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现代汉奸以及汉奸的后代，明目张胆地替汉奸鸣冤叫屈，丧心病狂地给英雄抹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称爱国主义为“爱国贼”，此等行径多么地露骨，多么地肆无忌惮!如此的挑衅，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旨是重温那场伟大民族战争胜利的荣光，缅怀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史诗，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但声讨汉奸也是纪念抗战的应有之义，唯有憎恨那些变节投降、助纣为虐的可恶汉奸，认清他们让抗战更难，让中国军民流血更多的丑恶嘴脸，才愈加凸显抗日英雄的伟大，从而真正弘扬中华民族爱国的浩然正气。

　　汉奸，顾名思义，背叛和出卖汉民族的奸人，广义上是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败类。汉奸称谓始于西汉，其鼻祖就是不满随从和亲而叛汉的中行说。汉奸之恶甚于敌人，汉武帝根绝匈奴入侵的马邑之战因汉奸而功亏一篑，韩世忠置金兀术死地的黄天荡之战因汉奸而化为泡影，明朝因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等汉奸投降清军而灭亡。抗战何以那么艰难，何以那么艰苦?日本鬼子武器先进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认贼作父的汉奸帮助鬼子，这没有丝毫任何的夸张。那时从华北到江南，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都有汉奸为鬼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指路带路，都有汉奸帮鬼子搜刮民财，帮鬼子蹂躏自己的同胞，帮鬼子进攻抗日武装。可以说，汉奸为虎作伥，做了鬼子想做而做不成的勾当，增加了鬼子侵略的底气，从而使鬼子变得更加残暴和疯狂。鬼子也深知汉奸的奴才和疯狗本性，就把收买汉奸作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侵略战略，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伪满洲国、伪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等五个大的伪政权，都有打中国人的皇协军，都搜罗了一帮铁杆汉奸。而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制造汉奸。这些“有奶便是娘”的败类，死心塌地的充当侵略者的炮灰，丧尽天良地出卖抗日英雄，不择手段暴露国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真是将家贼难防发挥到极致。在平型关惨败的日军，能够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越过长城，顺利突破国军的关键防线，导致大同、太原失陷，就是因为汉奸带路。1942年抗日根据地的极度困难，也是因为大量汉奸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根据地，刺探情报，行刺八路军首长，散布慢性毒菌，配合鬼子扫荡造成的。国民党淞沪、武汉两次大会战的惨败，都与汉奸有直接关系，凇沪会战是因汉奸的指引，使日军增援部队出乎意料地在金山卫登陆，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武汉会战是因汉奸向日本人提供了马当这个长江防线关键要塞的布防，使日军凶锋直抵九江，继而轻松西进占领汉口。在抗战中，许多像杨靖宇这样的叱咤风云抗日英雄，没有战死沙场，却因汉奸的出卖惨遭鬼子杀害，让这些威武不屈的英雄含恨九泉。汉奸们不仅作恶多端，而且无耻透顶，抗日军民在前面与日寇拼杀，背后却遭到伪军汉奸的偷袭;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感化伪军汉奸，但有些顽固不化的伪军汉奸竟向他们射出罪恶的子弹;武汉失陷本是中国的不幸，而汉奸们公然召开欢迎侵略的“民众救国大会”，会标竟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饱受“三光”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群众说二狗子比鬼子还坏，可谓恰如其分，汉奸实乃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据日本投降后统计，伪军总数达300多万，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军的两倍多，而且汉奸还有数目不小的伪政府各级官员，以及汉奸文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汉奸数字，就是我们抗战胜利成为一场惨胜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可在民族危亡时出现这么多汉奸，居然还出现国民党高官和国军高级将领之类的高级汉奸，仅从贪生怕死，贪图富贵的解释，是难以起到警示作用的，我们必须从揭示汉奸现象及其成因入手，以对汉奸理论及其汉奸行为深刻批判为手段，以树立汉奸可耻、爱国光荣的社会价值观为目的，对政府和社会方面催化汉奸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就政府而言，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上各自为政，一直没有凝聚力和权威性，加之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存在着一定的媚外、恐外民族自卑感，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日本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的现实，使部分人闻风丧胆屈膝投降，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但主要的还是，政府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让部分国人寒心而失去信心。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使大部分官员不把心思用在抗战上，而是用在捞钱自保上，以致大量抗战物资和外援中饱私囊，形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吏治腐败，益发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力，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蒋介石在抗战政策和策略上，不仅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容忍、包庇汉奸理论，而且还颁布了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本来投敌叛国是见不得人、抬不起头的丑事，可经“曲线救国”汉奸理论包装和“保存实力”指令掩护，卑鄙变成“正义”，叛国成了另类“救国”，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投敌，高级将帅有58人率部成建制投敌，正规军队投敌达58万之众，何其不可思议?更为龌龊的是，蒋介石作为抗战的最高统帅居然借刀杀人，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汉奸行径，无怪乎抗战期间汉奸猖獗。从社会原因来看，要命的是是爱国传统文化的丢失，中华民族本不缺爱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从夏商周国家形态形成那天起，就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强烈爱国情结，更有岳飞、文天祥、郑成功为代表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怎奈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理念导致汉奸文化的盛行，主流文化又没有能力对汉奸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以致汉奸文化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大行其道，严重动摇军心民心，使救亡图存的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直接阻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但肯定地说，无论有什么原因，都不是汉奸卖国的理由，都不能减轻汉奸卖国贼的罪责，自然而且必须永远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

　　纪念抗战，声讨汉奸与怀念英雄一样重要，没有英雄的伟大就显不出汉奸的卑鄙，同样，不知道汉奸的苟且偷生就反衬不出英雄的气贯长虹。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些现代汉奸以及汉奸的后代，明目张胆地替汉奸鸣冤叫屈，丧心病狂地给英雄抹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称爱国主义为“爱国贼”，此等行径多么地露骨，多么地肆无忌惮!如此的挑衅，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说实话，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相当激烈，邓小平同志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常常失掉话语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亲美捧美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今的汉奸，比抗战时的汉奸更加隐蔽，更加狡猾，更加阴险。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甚至拿改革开放做挡箭牌，表面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实际上却以渗透西化，鼓吹颜色革命，与社会主义较量，与共产党较量，与马克思主义较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正因为这些汉奸言论和汉奸行为，助长了日本至今不认罪，不承认日本天皇投降诏书是投降。因此，以纪念抗战70周年为契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公开汉奸的名单和罪恶，让全国人民乃至港澳台同胞深刻认识汉奸及危害，自觉同隐形的汉奸卖国行为作斗争，进一步弘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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