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国大选，最吸人眼球的就是特朗普现象。不仅中国，就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也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毫无从政经验、外交一窍不通、政策前后矛盾且难以行得通的特朗普，何以得到如此之多的民众支持？

实际上，特朗普现象并非西方选举政治的特例。此前还有“冲动牛仔”小布什，意大利还有花花总理贝鲁斯科尼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不是偶然所能解释的了，就需要从制度本身找原因了。

一、西方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

西方自进入“一人一票”的所谓大众民主时代，其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精英选择精英到大众选择精英。然而，和关注长远利益也需要思考遥远复杂国际形势的政治精英不同，大众只关心短期的自身利益。不仅如此，大众还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个人好恶。许多和能力无关的因素都能够成为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比如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是否善于演讲、善于表演和作秀以及时代背景，甚至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也非常重要。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精英必须迎合大众，从大众心理和需求的角度开展竞选、兑现承诺。这可以说是导致政治人物平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奥巴马以其善于演讲，口才极佳而表现突出，但是他的最终获胜除了经济危机的大背景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是黑人，因此他获得了几乎百分之百的黑人选票和众多少数族裔的选票。当时奥巴马的主要竞争对手希拉里则主要是因为美国社会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位女总统而在初选中败北。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的对手质疑奥巴马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自称的基督徒，而且他的出生地也被指是伪造。假如质疑成真，奥巴马要么败选要么失去竞选资格。可以说，这是一场由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口才和出生地等诸多因素主导的选举。

那么奥巴马能力如何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美国前总统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其实小布什的竞选历程更为典型。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总统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主党企图利用小布什糟糕的执政水平从而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小布什憨态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再次胜选。

2014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之子连胜文代表国民党竞选台北市长。连胜文的竞争对手柯文哲，毫无从政经验，只是一位知名的医生。但是，柯文哲非传统的竞选表现和坦率、直白的频频口误反而给普通民众耳目一新之感。再加上他具有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受难者家属身份，最终他以绝对优势成为新一任台北市长。只是如此荒唐的结局很快就显现了后果：仅仅一年，民众对柯文哲毫无章法的施政极为不满，其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迅速下滑。

二、西方制度模式导致执政的着眼点都是短期的和急功近利的

西方制度模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程序，于是竞选人都把精力放在选举上而不是治国方面。竞选时如此，当选后要获取连任也同样是如此。因此当选者执政的着眼点往往都是短期的或急功近利的。

比如印度，它的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远远高于中国，但其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却远远低于中国。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农村六成以上的地区缺乏有效的灌溉系统。关于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专题纪录片《印度的冲击》将其归于印度的民主体制：政治人物在选举来临之时往往向农民赠送传统服装沙丽、电视机，立竿见影拿到选票，但却无人关心农村的基础水利设施投资。

法国距2017年大选只有一年的时间，当前法国每年财政赤字高达700亿美元，国家债务总额高达2.1万亿欧元，超过法国经济总量。法国总统奥朗德为此于今年初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法国急需的改革是减少福利、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结果社会党居然提出，社会基本救助体系应把18岁的年轻人也包括进去，国家开支由此将增加60亿欧元。而目前的法律只针对25岁以上成年人。如此的政策主张能够出台，原因主要就是：选举到了，政客要买选票了。

正是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就形成了今天西方窘境：不管是以福利为特征的欧洲还是以借贷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均深陷危机，负债累累，国家竞争力下降。

今年4月初，法国媒体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废除连任，总统任期则从五年延长为七年。其目的就是促使政客们可以从长远的角度施政，不过多受短期和选举因素制约。

三、西方选择人才的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

西方选择人才模式的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在世袭皇权时代，这种模式有其优越性。在皇权制度下，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执政者，国家万幸。如果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就只能等到他终老才能更替。所以，当时西方的发展要远远好于其他皇权制国家。

但是今天，随着金钱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西方民主模式原有的这种优越性已经丧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以“选贤任能”为核心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式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不但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在选拔人才上也更胜西方一筹。中国“选贤任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的最优秀者才能进入最高领导层。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选拔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的方式则十分的谨慎。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西方的选举模式有任期限制而已。所以台湾出现柯文哲现象也不奇怪。柯文哲本人从一开始豪称：“当市长比当医生容易多了”，到坦承：“发现政治也是一种职业”，还哽咽说：“人生好辛苦，我好累”。他是觉悟了，可是台湾人民还要等他任期四年做满。

历史上，中国曾以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而领先世界。今天，中国这种以能力选拔为标准的“选贤任能”制度再度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从政

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从政，这可以说是当前西方国家难以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种种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不将其拒之门外。最后选出的人才素质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其次，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却步。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美国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在竞选时被揭发得体无完肤，其未成年时的劣迹被尽数挖出，其在银幕上塑造的负责任的英雄形象一夕倒塌。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崛起的陈为廷，在参加苗栗县“立委补选”时一再被曝光早年在公共交通上对乘客性骚扰，从而身败名裂，不得不退出竞选。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过世的父亲被媒体曝光有离岸公司，卡梅伦四天给出四种不同的解释，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中获利，并公布了自己近年来的交税清单。

第二个挑战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以法国为例，曾发生两起重大政治事件。第一件事发生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夕，同党的时任内政部长萨科奇和总理德维尔潘之间。德维尔潘的亲信捏造了一份虚假名单，指控萨科奇涉嫌洗钱，史称“清泉案”。但身为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借力打力将之戳穿，也彻底终结了对手的总统梦。最后双方闹到法庭，德维尔潘的亲信被判有罪，而他本人则无罪释放。第二件事发生在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法国反对党最具声望、民意支持遥遥领先的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纽约陷入离奇的强奸门。其戴手铐被警察押送的镜头传遍全球。最后，当卡恩被迫辞职并失去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之时，他又被宣布无罪——但是在政治上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事件过后不久，卡恩表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尽管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只是这起阴谋赔上的还有法国的国家形象。内斗到连国家利益都不管不顾，可谓令人叹为观止。

对华人而言，最出名的自然是台湾两度发生的选前枪击事件。2004年神秘的两颗子弹，令落后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胜。2010年五都选举，投票前发生的连胜文被枪击事件令国民党逆转。所谓民主选举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西方制度模式对有限政治人才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治生活中的政党对决，在西方社会，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在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被闲置八年。

法国外交家燕保罗是著名的知华派、中国通。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法国对华外交事务，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对他的评价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外交部对中国最为了解的人士之一。”但在右派执政期间，其长达十多年无法进入决策层。等到社会党2012年执政后，立即将其启用，被任命为总统外交顾问。但很可惜，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因病去世，一身才华付诸东流。

其实，关于西方现行体制难以选出优秀人才的问题，即使认同这个体制的群体也不否认。只是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优良，个人的作用甚微，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后果。这一认识显然和早期认为西方体制因为可以定期更换无能的领导人而优于其他制度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总之，西方“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选拔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下人才的逆向淘汰。这也是美国大选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性必然。孟子曾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制度。没有合适的人来运作，制度就无法良好运转。一个人才逆向淘汰的制度，还能避免被历史淘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