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表面看是一种学术性的思潮，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是毫无底线的违宪违法，是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点，在他们那里是并不隐讳的，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并加以有力地抵制和反对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虽然人数很少，但能量不可小视。他们之中，有的是属于一时迷误的盲从者，有的是属于学术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但就其主体部分来说，则是自觉地以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派、“推墙派”自居，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按照他们的政治诉求来进行所谓的“反思历史”、“重写历史”，以推翻已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结论。而他们做历史翻案文章所采用的手法，根本违背历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满纸谎言。可以说，在新时期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开始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而当他们遭到正义的谴责和反对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旗帜鲜明地对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亮剑时，他们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虚张声势地制造攻势。这种表现的一贯性、顽固性和疯狂性，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的。

从国际上看，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正经历发展中曲折并寻求改革的艰难时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加上这时在国际格局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也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大有市场，考验着人们的理想信念。本来，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经历暂时的挫折、失败是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这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是不值得恐惧的，而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对那些历史的短视者来说，就有可能使他们惊慌失措，悲观失望，失落原来的理想，甚至改换门庭，另找出路。姑且把这叫做“低潮综合征”。

应该看到，这种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而且以后也还会有。他们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从此要塌下来了。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就把这二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①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列宁就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革命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如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②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情势下，一些人包括个别共产党员走到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对立面，诅咒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丑化、抹黑党和人民的革命奋斗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事实上，因暂时的挫折而使一些人丧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的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虽然还处在幼年时期，就以自己正确的政治纲领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由于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鲜明的政治领导作用和共产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使它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很大的声誉。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发展到近6万人，与建党时50多人相比，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扩大了1000多倍。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也均想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在他们看来，这时做一个共产党员，乃是一种时髦，是表示自己已经是革命党的一种荣耀。但当白色恐怖到来，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便迅速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为自己的理想或是英勇献身或是继续战斗，仅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产党人被杀害的即达2.6万多人；另一方面，党内也不乏一些投机者和不坚定分子又迅速作出了新的选择，离开了革命队伍，有的不惜用出卖灵魂和同伴的卑劣行径去同被他们看好的新的潮流接轨。当然，历史的情况有别，但这同今天的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脸面是否有某种相似之处呢?!

这里还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也是西方反共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武器。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1989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宣称“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他预言：“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也在描述资本主义的原则是永恒的同时，散布“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尽管历史的发展对这种论调进行了无情地嘲弄，但这种思潮会像一切腐烂物的气体一样扩散开来，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失败论”的掩护下，大力输出西方的“普世价值”，通过各种途径在社会主义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这样，“西化”、“美国化”，就成为包括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内的一些人另找出路的“极乐世界”。

从国内来看，我们党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历史转折，目的是为了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但在一些人那里，则把这种转折看作是实现他们逆向要求的一个时机。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首先表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以否定革命、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为他们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要求开道。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从这里不难看到，在新时期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

对于这种鲜明的政治诉求，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一些人是并不隐讳的。早在1998年，有的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明确地要求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按照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说得如此明白而露骨。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诚然，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潮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它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许多原来的自由主义者也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加入到人民阵线中来，同广大人民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呢?!这位学者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就是这位学者明确无误地表达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些年来，像上述这样的言论，可以说不绝于耳。今年，某报同期发表了关于评价胡适的三篇文章，其中心思想，是颂扬“胡适是一面旗帜”，要求当代中国要以胡适为旗帜。认为“这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要求以胡适的思想为“动力”，“去把中国的现代建国事业、社会建设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顽强地推向现代境地”。他们称“适之先生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代言者，开启了现代中国新生的思想传统”，认为近当代中国“被激进主义纠缠”，“偏离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传统，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激进化、革命化和左倾化”，等等。这些言论，远远越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和底线，成为直接关系我们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诉求。

二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主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政治思潮的真实面目，是通过他们的主要言论表现出来的；只要稍加梳理，就会清晰地体现出他们的矛头所指和明确的意图。

先是，他们通过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制造伪命题，设置“理论陷阱”，达到自己政治诉求的目的。比如，他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要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现代化同革命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

应当肯定，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源流和发展，不失为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角度，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但问题在于，持“现代化史观”论者往往是以否定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这一近代中国主旋律为前提的，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首要的历史要求。正因为这样，经过上述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其实，这种“现代化史观”并不是他们的什么创新，早在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就说过：“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③也由此得出结论，以落后的中国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必遭失败；“明智的选择”是放弃无益的抵抗，甘于认输，一心一意学习西方，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此时正是全民族抗战之时，这样的论调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消解作用是不言自明的。而今天持此论调的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样的观点。众所周知，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要求。但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不独立，人民受压迫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近代中国有多少爱国者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奋斗，结果都一一失败了。这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容许。所以只有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那种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有人说，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还有人说，慈禧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这真是历史的天方夜谭。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为否定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指明：“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④“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⑤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上可见，这种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是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实际的，是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剪裁历史的。这其实是他们设置的一种“理论陷阱”。正是在这样“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和这种“现代化史观”相呼应的，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现代化被耽误了。这成了他们诉说革命的一大罪状，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他们正是从这样的伪命题出发，为已经被历史判明属于反动的一些历史人物，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人物，都被描述成为有助于有功于现代化的、忧国忧时的“悲剧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驱者”；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则加以非难、贬低。这正是他们颠覆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法。

继之，历史虚无主义直接否定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取向，贬损革命，颂扬改良，甚至有些人通过颂扬侵略者、否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以乞求通向西化的道路。有些学者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他们否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这里应当指出，在历史上，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彻底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的改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的。而当革命条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如果继续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近代中国历史正是通过这样艰难而痛苦的比较和选择，最终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连接的民主革命道路，国家才获得了新生。

令人痛心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否定革命，一些鼓吹者却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说，鸦片战争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了”。还有文章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这些高论，连起码的爱国之心，民族大义，都化为乌有。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从这里会使我们更深切理解邓小平的预言：如果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附庸”，当“孙子”!这里还用得着一句老话：就是不能依了他们，若依了他们，就会亡党亡国。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颠覆历史的同时，把矛头指向现实，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攻击、抹黑党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搞所谓的“非毛化”。这是他们虚无历史的重中之重。所以如此，这不仅是他们的政治诉求决定的，而且更因为毛泽东及其思想是他们实现其政治诉求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用“专制”、“独裁”、“希特勒”等恶毒的字眼来丑化毛泽东的伟大形象；用捏造事实、无中生有的卑劣手法来损害毛泽东的伟大人格；用无限夸大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等。但是，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30多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人竭尽全力搞“非毛化”，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表达的怀念、铭记和继承遗志的“毛泽东热”始终没有消退。这深刻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历史功绩和人格魅力，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是不可撼动的。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

这里要着重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惯于捏造和歪曲史料，或取其一点无限夸大。他们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领导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本论述我国经济改革的畅销书，其中涉及党的历史问题的论断，它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是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荒谬论断。对此，我们要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以有力的回答。这里需要指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只要比较一下旧中国，我们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其中，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3年的解放战争，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生产水平最高的1936年。正如陈云所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⑥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从195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从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对于“两弹一星”的成就，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⑦此外，在涤荡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惩治贪腐、廉洁奉公，反对封建迷信，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标志性的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以上表明，历史虚无主义是反历史、反科学的，而一切反科学的东西是注定要破产的。

三

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绝对不能等闲视之，任其泛滥。这是因为它涉及的面大，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在与一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联的文学、影视和各种戏说中；而且它打着“还原真相”、“反思历史”等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力，因而要清醒地认识和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搞乱人们思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理想的恶劣作用。多年以来他们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肆意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弘扬社会的共同理想，还是拒绝崇高、蔑视英雄人物。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思想，撕毁一个社会赖以凝聚的共同信念，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保证，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中国人民行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6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极度贫弱的、一盘散沙的、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举世瞩目的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他们懂得珍惜这一历史的重大意义和伟大作用。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杀人食人”的历史，说什么：“我们读到众多的研究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史的著作，但这百多年发生的无数杀人食人的事实都在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片‘光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连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都成了他们嘲弄、抹黑的对象。事实上他们要洗涤、抹杀的是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杀戮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以及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中国反动势力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历史，而以阴暗、仇恨的心理看待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们把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加上“左”的罪名，使之变成一部不断“左祸中国”的历史；他们利用我们历史上所经历的曲折，把错误无限扩大、上纲，借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这一历史的主体。他们这样做，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由上可见，历史虚无主义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观。历史研究是史料和方法的结合，方法就是一定的历史观的运用和体现。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是对历史的理论认识，同时也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使他们对繁纷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这对于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极大。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唯心史观，是回到旧史学研究上去，甚至连旧史学还不如，旧史学多数还是尊重史料，认真从事学术活动并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玩弄史料、捏造史料，他们是从自己的政治诉求出发，有意地把史料碎片化、片面化、孤立化，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而这种对历史的颠倒，就必然会导致是非、美丑、荣辱标准的颠倒，那种所谓“躲避崇高”、“拒绝壮烈”、“告别革命”一类误导青年的低俗的、反历史的说法，就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极大的关系。事实证明，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社会思想混乱进而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动乱。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很好地说明了“知史”和“明道”的内在关系，这对一个国家、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他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⑧这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深刻说明，指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系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③《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⑧《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