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关注中国，他们以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为主要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中国面临危机和走向衰落的原因：在揭露西方列强侵华罪行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预言中华民族必将在变革中崛起，成为开启整个东方世界新纪元的曙光，并明确地指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独具特色。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

——答青年朋友问

导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关注中国，他们以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为主要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中国面临危机和走向衰落的原因：在揭露西方列强侵华罪行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预言中华民族必将在变革中崛起，成为开启整个东方世界新纪元的曙光，并明确地指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独具特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从一开始就同创立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重要使命紧密相连

中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长期关注的东方国家。据我们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著作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论及中国问题。他们一方面广泛阅读欧洲各国学者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著，一方面从议会通报、政府文件、军事要闻、媒体报道，以及来华的商界人士、外交官员、旅行家和传教士发表的记叙文章中，一点一滴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最新情况。

【问】同其他学者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有何突出的特点？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从一开始就同创立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重要使命紧密相连。他们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和人类解放的大目标下加以分析的。在论述人类历史由相互隔绝的民族史和地域史演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时，在考察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动机与后果时，在阐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将中国作为典型例证，指出中国的历史性变化将对中华民族和整个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述中，中国是经常被提到的国家。最具有理论价值的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他们以英国资产阶级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引起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从而使它卷入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为例证，生动地说明历史如何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这些论断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在具体阐述这些重要思想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中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

【问】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的国家，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即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衰相尽显，危机四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和危机作过论述吗？

【答】他们正是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著述中谈到了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发表于1848年，那时正值清朝道光二十八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满天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在谈到东西方文明的历史联系时，他们曾多次强调，“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光辉历史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汹涌的世界潮流中陷入了困境。16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际，而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发展，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随之向外扩张。由于生产工具迅速改进，由于交通运输空前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古老民族都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漩涡。“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这种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必然会把中国当成掠夺的目标，并用坚船利炮和价格低廉的商品来摧毁抵挡外敌的万里长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这段话点明了近代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剧变中所处的地位，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和社会内部革命因素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在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激流中，试图保存古老中国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这是一种幻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势必孕育产生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就是历史为中华民族提供的机遇。

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的准备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已经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大工业逐步“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在这种历史趋势下，“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这些论断和预言已被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今天重读这些论述，我们不仅会惊叹《宣言》作者的深邃眼光，而且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引起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早在170年前，当中国人民还根本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时，这两位思想家已经在万里之外的欧洲研究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的命运了。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分析中国问题的着眼点和切入点

从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连续撰写了18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文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国又勾结法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分析中国问题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他们正是围绕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进程、直接后果以及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广泛影响，对涉及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条件、国际环境、民族特征和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他们一方面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近代中国陷于停滞、走向衰落以致惨遭西方列强蹂躏的原因：一方面对深受压迫、奋起斗争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预言中华民族必将走向光辉的未来。

在西方列强悍然践踏中国领土的时刻，马克思恩格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尊严。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英、法、美、俄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了西方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凶残酷虐的暴力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践踏。他们的文章是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进程中陆续问世的，不仅理据充足，而且笔底涌动着爱憎分明的激情，令人阅读时如同身临历史的现场。他们将英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称作“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将战争的发动者称作“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请看马克思对英军暴行的具体描述:“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而引起。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我们在字里行间听到了马克思愤怒的声音。

【问】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西方政客坚持认为“咎在中国”，同时把英国侵华称作“传播文明、造福东方的义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你所说的西方政客，我看首先是指那些至今还在追怀“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着殖民时代的美梦并且狂妄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英国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60多年前就粉碎了这些政客的先辈们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他们依据大量的外交公函、官方文件、议会记录和法律条文，以确凿无疑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和策划过程，戳穿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谎言和骗局。在《英中冲突》①、《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②、《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③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是在“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④：英国政府为挑起战争而制造事端，混淆视听，欺骗公众。鉴于英中冲突的实情“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厌其详地向公众介绍各种重大事件的始末和细节，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揭露英国当局在1856年(清咸丰六年)蓄意制造所谓“亚罗号事件”，将子虚乌有的罪名强加在中国人头上，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⑥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有据地指出:在这场冲突中，正义在中国一方，中国人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因此“中国人的雄辩”“显然无懈可击”⑦：而英国一方则对“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的中国人“态度蛮横，大肆恫吓”，用极其“虚伪和空洞”的理由“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使“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⑧针对英国政府对中方的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⑨这些论述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道义和真理的鲜明立场。

【问】说到鸦片战争的起因，当然不能不谈英国的鸦片贸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剖析这种贸易的实质的？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援引大量文献资料，列举各种统计数据，以铁的事实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纯粹是为了劫掠中国财富，毒害中国民众，进而侵犯中国主权。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这种罪恶行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指出“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英国的鸦片贸易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源枯竭、国库空虚，以至整个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受到严重损害，“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输入，这是天经地义的行动：而英国政府面对中国的禁烟举措，竟用“海盗式的借口”对中国采取“海盗式的敌对行动”，进而以“海盗式掠夺精神”对中国悍然发动“海盗式的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而对人类尊严进行的粗暴践踏。“海盗”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屡次出现。他们认为，只有用这个词来形容道貌岸然的英国政府才是最准确、最贴切的。

【问】这些文章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的？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政府之所以发动战争，就是为了强占海外市场，获取资源财富，满足资产阶级的贪欲，进而将中国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尤其是在英国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英国政府更是迫不及待地挑起战争，以牺牲被压迫民族的正当权益为手段，牟取经济暴利，转移国内视线，企图以此来稳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积聚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角度，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三个原因

【问】鸦片战争昭示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也暴露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积弊与沉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导致中国战败的原因有何论述？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他们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②，其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③：“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④只能维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阻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因此，这个国家根本没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抵御列强的侵犯。封建朝廷在战争失利之后，只能在外来侵略势力威逼下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求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

【问】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对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作了具体的分析？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必然具有的专制的、陈腐的性质。他们指出，中国封建政权的两个政治特征是导致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

一是中国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政策的特征和后果:“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⑤他们还指出了闭关锁国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影响: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隔绝于世”的政策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治变革，而且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陷于封闭、昧于时势、安于现状、惯于因循、耽于幻想甚至甘于自欺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负面影响的突出表现，而这正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政治制度腐朽，各级行政机构中腐败现象蔓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中国是“一个这样帝国……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⑦。许多官员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是心忧天下、克己奉公，而是乘机渔利、收受贿赂。“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⑨：既然统治中国的是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和这样一支道德沦丧的官员队伍，那么，即便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和军事实力，即便中国军队“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也根本不可能改变溃败的结局。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问】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的中国很难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具体分析这种危局的？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事实说明，“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⑧：“中国，这块活的化石”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西方列强运来的“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必将在彻底的变革中获得新生。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中国变革和新生的希望蕴藏在哪里?

【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希望蕴藏在民众保卫祖国、振兴祖国的斗争激情和顽强意志之中。他们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充当中国的“拯救者”和“保护人”，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他们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表示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①：“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用各种方式投入保卫祖国的斗争，他们运用的手段是“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因而是天经地义、可歌可泣的壮烈之举。②针对英国报刊连篇累牍的污蔑和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中国人民斗争的正义性质，强调“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中华民族通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他们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遥隔万里、互不相干的“两极”。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使用“两极相联”⑨这个包含着辩证法精神的朴素谚语，生动地说明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明了中国革命必将对世界现代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并作出卓越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深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指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必将独具特色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未来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没有做过具体论述？

【答】没有，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就一个民族将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恩格斯在谈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前途时说:“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

但是，有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再现青春，不至于像其他一些文明古国那样在历史的风雨中衰替沉沦：中国人将来搞的社会主义必须契合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特征和基本国情，因而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

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处在“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因为“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①虽然这只是中国农民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理想，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在中国，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和“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②必将发生彻底的革命性变化。他们在数十年中一直坚持这个信念。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③，一如既往地持续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直到他于1895年8月与世长辞。1894年7月下旬，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恩格斯在当年9月就指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④1894年10月，日军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11月攻陷大连、旅顺等地。恩格斯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就在1894年11月10日，他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⑤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随着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走向瓦解，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必将出现彻底的社会变革：尽管这种变革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但中国人民终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鉴于这个伟大民族具有卓异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基本国情，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肯定会独具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早在1850年，他们就曾预言:“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句话真可以说是文约义丰、言近旨远。它指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其差异之明显，就像中国哲学在内容与形式、逻辑与架构、范畴与概念等各个方面判然有别于黑格尔哲学一样。同时，这句话也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同它所选择的现实发展道路之间的联系。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核心的“中国哲学”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两朵奇葩，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各呈异彩：而“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是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支流，由于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背景不同也必然各具特色。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一条重要规律，使我们明白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也不应当只套用一个刻板的模式。

恩格斯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⑦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⑧列宁后来讲得更加直白:“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⑨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 9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艰辛探索的历程和辉煌灿烂的成就证明了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欧洲中心论”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充满真诚理解、热情支持和殷切期望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华民族寄予的殷切期望，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在研读这些论述的过程中，你不妨关注一下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有关中国的著述。只有通过比较，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确实比别人看得更准、更深、更远。我最近阅读了18世纪德国的一位著名思想家撰写的论文，题为《中国》。作者评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对未来中国的前景作了如下展望:“将来，这个庞大的国家要么分崩离析，要么由那些较为开明通达的乾隆们做出具有家长权威的决断:既然自己无法维持国计民生，还不如将这片国土作为殖民地拱手让给他人，一方面可以使传统习俗的钳制得到松缓，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思想和心灵的较为自由的主动精神得以输入：当然，这样做不会没有各式各样的风险。”

这种论断也许会使你感到惊讶，作者居然在18世纪就希望中国变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倘若他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撰写这篇文章，他肯定会认为英国战舰的炮声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福音。你很难想象，文章的作者竟然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vonHerder，1744—1803)。

如果你浏览一下比赫尔德名气更大的德国思想家，例如康德、黑格尔、谢林等人论中国的文章和演讲，你会更加惊讶地发现，那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虚妄之说和不经之谈，而这些人历来是作为“思想泰斗”备受尊崇的。这些人虽然有深厚的学养，有丰富的资料，有显赫的名声和广泛的影响，但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不可能在研究复杂的中国问题时做出清醒中肯的判断，得出公允合理的结论。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一遇到现实问题，他们就往往会显露出“德国庸人的习气”。

在欧洲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岁月，中国长期被欧洲人视为贫弱卑怯、愚昧残忍之国，以至有些研究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包括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正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社会背景和政治压力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人民充满真诚理解、热情支持和殷切期望的文章，这在欧美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真可以说是“空谷足音”。这样做需要勇气和魄力，更需要真知灼见。他们之所以能够透过繁芜丛杂的现象，对中国问题乃至全球性问题的本质洞若观火，使同时代的许多“学术巨擘”无法望其项背，靠的是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今天，欧洲中心主义在它的发源地依旧盛行。一些人以傲慢而又愚蠢的态度对待东方文明，认为世界各国都应当将“西方价值”奉为圭臬。同这种偏狭、悖谬的想法和做法相比，你是否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以及关于东西方文明齐驱并进、交融互补的观点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