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整整95年。9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无时无刻不伴随敌人的咒骂声。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为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批驳他们的这些谬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和和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整整95年。9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无时无刻不伴随敌人的咒骂声。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为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竭力散布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等种种思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什么“专制”的、“不民主”的、“不合法”的、不符合“普世价值”的，挖空心思为否定、取消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批驳他们的这些谬论，进一步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现在有人说，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人数很少，并没有建立政党的条件，是俄国共产党策划和经费支持的结果。这些说法并非什么新发明，而是早已有之。中共建党时得到过俄共帮助是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共是靠外援建立起来的。第一，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只是相对农民阶级而言，就其绝对数量来说并不少，1914年已有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更达到200万人以上。而且，由于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比中国民族工业要早，“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大些”(毛泽东语)。第二，由于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最为强烈，斗争性也最为坚定，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三，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期间自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已意识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并已着手建党工作，许多地方事实上也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只是还没有统一罢了。第四，俄共当时不仅资助共产党，也给国民党经费，而且比给中共的多得多。第五，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得到其他国家资助的情况并不鲜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所以，即使没有俄共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是迟早会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回答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村占国土绝大面积、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大成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如何取得民族独立和开展工业化建设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人民通过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接着，她又带领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正是这一切，赢得了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论。”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法律的明确规定

现在有人以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所谓“政党登记”为借口，指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合法”。他们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法律学家的架势，自以为找到了什么可以置共产党于死地的“法宝”，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暴露了其反共反华势力“马前卒”的丑恶嘴脸。

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二者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公开声明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不允许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与自己分享政权；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国家”，搞所谓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都是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的，因此也不能用资产阶级法律的狭隘眼界来看待政党设置和政党登记一类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搞政党登记，并不等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法律依据。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它就在革命力量中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资格，都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确立的，根本不存在还要通过什么政党登记来确认的问题。

此后的1954年《宪法》，以及1975年、1978年、1982年历次修改的《宪法》序言部分，都明确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1982年《宪法》还指出，我国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这些意味着参加政协的民主党派已不再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了。可见，那种以所谓“没进行政党登记”而妄图否定中共合法性的言论，完全是痴人说梦，真正违法、违宪的恰恰是发表这种言论的人。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民主是相对专制而言的政治制度，但同样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却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导师在谈论民主时，总是把它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民主。而资产阶级为了模糊民主的阶级性质，则把是否进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和制衡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专制”的说法，就是用这个标准衡量的产物。

选举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选举并不等于就是民主，尤其不等于真正的实质的民主。同样是选举，由于对选举权有不同的规定，其广泛性会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就对选举权作过诸如财产、性别、族裔、居住时间等等的限制。正因为如此，二战前的苏联和二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曾被世人普遍认为是民主国家，而西方国家则是反民主的国家。只是后来西方国家在国内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持续斗争下，逐渐放宽了选举权上的种种限制，这才回过头来以所谓实行 “一党专制”为由，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

另外，选举也有各种形式，比如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等。究竟采用哪种形式，与国家大小、人口多少、选举内容等等都有关系。因此，只把西方选举形式作为判定民主与否的标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不民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实，即使在西方国家，选举至今也有直接、间接之分。

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民主的本质不同，在实现形式上也必然会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型民主。这种民主要使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和保证，首先必须使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牢固地执掌政权，而共产党正是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宣言》)。尤其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只要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真正体现和重要保障，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首要实现形式。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中还包括执政党与各界代表的协商，各级领导人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群众意见，设立党和政府接待群众上访的制度等等。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中绝不仅仅只有选举。然而，无论形式有多少，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党的领导。近几年湖南衡阳、四川南充等地发生的拉票贿选案件，都从反面说明，如果削弱或破坏了党的领导作用，由少数人用金钱搞暗箱操作，即使进行选举，照样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相反只会使民主变味、走样，成为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挑战。

用金钱操纵选举，是由资本主义民主本质决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认清了这种民主的虚伪性，就连西方国家一些良知未泯的政治家、学者也开始承认，在他们那里的总统、议会等等选举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金钱。例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就说：“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选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参加今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说：“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还硬要把西方选举民主拿来作为评判其他国家是否民主的“普世价值”，岂不贻笑大方。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由这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所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而不搞“非党化”、“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我国，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

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实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同样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在这种制度下，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内部必然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多党制和多党轮流执政，而不能搞一党执政。否则，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缺少自己的政治代表者，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就会缺少平等上台的机会。同样，这一制度也决定了其军队只能国家化，而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否则，多党轮流执政就难以实行。然而，这些不同利益集团毕竟同属于资产阶级，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西方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有利益之争，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压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抗、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又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党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就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权，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所谓“国家化”并没有改变其由资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和其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本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当然也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了这种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矛盾仍然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不需要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出来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既然如此，军队当然也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绝对领导。否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尤其当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军事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不仅不妨碍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影响军队的国防军性质，相反，是保证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不受侵犯、党和人民内部的团结统一不被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不遭到威胁的重要条件。国内外敌对势力之所以起劲鼓噪我们的军队、政法机关要“非党化”、“国家化”，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古老灿烂的文明，只是近代落伍了，现在要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个能代表民族整体利益，能把蕴藏在包括海外炎黄子孙中的力量最大限度调动出来、集中起来的政党领导。在当代中国，这个党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而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已经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最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曾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奋斗形成的独特优势，概括为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这一概括无论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还是深刻认识珍惜、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当然要看到党内一部分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相当严重，但也要看到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基层干部在为国家为人民积极工作、默默奉献；要看到要求入党的人中的确有一些动机不够端正，但也要看到大多数人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入党的，而且入党动机往往还要在入党后通过不断的教育和学习、实践加以逐步端正；要看到的确有一些愿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品行也端正的人，由于党内腐败现象而不愿意入党，但也要看到大多数要求入党的人能够把腐败分子、腐败现象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加以区别；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党员在党员比重中越来越少，但也要看到青年人成为党员主体是党保持活力、后继有人、前途光明的象征；要看到群众中存在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危机，但也要看到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与世界各国的同类民意调查结果相比，都是最高的。

中国共产党现有8800多万党员，其中，35岁以下的人约占四分之一。持续了20年的一项高校学生问卷调查显示，对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分别占89.6%和98.1%。美国爱德曼公司发布的2009—2010年中美两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比较报告表明， 2009年分别为74%和46%，2010年分别为88%和40%，中国比美国高一倍左右。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普通民众中仍然是很受欢迎、很有威信的。另外，前两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大企业研究会有个统计，说中国共产党的执行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跨国公司和各国的中央银行，远远高于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尽管存在“中间梗阻”的现象和有的方面效率不够高的问题，但从总体看，执行力还是很强的，起码不比发达国家差。

中华民族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从19世纪中叶的农民起义算起，到现在整整奋斗了160多年。如果说过去的奋斗中难免走弯路的话，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则容不得我们再犯大的错误，尤其不能犯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继续有一个用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和有丰富执政经验能保证中华民族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党领导。在当代中国，这个党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领导民主革命和后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都曾经犯过错误，有的还是大错误，今天仍然存在许多缺点、错误，今后也不能保证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凡是中国共产党犯过的错误，都是由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坦诚揭露和分析自己错误的党，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另外，这些缺点和错误再大，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已作出和正在作出的贡献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有勇于承认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精神，有极强的自我纠错机制和纠错能力，也有自我整顿、自我清理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搞过不少政治运动，其中有些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简单化倾向严重，打击面过宽，负作用很大。但大多数运动的主旨，都在于防止党脱离群众、腐化变质，而且确实起到了拒腐防变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整风中“左”的错误和简单方法，着重于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不断整风的优良传统，接二连三地开展党内整顿和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的主题虽然各有不同，但中心仍然是提醒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防止脱离群众，不忘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而且在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确实起到了和正在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事实反复说明，只要有这样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预言家们就不断鼓吹“中共灭亡论”和“中国崩溃论”。然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骂倒，相反不断壮大；中国不仅没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强盛。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开启新的征程，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根本的保证仍然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原标题：朱佳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