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让我们先从中国的“9·3阅兵”说起。

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就美欧发达国家和政府领导集体“缺席”，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地评价说：从道义上讲，当年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与中国一起共同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美国，如果总统不来至少副总统会来吧？没有，反法西斯主战场的欧洲除捷克总统外，没有一个国家派出领导人参加中国阅兵式。这表现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根 深蒂固的偏见。这番话，引起了绝大多数中国网民的强烈共鸣。

借用一位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阅兵式给了中国展示军队现代化成果的机会。由于和美国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向美国在太平洋西部的霸权发出了挑战。这 让西方大国领导人不得不认真考虑：如果受邀，要不要去北京。如果我们观察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应便知，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则有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

来或不来，我们的阅兵都照常举行且非常成功，这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捍卫和平的决心和理念，中国在 阅兵中展示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体现了中国保卫和平的能力。这些成果并非是拜西方所赐，而是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取得 的。这是最需要我们清醒认识的地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国的发展成果，为 世界和平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对中国的善意视而不见，对中国的成功之路选择性失明。受西方媒体选择性报道的影响，西方民众对 中国的认知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具体的，这让中国依然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所主导的舆论，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妖魔化和攻击，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的新闻体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手段，宣扬西方的“新闻自由”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竭尽所能地进行渗透和颠覆。而国内的一些公知大V则与之唱和，使得部分网民随着 这种论调起舞，不满我国现有的新闻管理体制，盲目迷恋西方的所谓高度自由的新闻体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必须予以分析和棒喝。

　　西方对我传媒制度的攻击具有明确目标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制度，这是中国人民自由选择和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这是令华夏子孙最为骄傲的事情。但正由于所选择的制度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时时被贴上专制、独裁的标签，而 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西方对中国新闻体制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样的攻击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随机 的，而是有着明确目标的，那就是用所谓的西方新闻体制的优越性，来影响、同化中国媒体，用西方的新闻理念，来给中国人洗脑，利用其新闻霸权来制造新闻话 语，鼓动中国人反对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政治制度，从而达到异化、分化中国政权的目的。

每年，实际上为西方资本所操纵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总会发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总会排在垫底的位置。中国一些记者，由于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被拘捕的时 候，国际上总有一股股声援的浊流在汹涌。中国政府依法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总会被攻击为钳制舆论。中国新闻管理部门对西方一些媒体在中国国内的越界行为进行 限制，则肯定会被大肆炒作。久而久之，不仅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新闻传媒的表现视之为不自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也受到影响，对政府的新闻管理持逆 反态度。

西方国家的这种刻意歪曲和抹黑中国传媒体制的做法，自然会激起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的不满。中国学者刘恩东在其最新实证研究成果中，分析了美国“独立”报 纸《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他的研究表明，《纽约时报》通过使用特定信息源、持特定立场，运用特定词汇、隐喻、间接引用、偷换概念、 隐性评价、污名化等语言技巧传达意识形态信息，从而达到为美国输出“民主”的重要作用：通过弘扬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配合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外 交政策，唱衰共产主义、抹黑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以偏狭心态引导公众舆论，营造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氛围。总之，《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总体基调与美国政府的 对华战略和政策基调基本一致。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在反省。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在其《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中，就详细解析了美国政府及美国 中情局与谷歌、《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利用美国有影响力的本土媒体，以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私营媒体，形成共识，“制造舆论”，从而控制舆论的隐蔽做法。英 国学者罗宾·艾特肯则在其所著的《我们能相信BBC吗》一书中，为我们揭开了这家号称“世界上最好的广播公司”的本质，提供了BBC“为一个国家吹响雾 角”的证据。

新闻体制是新闻传播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新闻具有新闻传播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西方新闻观刻意强调新闻的一般属性，竭力掩盖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则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强调新闻的党性。新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和西方不同，新 闻体制又怎么会一样？正因如此，我们才坚持党对新闻传播的领导，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坚持符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体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舆 论的形形色色的诋毁和攻击。

那么，西方的新闻体制正如其所标榜的那样，是那样“自由”和“公正”的吗？

　　认清西方传媒制度的本质才能不受其迷惑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新闻体制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与欧洲的不完全一致，日本和美国、欧洲国家在制度设计方面，也有不同之处。但却 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标榜新闻自由，来掩盖利益集团资本控制、操纵媒体的实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演进，但万变不离其宗。一方 面，尽可能地在技术层面，甚至在法律上保障媒体自由报道、“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力。因为西方媒体发展历史较长，在报道技巧方面比较成熟，其在微观层面上的 “新闻自由”表现比较突出，这极具迷惑性。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手法，对媒体实行显性和隐性的控制。一旦媒体的报道，偏离了国 家利益，就会被无情地打压和纠偏。

以美国为例。回顾美国新闻史，我们会发现，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是在一系列与公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最终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予以巩固。但事实 上，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干预，一直就没有停止过。2006年美国爆发的政府“窃听门”事件，就给了美国标榜的这种自由一记响亮的耳光。“9·11”事件 后，美国媒体为配合政府反恐，在新闻自由的边界上，已经有所收缩。虽然美国媒体报道了关塔那摩监狱问题、伊拉克虐囚事件、欧洲黑狱事件、“电话窃听门”等 丑闻，这些新闻报道固然从根本上是美国根深蒂固新闻自由理念的反映，但发生在2006年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朱迪思·米勒，因为拒绝向法庭透露一则未刊 登报道的消息来源而被指控“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就是一个恶例。还有，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却不能在美国国内“自由”广播。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 工具，它主要针对中国等“持不同政见”的国家。美国的新闻自由，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再看英国，从《世界新闻报》发端的“窃听门”事件，就撕开了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的底裤。“窃听门”让人们发现，原先应该彼此制约的新闻媒体与权力，竟 然实现某种形式的“合谋”。并且，这种“合谋”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这些游戏规则不是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各种互动、博 弈、纠结之后的产物。这些具体、鲜活而真实的互动、博弈与纠结，也很少坦白明了地出现在新闻自由的教科书里，因为和普世价值的光鲜形象相距甚远，但这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世界，这才是资本控制之下的媒体的自由的本质。默多克惹出的麻烦，恰恰是“窃听门”中显示的，“商业收益”压倒了一切，“社会责任” 变成了无限制挖掘各类隐私“合法化”的外衣，“与权力的关系”则通过各种公开或灰色游戏，与权力共谋，为挖掘隐私创建必要条件。这时的新闻集团，这种类型 的《世界新闻报》，已经不是媒体，而是媒体化的资本，它实践和追逐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是资本的新闻自由。

这还是在国内，在国际报道方面，在输出意识形态方面，则不必如此隐秘，其赤裸裸状，已经无须顾忌国内民众的反应了。

联想到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坐标和意识形态倾向，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媒体“新闻自由”的皮里阳秋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在设置议题、制造话题、控制话语方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甚至西方民众来说，尤其具有迷惑性和杀伤力。

很多中国人羡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种文化是怎么统治的。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是温柔的 独裁。西方世界对“话语平台”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话语的流向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 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 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工具。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 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西方统治集团早已娴熟话语制作技巧，这是他们征服世界、颠覆敌对国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颠覆活动都是传媒“军团”打前站的，遥 遥领先于军事打击、经济渗透。在西方，这些直接关系统治集团生死的活，都是由极少数人垄断、专权，实行看不见的独裁统治。而媒体所标榜的自由公正的“普适 价值”，不过是夹带私货的糖衣炮弹而已。

　　新媒体时代更要强化党对新闻传播的领导

不必讳言，或许，从形式来看，现在中国的媒体，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媒体表现出来的自由度小一些。除了上述的分析，我们在新闻理念、新闻体制方面有所不同 之外，也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相关。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显然要比美、英等国多的多，大的多。从国际环境上来看，中国的崛起，无时无 刻不面临着西方世界的遏制，唱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国内来看，而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和 转型，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正集中地凸现出来，需要有序地化解。因此，现阶段的中国，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

从历史上来看，前苏联的解体，除了苏共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前苏联国内矛盾高度激化的原因之外，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的围堵和分化，利用新闻媒体进行意识形 态渗透和颠覆，则又是一个令人警醒的原因。今天的俄罗斯痛定思痛，则对西方的新闻传播，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鲜活例证。正因如此，我们才要 格外清醒，自觉抵制西方的分化、西化图谋，坚持党在新闻宣传领域的绝对领导，稳妥、有序地进行新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绝不能受西方一些论调的蛊惑，被西方 舆论牵着鼻子走。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体正以迅猛的势头席卷而来。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超越了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络媒体，传统媒 体正处于艰难的阵痛之中。而上述媒体，基本上都是外资控股，其对舆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手机代表的移动媒体，已经成为绝大多 数人接受信息的主要载体，网络舆论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发散地和传播圈，这都对中国既有的新闻管理体制形成了挑战和冲击。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我们要顺 应时势，加强媒体融合，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的阵地意识，牢牢掌握党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领导权。如此 才能保证我们的政权不变色，才能保证我们的主旋律不变调，才能保证新闻体制改革方向不跑偏，也才能保证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与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对新闻宣传有许多重要的论断。习主席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 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强调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 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强调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 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 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强调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必须正 视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网络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 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 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 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等等。

习主席的上述思想，是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逐步推进新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应该看到，我国的发展进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对思想舆论多样 化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强。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随着各方面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和定型，中国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将不断扩大，中国人民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强烈，中国新闻管理体制也会尽可能地吸收世界各国新闻体制的合理因素，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一个更加健康 的舆论环境，提供更科学、更有力、更有效的指导和保障。

所以，面对西方舆论对我国现有新闻体制的歪曲、抹黑和攻击，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更要有理论自信，不为所动，扎实有序地踩准节拍、把握节奏，以我为主地稳步推进新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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