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国际秩序深刻重塑，中外互动复杂激烈,境外涉华舆情随之呈现诸多重要新变化,需准确把脉、趋利避害、主动引导。

一、当前境外涉华舆情总体新态势

首 先，中国自身成为影响舆情变化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中外之间新的力量对比使然，中国的对外影响力变得更大，并且是综合性和全方位的影响力，既包括中国经济在 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块头更大了，中国经济的表现深度影响全球经济行情;也包括中国的反腐败与法治建设，如开展境外“猎狐”行动与国际追赃追逃等；还包括中 国加快加大对外拓展，由此引发外界更多关注乃至反弹。在中国更加主动作为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中国热”持续升温、有增无减。

其次，境外涉华舆情正面与积极的声音明显增多，这主要源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影响力，包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率仍然高达30%，中国提出的亚投行(AIIB)与“一带一路”造福四方、魅力四射，对其正面评价明显居多。

再次，境外涉华舆情负面与消极的声音、论调仍有很大市场，2015年主要是围绕南海问题、网络安全、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等，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指责乃至攻击抹黑明显增加。

最后，中国内政外交的新理念备受国际舆论关注，持续引发热议，“加分”作用突出。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和阐发诸多兼具中华文明底蕴与世界潮流趋势的新理念，如在9月份联合国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12月 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对外话语权，而且发挥了引领国际舆论、塑造国际舆情的独特作用。习主席以 天下为己任,励精图治,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中外共赢的“中国梦”，率领中国外交“梦之队”，对外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广泛合作，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 柔并济、内外兼修、兼济天下的中华“务实王道”，充分展现出有别于西方大国“强权霸道”、强大的“正能量”与亲和力。

二、境外涉华舆情呈现群体性、地区性、个体性新特点

首 先,西方大国涉华舆情的分化比较明显。西方长期存在的对华“傲慢与偏见”有了微妙变化,傲慢有所减少，偏见依旧顽固。其中：美国更加消极，欧洲则变得相当 积极，尤其体现在经济议题上。欧洲对中国提出的经济合作新倡议积极响应，将中国崛起越来越看作是重大机遇，有关国家对习主席来访盛情款待或充满期待。而美 国出于其“霸主心态”与“冷战思维”，其涉华舆情继续逆流而动。

其次,周边邻国涉华舆情也在分化,“猜忌与担忧”有所上升。一方面，围绕南 海问题乃至中国崛起，菲律宾、日本等反应非常消极，极力对抗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等“非声索国”相对积极。而美国的一再插手与挑拨离间，使得消极面有 所增加，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对华担忧疑虑上升；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对华反应仍然呈现二元分离分化，即所谓的“在经济上靠中国、在安全上靠美 国”，经济上的对华反应包括对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等总体积极，安全上的对华反应消极面仍然突出。

再次，港台地区舆情消极面比较明显。原因是其内部的社会与政治生态、格局现正经历着对大陆相对不利的消极演变，香港的所谓“反对派”继续寻衅滋事，“台独”势力更是企图卷土重来。

第四，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涉华舆情以积极反应居多，包括南非、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印度由于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加之西方大国极力分化离间,其涉华舆情呈现较强的两面性,颇为担心所谓的中国“地缘扩张”。

第 五，美国对华舆论消极面显著上升。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指责中国的南沙岛礁建设是“破坏国际规则”、妨碍所谓“航行自由”，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海洋霸权；在 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又诬蔑中国“搞网络间谍”、“限制网络自由”。其深层次背景则是，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竞争加剧，美国对华防范戒备乃至围堵施压明显增大， 包括利用“舆论战”抹黑中国。

三、境外涉华舆论的新论调

首先，新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主要有四：

一是“中国海洋威胁论”，美国、日本等指责中国正常与正当的南沙岛礁建设“威胁航行自由”，菲律宾恶人先告状、对华开展“法律战”。

二是“中国网络威胁论”，美国等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威胁网络自由”，一再炒作所谓中国的“黑客”威胁其“网络安全”，并威胁要对中国实施“制裁”。

三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论”，由于2015年 正好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中国与当今国际秩序的关系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美国等西方媒体对此大作文章，无端质疑中国牵头创设的亚投行是“另起炉灶”和“挑战 世界银行”，指责中国崛起“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等。对此，中国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批驳，用大量事实佐证，强调中国非 但不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颠覆者”，而且还是“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和“贡献者”。

四 是“中国经济危机论”，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以及中国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西方媒体揣测中国经济将要“硬着陆”，耸人听闻地“唱衰”中国经济；而针 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减少对国外能源资源的进口，西方媒体又指责是中国需求的减少引发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乃至新兴经济体危机，鼓吹世界经济 不景气的“中国责任论”。

其 次,新的“中国机遇论”明显增多。国际舆论不乏称赞中国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是为地区发展和世界经济提供新“公共产品”，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扩大内需 消费与服务业的比重，也将为促进相关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创造新机遇。加之中国老百姓国际网购和出国旅游购物的购买力“举世无双”、豪气冲天，也为新的 “中国机遇论”提供了新素材。

再次,“中国贡献论”逐渐上升。包括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解决热点问题的新方案,积极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谈判，在联合国讲坛与中非合作论坛提出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系列新承诺，以及为 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新协议发挥重大作用，使得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鲜明，“中国贡献论”日渐流行。

最 后，中国的内政与国内问题被高度关注乃至炒作放大，“中国发展不确定论”有所抬头。包括针对中国健全国家安全工作的系列立法，如出台了新的《国家安全 法》，抓紧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等，西方舆论因此指责中国“限制公民自由”“开倒车”；同时针对中国频繁发生的重特大安 全生产事故，如上半年发生的长江船难、下半年发生的天津港危险化学品大爆炸等，以及持续的严重雾霾天气等，质疑、唱衰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针对中国的反腐 败恶意炒作。凡此种种，均是严重“误读”中国、刻意放大和夸大中国“成长的烦恼”。

四、未雨绸缪、有的放矢，扎实做好2016年对外宣传工作

2016年 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与权力更替的“大选年”，境外涉华舆论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积极与消极两种论调 还会同时并存、此消彼长、相互激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自身的实力增长与内外作为；另一方面，由于“大选年”的缘故，国外尤其是竞选双方拿中国“说 事”、把中国当“靶子”和“替罪羊”的情况会明显增多，尤其是美国大选，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将会再度突出，噪音与杂音在所难免。有鉴于此，2016年的中国对外宣传工作宜注重如下几点：

一 是对涉华舆情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从容淡定，反应适度。因为国外尤其是西方还会继续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其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将同时用“放大镜” 和“显微镜”来进行观察，要么夸大、要么挑刺，其出自意识形态的对华“傲慢和偏见”根深蒂固，出于国际格局与现实利益调整的对华“不安和不满”有增无减， 对此务必心中有数。

二 是进一步统筹协调内政、外交、外宣等各职能部门及其新闻发言人制度，外宣应加强对于中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进步的宣介，应改善对于中国外交主张立场方案的宣 示，以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包括针对国际与地区热点、难点，如南海问题的法理斗争、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合作等，应及时发声、充分发言、有效传 播。

三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宣传报道把握好度、掌握好节奏，坚持稳中求进，侧重于具体的重大项目进展，防止泛泛而谈。应增强忧患意识，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安全风险，既要防止过犹不及、欲速不达，又要防止外界反弹乃至干扰反制。

四是着重传播中国在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上的建设性主张，包括利用主办G20峰会，敦促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以免加剧新兴经济体困境。

五是针对“大选年”有关国家及地区的涉华负面舆情前景，提前做好相关预案。

六是加大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政治外交思想的对外交流传播,争取古为今用,如王道(又可分为孟子的“纯粹王道”荀子的“务实王道”)、德政、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七是针对互联网与微信等新媒体，加强监管与疏导，防止境内外负面舆论联动、共振、共鸣。

八 是系统、扎实、深入传播习总书记的治国理政与对外战略思想体系。前者简称“一二三四五”：“一”就是“一个梦”,进一步对外解释“中国梦”的和平本质及其 与世界的互利关系；“二”就是“两个一百年目标”，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两大阶段； “三”就是“三个自信”，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四”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就是“十三五”规划建设中蕴含的“五大发 展理念”，分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至于后者，应重点围绕习总书记的外交新理念多做文章，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