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一切革命精神的源泉，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到了今天，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信仰危机所导致的社会焦虑和戾气横生现象，却不得不引人深思。片面追求物质刺激、崇尚功利主义，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危机和挑战。

　　腐败问题已经渗透社会肌理，各领域滥用权力的行为层出不穷，腐败的形式不断翻新，媒体曝光的贪腐数额令人发指，甚至有人说，“特权政治”已经成为官场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少数人的特权”所取代，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被弱化就不足为奇。

　　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被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两种错误倾向，正试图瓦解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化、教条化、功利化，越来越引发青年人的抵触;信仰危机只是社会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挤压政府信任空间，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成为既得利益群体，阻碍改革的深入;老百姓对基层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有切肤之痛，如果他们眼里看到的全是贪污腐败，纵然自己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也不会因此感激政府，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对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产生质疑。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第一重进路。民众最憎恨腐败，腐败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而且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一些人将腐败归咎于改革，恰恰相反，腐败是改革不彻底所致。一个清廉的政府不会自动生成，要靠全体民众的共同争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意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将反腐败纳入常态化治理轨道。我们不可能指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能够彻底根除所有的腐败。遏制腐败现象，需要在尊重原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推动制度变迁。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遏制腐败的关键还是要监督权力，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互联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全面从严治党，是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第二重进路。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执政地位的力量源泉，但是现如今，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舆论怪象，一旦牵涉到公权力背景，总是会遭到网民非理性的质疑。这固然与互联网的群体极化有关，但政府公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遭遇信仰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严治党绝不仅仅等同于惩治腐败，制度建设是一个国家的硬性治理手段，而价值体系则是一个国家的软性约束手段。习总书记曾经强调，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随着作风建设的不断深入，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腐败行为越来越无处可遁，但是懒政怠政现象却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频繁出现，这实质上对中央重拳反腐的无声抵抗。从严治党不是搞运动式整风，而是要为干部设立一个行为禁区，规范权力运行，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重塑党的形象，增进党和人民的情感联系。

制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但是再好的制度，都必须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才可能付诸实施，从而推进国家改革发展。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第三重进路，需要将各项制度内化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心中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交织，转型期出现的社会矛盾经网络的放大效应，引发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历史虚无主义者假借“学术研究”的幌子，歪曲历史，颠覆主流。在这样的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亮明观点，是对领导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最好诠释。

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出现，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各种社会问题的价值体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是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重进路，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良法善治、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的三大锦囊。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既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也为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所有人”的提法意味着，为保障少数人的特权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是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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