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戴立忍事件”，如果从今年4月25日@赵薇发微博公布其导演的《没有别的爱》主演名单，具有台独色彩的台湾艺人戴立忍赫然在列，引发爱国网民不满与抵制开始算起，已经扰攘了近三个月。

眼下，尽管制片方已宣布撤换戴立忍，赵薇也声明自己一直是中国籍，但事件仍没有结束的迹象。一方面，“赵薇-阿里系”资本操控网络舆论的能力令网民“细思恐极”，另一方面，一波力挺赵薇的舆论浪潮以绝地反击之势卷土重来。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就发表题为《小燕子，他们说你爸是皇上》的文章，将爱国网民的行为称为“以抵制外敌入侵的名义抵制同胞”。因为有一个富爸爸而名扬天下的“国民女婿”也跑来凑热闹，转发戴立忍的微博并评论：谦谦君子。这无疑在暗示抨击戴的网民是暴民。

不过，无论如何绝地反击，就这一具体事件而言，赵薇恐怕都很难翻盘。13年前，赵薇因军旗装事件陷入舆论漩涡；13年后的今天再次重蹈覆辙，不由令人感叹一个人汲取教训之难——一段不长的猫步跌的鼻青脸肿，却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

反复被教训，永远学不会。这不仅是赵薇的特征，也是许多中国精英的特征。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化精英们被谆谆教导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八十年代后，文化精英们则“奋起反击”，通过所谓的“伤痕文学”完全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又开始摆起精神贵族的臭架子，傲慢地对待草根民众了。精英们的行为，明显具有某种精神或心理疾病的症候。

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的精英，包括财富、文化和政治精英(精英的含义，指的是他们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处于优越地位，并非指其素质优越或人品高尚)，其行为和思维方式，表明他们头脑中存在两个精神病灶，一个叫“世界主义”，一个叫道德虚无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不断发作，令他们和草根民众在价值观及情感等方面，形成尖锐对立。

先说“世界主义”。学理的讨论不展开了。我只是想指出，中国精英的“世界主义”，不是像20世纪的革命者那样抱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而仅仅表现为对中国的不认同，或对中国的无所谓，甚至还有着把中国改造成西方合格仆人的隐秘想法。

存在决定意识。精英们之所以奉行“世界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用各种手段(包括非法手段)积聚了大量财富，这使得他们可以以“世界公民”自诩。在他们眼里，国家不再是一种保护性的力量，反而是一种限制性的力量；国家不再是安全感的来源，反而是一种不定时的威胁。所以他们声称，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并发明了“爱国贼”这种丧心病狂的词汇诋毁爱国者。

然而，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有自由的地方未必有钱赚。别看精英们在国内混的风生水起，但在国外可能连毛都不是。所以就必须要靠在他们并不认同的中国赚钱来支撑其在“世界”的体面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虚伪，也就不可能不露出破绽，最后也就无法避免的被只有依靠中国才可能过上幸福、安全生活，并盼望随着中国崛起而扬眉吐气的普通网民所识破。

赵薇后来在微博上对戴立忍事件有一个解释，但不管小燕子如何巧舌如簧，口吐莲花，她在这个事件中的全部行为还是表明，她真的没有把中国放在心上。

精英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只能是爱国主义，因为除了祖国，别无托付。这个矛盾很难调和。

再说道德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应该滥觞于“猫论”的被崇拜以及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后价值标准的单一化，即钱成了唯一的价值尺度。新中国在前社会主义时代，是一个高度道德化的社会，而从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却逐渐演变成一个高度金钱化的社会。两个阶段过渡期间的基本规律是，抛弃道德越快，致富就越快。就像电影《钢的琴》所表现的那样，整个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卖假药的”取代诚实劳动者成为舞台主角的过程，不仅如此，“卖假药的”还夺走了劳动者的妻子和女儿。

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精英的经济、社会地位与道德权威分裂，他们拥有巨大财富，但在草根百姓眼里，这些财富并没有正当性——这才是中国社会骚动不安，戾气滋生的真正根源。

中国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但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之一，是精英阶层丧失了道德合法性，今天，当我们突然想寻找一种有信仰、有原则的生活时，居然只能到社会边缘的“老炮儿”那里去寻找灵感。

由于在道德上不被认同，精英们丧失了安全感，这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靠立法也不能靠移民或把财产转移到国外，这只能更加自证所谓精英其实不过是一些蛀虫或硕鼠罢了。

精英们只有自己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主动切除这两个病灶，用行动证明自己爱国，对得起提供了让其享有财富地位的土地与人民，才是代价与阵痛最小的解决之道。

精英们愿意做并且能做到吗?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赵薇事件也表明了，他们不愿意也做不到；但赵薇事件中广大网友的表现也同时表明了，不管精英们愿不愿意，草根百姓还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