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发表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演讲。在演讲中，吴建民就开放的心态、对世界主题的清醒认知，以及对现阶段国家利益的界定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在谈到对世界发展主题的认知的时候，吴建民提到“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完全搞错了时代”，其中就拿《环球时报》为例，批评其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极端的文章。“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有个开场白，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我心里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他是报社主编，很有学问的，但是搞不清楚状况。”

之后，该文及有关对胡锡进的言论在网上引发广泛反响。胡锡进闻此特地发文回应，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胡锡进坦诚，环球时报这些年刊登了一些与“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的文章，包括同样遭到吴建民批评的罗援将军的文章，以及被认为观点“强硬”的一些学者文章。胡锡进指出，吴大使自己通过环球时报发声的同时，反对环球刊登与他相反的观点，这与民主、多元的时代精神不符，“他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但他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很‘鹰’”。

这次吴建民与胡锡进的观点碰撞，其实是吴建民与罗援将军前不久在凤凰卫视进行的电视辩论的继续。

吴建民的观点很自然得到了国内自由派的支持，当然凭这一点不能断定他与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起码说明他的观点与这些人的利益有交叉点。

为了避免站队或者被误解为站队，本文力求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也欢迎各位大师拍砖。

我的文章的主题是，关于对世界的主题的认知。

吴建民在演讲中居高临下判断：“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完全搞错了时代”，其中就拿《环球时报》为例，批评其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极端的文章。“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有个开场白，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

要弄清楚吴建民和胡锡进的谁对谁错，首先应该看看，哪一种观点更加符合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当今世界全局大势和局部地区小势的准确判断。

如何观察当今世界全局大势和局部地区小势，有几个不同的视点：

一是从国家的层面，即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观点和态度。

二是从具体操作外交工作的层面，即外交部的观点和态度。

三是从一个曾经的外交官吴建民个人或者代表一些人的观点和态度。

四是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国内某些媒体及其反映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和态度。

五是普通民众的观点和态度。

而不管是来自哪一个层面的观点和态度，都有一个主观和客观是否符合，动机和效果是否统一的问题。如果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判断，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举动，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层面，这种判断和举动都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是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的讨论只能是站队和扯皮。

下面从几个不同视点之间的关系去谈论对外交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第一，从外交部和中央的关系去看。

外交部与中央的外交大战略统一吗？吴建民个人对此的观点是：“近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正确方针，难道中国外交没有功劳吗?”我的理解是，起码吴建民在这里认为与中央是一致的，所以，外交工作功不可没。我个人认为吴建民的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他在这里搬出了中央压不同意见：“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你对中央有意见不对中央说，拿外交部撒气算什么本事。”

那么，某些外交官个人与中央的外交大战略统一吗？吴建民没有说，但是另外一个人发出了不同声音。

曾经在外交领域工作过的资中筠在谈到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争议的时候说：

“我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她还说“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吴建民认为外交部的工作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且这是30年来国家发展的原因之一；而曾经在外交领域工作过的资中筠却认为中国的外交“不理性”，原因是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不知道她所说的“职业外交官”是否包括吴建民们，但是两个人的判断发生了冲撞。如果按照吴建民的判断，外交部的工作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且是正确的，那么资中筠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如果让外交官个人可以背离国家战略和外交部的大政方针在对外政策上有随意的发言权，那么就有可能会对国家利益产生损害（在国内在外交部的工作会议上的畅所欲言另作别论），两个相互反对的观点不可能都对，不知道吴建民对此如何评论？

第二，从外交部与具体的外交工作人员的关系看。

在外交部内部，可以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容许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包括让不正确的观点发表出来，但是，在此基础上，对外必须用与中央一致的同一个声音讲话，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职业外交官”自说自话的“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有，外国也不可能有，别说一般的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能够在对外的公开场合与奥巴马唱对台戏吗？不知道吴建民的“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这句话里面是否包含有与资中筠同样的意思？

第三，从外交部的工作与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国内媒体的关系看。

如上所述，我相信外交部的工作与中央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吴建民好像也不反对这一点，这是从外交的原则性方面说的，但是从具体外交工作的灵活性中，即如何实现某种外交目标上面，外交部和外交官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就給媒体和民众评论外交工作留下了空间。

在国外，媒体与本国外交不一致是正常的，而环球时报虽然有时候与外交部不一致，但那大多是建议性的东西，而不是反对性的东西。

我们不妨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看看。

媒体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各因素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在美国国内,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媒体既有监督、揭露的一面 ，又有被利用、控制的一面。在外交决策中 ，媒体通常扮演的是设定议题、议程 ，影响舆论和政策推行工具的角色。

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还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但其影响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媒体与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

公众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关注以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在不断地上升。

党中央和国务院給外交部定的外交方针是原则性的，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外交部拥有灵活性和自主权，除非是重大问题应该请示中央以外。因此，就像美国的媒体一样，中国的媒体也应该对外交部的具体工作有评头品足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环球时报》评论的观点与外交部的具体工作有些不同意见非常正常，与曾经的外交官吴建民观点不一致就更加正常，不知道吴建民凭什么用结论性的语言居高临下判断别人错误，你能够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论证吗？

另外，我是《环球时报》的忠实读者，我看到的大多数是建设性的观点，而不是批评外交部工作，不知道吴建民为什么认为这不对？难道就因为《环球时报》及其一些作者的观点与你不同？

第四，从曾经的外交官与作为媒体的《环球时报》的关系看。

既然吴建民暗示应该給外交官更多的发言权，而资中筠直接抱怨说中国的“外交官没有发言权”，那么，作为已经不是外交官的吴建民可以在公众场合对外交工作评头品足，早离开外交岗位的公知大V资中筠可以通过自媒体对外交工作评头品足，为什么《环球时报》就不能对国家的外交工作发表意见呢？胡锡进无论是作为法人还是自然人都与吴建民是平等的，都拥有发言权，你吴建民既不代表中央也不代表外交部，请问你有什么权利在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情况下居高临下对《环球时报》指手画脚呢？

下面就吴建民在演讲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评论。

有句话叫争取不到朋友还得罪不少人，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常常面临这种困境。

点评：请吴建民用事实说话，究竟中国“得罪”了哪些“不少人”，具体到现实，像日本，不但在历史问题上失信于亚洲邻国，而且还突破“和平宪法”，并且在钓鱼岛问题上，屡屡有小动作。还有菲律宾，狐假虎威，在南海问题上拉上越南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美国则直接派飞机军舰进入我国领海领空，请教吴建民，你认为应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郑和下西洋算不算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呢?可惜被中国人自己丢掉了。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不可能发生。

如果康熙大帝让国家走向开放，之后的屈辱史也不会发生。

点评：这种说法跟贺卫方所说的中国受到西方的欺负是因为中国欺负西方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吴建民在这里所说的“走向世界”是一个非常含糊不清的概念，是说中国不走出去了解世界呢？还是说中国不早一点改革开放呢？还是说中国没有像大英帝国那样也推行“炮舰政策”呢？如果说是因为不了解世界以至于在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那还说得过去。如果说是早一点改革开放就能够避免百年屈辱史，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在旧殖民主义时期，是绝对的强权政治，不用你主动开放，老殖民主义者也会用大炮轰开你的国门，这与中国强大以后的主动开放完全是两码事，按照吴建民的逻辑，“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曾经插到过的那些国家，难道都是因为不了解世界？而英国派炮舰到那些国家是学雷锋做好事？还有，西班牙应该说是比较早“走向世界”的国家吧？当它的“无敌舰队”覆灭于英国海军的炮火之下以后，结果又怎么样呢？

彼得大帝带着一百多人在欧洲去了一年半，回到俄罗斯——“走出去，请进来”，这还是现在我们讲的，总之，俄罗斯在他手下走上了富强之路。他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普京总统也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做到了，普京总统能不能做到，不好说。

点评：从历史资料显示，彼得大帝主要进行了如下内容的改革：

第一、改革军事，加强国防，夺取出海口

第二、改革和健全国家行政机构

第三、实行宗教改革，加强皇权

第四、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第五、兴办近代工业，改变俄国经济落后面貌

第六、扶植商业，发展贸易，提高商人地位

改革结果

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俄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就认为彼得一世改革“为结束俄国百年来的落后状况，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更为形象地给彼得一世改革以高度评价，说它“让俄罗斯腾空而起”。

我不知道吴建民的“普京总统能不能做到，不好说”的质疑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是因为他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完全投入西方的怀抱？是因为他不允许国内的寡头干政？吴建民不妨细细道来，帮助我们解惑。

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很多说法听起来慷慨激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都是赚了苦力钱。这些说法落脚点在哪?取消改革开放?那不就完了吗?回到了封闭的状态。你一下子能跳到高端吗?不可能。大的开放思路要违背了，那不行，中国要倒霉。要警惕封闭的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的行为。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点评：这段话完全跑题，从对具体的外交工作的评价一下子无限上纲，弄到政治的高度，而且有扣帽子吓唬人的味道了。在这里吴建民也玩起了“宁要……不要……”的把戏。难道中国就只能在“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都是赚了苦力钱”和“取消改革开放”两个极端中二选一？众所周知，这两个选项的外延之间在逻辑上是反对关系，他们俩的外延之和小于它们的“属概念”――“中国的对外关系选择”，为什么就不能既不“取消改革开放”，又不让“大钱都被洋人拿走”呢？吴建民是拿“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吓唬人和堵嘴吧？

平心而论，在当今中国的民众中，的确存在着从两种不同方向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干扰，一种是“极端主战派”，一种是“极端主和派”。

前者并不是什么“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而是从一时的意气出发，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其支持某些国家频频挑衅义愤填膺，常常轻言战争，这种人不但不了解战争的残酷性，不了解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得不作出的最后选择。在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无论对于中国、美国还说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另外，即使是出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有个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有个最佳出击时机问题，何况《孙子兵法》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说法呢。这种观点也许真的是出于爱国热情，但是缺乏必要的理性分析，没有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看问题，不但会对国家的外交战略造成一些影响，同时也为另外一个极端的人提供攻击的口实。

后者可能是怕战争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可能跟一般民众的畏战心理有关系，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和平，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尤其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家的战争，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不希望发生战争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假如战争贩子把战争强加于你头上的时候怎么办？你以为你喊和平别人就不发动战争了吗？美国最近的一系列动作就是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难道还要像清朝那样，一味的迁就、妥协、退让吗？让百年屈辱再次重演吗？

有一句话有一定道理：“外交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外交。”外交就是通过非战争的手段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或者减少本国利益受到的损害。

外交部不是社交部，也不是吵架部，不是专门供某些外交官捧着鸡尾酒与外国政要或者外交官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社交场所；也不是专门黑着脸和别人拍桌子吵架的地方。在国家利益需要而且大势使然的时候，它是交朋友和妥协的场所；同样是在国家利益需要而且大势使然的时候，它也可以说是义正词严迫使别人就范的场所。而且有时候吵是为了更好的“妥协”，如果按照资中筠所说的“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不但无法解释二战时英法两国的“绥靖”式的外交为什么不能避免战争，而且完全可以干脆取消外交部，把李鸿章从大墓来挖出来抬到外国驻华大使馆去就得了。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尤其是国防实力作为后盾的外交，唯一的业务就是和侵略者签署城下之盟。

吴建民就属于那种“极端的主和派”，他批评“极端主战派”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是用“极端的主和派”的观点立场去批评“极端主战派”。以和求和往往不能得到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战求和或者以备战求和才能赢得长久的和平。

不错，邓小平曾经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问题是，邓小平并不是美国总统，就算曾经是，后任的美国总统也有可能改变他的政策。由于惧怕相互毁灭，以核大国作为核心的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的确在降低，但是由霸权主义国家挑起或者操纵的局部地区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增大，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二战结束以后，由美国发动的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根据其需要，有些美国直接介入，有些美国不直接介入而已，比如利比亚战争。之前罗援将军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吴建民以我国没有代理人作为反驳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所谓代理人战争就是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战争解决问题，同时又不想自己卷入战争，于是就为小国提供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帮助,小国在其帮助下去与其他的国家打仗，只要战争的一方属于这种情况，就属于代理人战争，吴建民居然认为我国没有代理人就不是代理人战争实在是匪夷所思。

而这才是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假如美国为了同时削弱中国和日本，鼓动日本以钓鱼岛问题为导火索，挑起局部战争，或者支持TD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或者鼓动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挑起战争，那怎么办？咱们捧着邓小平文选去跟美国佬讲道理？还是让吴建民去签署新的“马关条约”？

综上所述，吴建民总是在认识上陷入一个误区，好像中国一出现所谓“美国要对付中国”的“误判”，战争就会爆发，并且责任都在于中国，这种说法简直有点搞笑了，“二战”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有哪一场是其他国家主动挑起的？而假如美国要发动战争的话，不进行吴建民一再指责的所谓的“误判”就能够避免战争？吴建民不会天真到这个地步吧？

从宏观层面讲，吴建民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其观点对于被美国的所作所为激怒的一味主张对抗的人有一定清醒作用。我们还可以从他的观点解读出应对其他国家的敌意，不一定只有军事一种方式，还可以有政治、经济等方式，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这是他的观点的正确部分。

但是吴建民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了，颇有点文革中拿“最高指示”吓唬对方的味道，并且有很大的片面性。吴大使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不起来，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打还是不打，取决于美国而不是中国，假如战争爆发，既不是由中国军人的所谓“误判”引起，更加不可能是由《环球时报》的“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引起的。而这恰恰是吴建民在与罗援将军整个对话中和与胡锡进的观点碰撞中最颠倒因果关系的一点。吴建民的一系列“不一定”，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他从头到尾没有或者极少为这种可能性提供证据和论证。他说“不一定是”什么什么，这命题本身就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不一定不是”什么什么，但是对这种可能性他完全不去考虑，这不应该是一个外交官之所为。当然，起码在目前，他与冯某、茅某某等“中日亲善人士”和“中美亲善人士”还有本质的区别，那些人的主张及其目的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而吴建民起码暂时没有让人看出来他有这种主观故意。但是他本身可能存在的另外一种误判却会被某些“中日亲善人士”、“中美亲人士”所利用，为他们的里应外合在客观上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吴建民的观点完全被高层接受或者对民众产生了影响，一旦另外一种可能性出现，会使中国陷入完全战略被动。 中国与美国之间冲突和不冲突的可能性都存在，并且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但是我们不能等别人真的动手了我们再作准备和反应。从这个角度看，吴大使的观点往好的方面理解就是“宋襄公之仁”；往坏的方面说就是把中国的手捆起来向美国表示诚意，实际上是把战略的主动权拱手交给别人。

从吴建民与罗援将军的争论到指责《环球时报》，我们看到的都是居高临下的教师爷形象，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也是心虚的表现，但愿他能够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給别人的这种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