文第一部分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节“社会主义能够‘说清楚’”的一个目，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分系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六章的节选，该书2010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