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树立全局与长远观念，不仅需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迫切需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一

　　何谓时代及时代主题?这是讨论当今我们所处时代必须首先要明确的。

　　人们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力时代甚至“互联网+”时代等;人们也用主要产业和产业的产值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

　　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商业资产阶级，二是工业资产阶级，三是金融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同时相对应把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依据列宁的思想，时代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特定阶级，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和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处在时代中心的阶级本质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么时代的主要特点即时代主题也会跟着发生改变。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就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转换。因此，时代与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代规定着自身所特有的不易被人们所直接感知的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是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的上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则是易被人们感知的特定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的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相反。现在理论界有的同志把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混为一谈，把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与时代性质本质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混为一谈，就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来。

　　列宁当时所讲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与民主解放运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到来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国际资产阶级虽然仍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性质，但国际资产阶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战争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平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战争的力量又得到了增长。还有，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包括独立自主研发的“两弹一星一潜艇”的问世，随着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企图进行军事打击的企图而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松动，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逐步倚重，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等等，总之由于这些“历史的合力”，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一时机，力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好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30多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都是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同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时代问题。“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又属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处在既矛盾又统一并最终发生质的变化的历史运动之中。矛盾的核心或者说主要矛盾就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当然，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种多样的层次”。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依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还要看到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看到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到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我们对于时代性质判断的“两点论”。看不到前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仍然很强大，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盲目乐观，急于跨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看不到后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不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趋势，我们就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信心，丧失对金融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必要的警惕性，甚至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覆辙。

　　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中，对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片面和静止地去理解，而是从矛盾运动、对立统一、相互转化中去理解。“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斗争形式。正因为处于“大时代”之中的时代主题不会凝固不变，因此，何时转化、如何转化即转化的空间方向、方式和具体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二

　　如何对时代主题进行判断?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这一提法，而使用的是“时代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同上书，第281页)虽然邓小平始终没有直接使用过“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提法，但在1989年5月31日他明确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同上书，第296页)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十三大报告中虽没有正面论述但已出现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明确的表述。这说明，邓小平是赞成“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提法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其间历经党的十五大直至十八大，这一提法基本上没有变动。十八大的表述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间接肯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又多次强调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存在的问题。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同上书，第344页)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同上书，第353页)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更是跨入21世纪后我们所全力解决而尚未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两大问题极有可能变得更为严重。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决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只要主导着我们这个世界，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各种类型的战争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列宁的判断依然科学而准确：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10多起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大国有关。之所以说世界和平有希望，主要是说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世界和平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全球常常是力不从心。鉴于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获得成功，它们近年来主要运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霸权对其他国家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达到永久称霸世界、掠夺世界之目的。正因如此，世界和平的整体总格局仍将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列宁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页)列宁之所以作此判定，主要是依据当时世界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矛盾：一是包括各国内部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这些基本矛盾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深刻变化，决定着时代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为了深刻理解列宁的时代思想，有必要重温列宁的相关论述。1914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页)在1915年底和1916年初，列宁还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916年初，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接着，他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著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十分明确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2、254、400、374页)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我们说，如果使用列宁的 “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科学地找到应对的战略举措。

　　重温列宁上述论述，我们还可以对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这三个时代作如下分析：在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均处于上升时期。尽管它野蛮、冷酷、无耻，但它打破封建藩篱，到处开拓市场，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则逐渐步入了寄生、腐朽、反动和没落的历史阶段。

　　当今时代无疑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终结。我们之所以说当今时代仍然是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要是二战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世界的三个基本矛盾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在新的形势还有所激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但都没有消失;国际垄断资本有了新发展，其间的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有殖民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迫使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剥削和统治方式，从而矛盾转变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曾经集中表现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各国又表现为贫富两极的急遽拉大。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忙着“收获”其金融霸权所“创新”的金融及其各种衍生品的暴利。当金融帝国主义把全球几乎所有财富都数据化为金融及其衍生品并装入自己私囊之后，生存权遭到最终剥夺的全球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必然要叩问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要么忍痛改良，相对缩小仍在急遽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权宜之计下增加社会相对的有效需求，以推迟自己的灭亡;要么在当下就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开始走向死亡之路。而改良，仅仅是延缓死亡的策略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融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随着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如影相随，接踵而至。前几年发生的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行动，便是这一矛盾重新尖锐的突出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决定时代性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在特定条件下有所激化，这更加彰显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使美国成为剥削、掠夺全世界的唯一金融霸权和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并在世界上引发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摆脱这些危机，它们首先要把这些危机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这么做了，并且已经获得很大成功。与此同时，它们还会并必将继续在世界各国、各地进一步挑起各种各样的冲突、战乱，甚至赤裸裸地对外发动战争，其寄生性、腐朽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这一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78页)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应该说，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但是，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时代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改变。

　　几年前，有的同志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时代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两者所特有的内涵和特指的范畴都是特定的。作为子系统的时代的问题、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潮流不能随意顶替作为母系统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任务和目标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指明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有可能争取到的甚至是有可能利用的时代主要特点的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们说，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邓小平都称之问题;当然，如前所述他也赞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法。但是，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不应混淆的，也是不能随意顶替的。

　　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同志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但资本主义兴起后，仅有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这10年外，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时代还是叫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走向觉醒和振兴。

　　还有的同志认为“对时代的判断，源自对时代特征的深入分析”。这实质上是颠倒了时代与时代特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决定时代特征，而不是时代特征决定时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201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而早在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562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70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上述论断，都直接间接肯定了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真正主导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阶段并由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历史时期。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可能是良好愿望使然，但这必然会犯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其它什么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当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应对之道。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作者：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