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思想研究要秉承三性：第一是要有学术性。学术性不是表态、不是空论，是用事实说话，用自己精湛的研究来说话；第二是要有战斗性。必须要在同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要在明辨真伪、解疑释惑中扩大阵地、扩大影响、自我创新中搞研究，而不能搞成“书斋里的学问”；第三是要有开放性。毛泽东思想本身是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开放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也要开放，永无止境。

2016年4月9日，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求是》杂志社社长、毛泽东思想论坛主席李捷研究员作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研究员致开幕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建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化研究部主任金民卿研究员等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来自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有关单位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地研讨。

一、毛泽东对党和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何客观评价毛泽东对党和国家以及中华民族作出的巨大贡献一直是大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李捷在报告中指出了其至少有四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给中华民族和当时处于危难中的中国，缔造了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政党。他领导这个先进政党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结合本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最突出贡献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并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制度上有许多创新。有些人说当年毛泽东只知道革命、不知道建设、不知道搞制度建设，其实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毛泽东在开辟革命道路的同时，就是在创造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探索。

第二，缔造了执掌全国政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他领导我们党夺取了政权还掌握了政权，并巩固了新生政权，而且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毛泽东从1945年就开始考虑一个核心问题：执掌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历史覆辙?会不会变质?正因为如此，1945年，毛泽东同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1949年，进京前夕又提出了“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我们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第三，缔造了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毛泽东、邓小平、陈云、习近平都反复强调，我们这个党能不能长期执政，能不能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关键还是自身。别人打不倒自己，只有自己会把自己打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进行这种探索的第一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如何防止我们党改变颜色，如何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时至今日，这个命题对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四，他为共和国、为中华民族、为我们党留下了两道跨世纪课题。第一道课题是如何确保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第二道课题实际上与第一道课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驾驭资本而又不成为资本的俘虏。这里，资本的俘虏包括国内资本的俘虏、国际资本的俘虏、国际垄断资本意识形态的俘虏。我们现在实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在完成这两道课题。

二、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和伟大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热烈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何学习、继承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和伟大精神是我们永远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李慎明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勇于坚持真理，勇于坚持原则。为此，他不计较个人荣辱，不怕误解，不怕孤立，甚至不怕受到组织处分。二是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他曾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他不仅大力提倡自我批评精神，而且还身体力行真诚、坦荡地作自我批评，他是我们党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他不仅在自己应承担的具体责任上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而且还勇于对党和国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自我批评。这种精神今天仍然值得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效仿。

梁柱在题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现实意义”的发言中指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充分证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之作，体现其中的充满活力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普遍、长远的价值，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学习的。其中，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是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同时，《论十大关系》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

金民卿在题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的发言中指出，理论上的自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立自主性的关键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其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党的理论建设对于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对此进行科学论述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着力清除理论依附性的思想根源，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把这种独创性的理论建构深化到道路、制度和政策创新之中，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主性作出了特殊贡献。当前，重温毛泽东关于理论自主性的思想，切实坚持和维护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坚决反对和批驳“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在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对“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驳斥。

樊建新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人、一些势力，之所以不遗余力的通过造谣、抹黑等手段攻击和诋毁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绕不开的丰碑。针对这股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些话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应该牢记的重要遵循。

沙健孙在题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思想”的发言中指出，1956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里所说的外国，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毛泽东指出，在外国文化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摈弃的腐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的态度上，我们既要放下架子，又要破除迷信。他指出，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东方人“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个告诫，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方祥教授等学者对一些抹黑毛泽东的书籍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继承和发扬好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十八大开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好、继承好、发扬好毛泽东思想，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只拥护改革开放，而不认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二是只拥护毛泽东，而质疑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李捷在主题报告中反对将二者对立起来，他说，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做到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试金石，这就是：一方面，是否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另一方面，是否坚决拥护和维护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刘建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薛广洲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习近平与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关于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发展‘兴渤亡忽’周期律的思考与启示”的发言。

李捷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研究要秉承三性：第一是要有学术性。学术性不是表态、不是空论，是用事实说话，用自己精湛的研究来说话；第二是要有战斗性。必须要在同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要在明辨真伪、解疑释惑中扩大阵地、扩大影响、自我创新中搞研究，而不能搞成“书斋里的学问”；第三是要有开放性。毛泽东思想本身是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开放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也要开放，永无止境。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教授对嘉宾的发言作了点评。

原标题：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