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

　　2015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日前在京发布。蓝皮书对2014年92条典型假新闻的分析发现，有59%的虚假新闻首发于微博，首发于微信的假新闻虽然只有7%，但辟谣难度更大。新媒体为何成为谣言的重灾区?谁该为谣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新媒体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楚新。

谣言一般在微博首发，但会在微信流传得很广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微博等新媒体会成为众多假新闻的首发地?

　　黄楚新：微博、微信上会产生谣言，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国网民数量急剧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数量预计要突破7亿，其中83%以上都通过手机上网，也就是说有5亿多是移动新媒体网民。这些网民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见证者和发布者，他们可以把随时随地看到的、听到的，在第一时间发布出去。他们也会因为好玩或好奇，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

　　其次，一些营销公号的有意为之。在粉丝经济盛行的当下，微信公众号的价值会通过关注者多寡来衡量。比如，一个微信公众号如果有4万个关注者，每发布一条信息的收益就有1500～2000元，关注者增加，收益也会递增。因此，一些营销公号就会通过发布耸人听闻的信息，来增加关注度，这些关注度就成为他们营销的价码。

　　第三，现在老年人上网的越来越多，他们热衷转发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信息。我前两天还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评论，现在什么都不能吃了，感觉都有问题。老年人接触的信息相对比较匮乏，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他们会把微信上的消息等同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会深信不疑。

　　第四，一些境外组织联合国内组织传播政治谣言。比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传，对英雄人物事迹的抹黑和否认等，包括对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事迹的否认，对一些伟人的曲解、妖魔化。这些行为都是有预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体现，因为动摇社会根基的前提是动摇社会的价值观。这些谣言更值得我们警惕。

　　中国青年报：虽然首发于微信的假新闻只有7%，但辟谣难度更大。这是怎么回事?

　　黄楚新：和您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6月25日一大早，我刷微信朋友圈，又看到好几条“找孩子”的信息。其中有一条，“海南一对父母愿把自己120平方米的海景房作为报偿寻找丢失的孩子”。很引人注意，我就把这条消息里的电话号码，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结果发现网上早就有这条消息了，只是把名字、地点、时间换了一下，这次是在海南，之前还有在深圳、河北等地。

　　我就在朋友圈里将搜索结果，以截图的形式发了出去。发布之后很快就有很多人点赞。可后来想想，我又觉得不太妥，在熟人圈里这样做，好像是驳了别人面子。我这种心理也可以反映出大部分人的心理。微信这个媒体相对比较封闭，属于“熟人圈”。越是封闭的圈子，谣言越是难以破解。

　　对比微信和微博你会发现，微博就像一个信息的广场，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地。谣言很多，可辟谣方式和辟谣力度也很大。比如，你说某个食品有毒，很快就会有食品专家出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而微信更像是一个私人的会客厅，信息的传播在熟人圈子里。你一般不会在家里和人当面争得面红耳赤，还是要留留面子，和谐为主。所以微博的自净化能力比微信要高，谣言一般在微博首发，但会在微信流传得很广。

我们在谣言面前保持沉默，其实就是放纵

　　中国青年报：我们发现，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谣言，有些网友也会怀疑其真实性，但觉得能提醒人们增强防范意识也不错。你说他是传播谣言，他还觉得自己出发点很好。对于这种心理，您怎么看?

　　黄楚新：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新媒体时代，很多网友都有一种寻求“存在感”的心态。他们会积极转发一些信息，一方面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存在感，另一方面显得自己消息灵通，成为朋友圈中的积极参与者和传播者。

　　在新媒体环境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高每个人的媒介素养。如何提高?可以在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在社区普及新媒介素养知识，包括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如何使用新媒体，以及了解我们每个人在新媒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比如不传播谣言，不过度发布信息打扰他人。

　　中国青年报：这些网上流传的谣言都有什么特征?作为普通网友，要分辨谣言，有没有什么操作性强的方法?

　　黄楚新：首先，看新闻要素。正规新闻都有五个基本要素——谁、何时、何地、做什么、有何影响。一些谣言可能不具备这些要素。第二，看信息来源。有些人会通过PS等技术，使得谣言看上去像是来自中央电视台或《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如果你花一点工夫查一下，就会发现那一天根本没有这个报道。第三，假新闻一般都会耸人听闻，让读者感到不安、产生恐惧感。事实上，权威媒体报道一般都会比较客观，不会让你感到恐慌。第四，假新闻常常与生活、工作、家庭等紧密相关，比如食品、孩子、安全，因为这些主题最受关注、最有市场。

　　普通人要辨别谣言，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随手搜索。对于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根据关键词或重要信息进行搜索，可能会发现类似的信息很早就出现过。 一旦发现谣言，我们每个人都有辟谣的责任，不要碍于情面。如果我们在谣言面前保持沉默，其实就是放纵了谣言的传播，危害会更深更广。

　　微博微信不仅仅是娱乐工具，而是媒体。是媒体就有监督社会、传播信息、教育的功能，就有规避假新闻的职责。微信平台已经建立辟谣中心。我看了一下，自7月3日开通后，已经受理了200多万条谣言，处理了20多万条。用户看到疑似谣言的信息，可以举报给辟谣中心，平台将根据谣言的情况，将自己没有能力处理的发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分析。比如科学类的发给中科院之声、科普中国，人身安全类的发给平安北京。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社会的广泛参与会产生很大力量，这也符合新媒体参与互动的特征。微信可以把辟谣做成一项向用户推送的服务，可以第一时间提醒大家哪些信息是谣言。

　　中国青年报： 对于微信上的公共号，您有什么建议?

　　黄楚新：据统计，微信公共号目前以每天1.5万个的速度增长，总数已经达到800多万个，数量非常庞大，同时也给管理带来了更大困难。

　　一方面，有些微信公众号是营销机构的，他们为了私利传播虚假新闻信息。对于这部分公众号，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加大传谣成本。现在对很多谣言只做到了屏蔽，比起传谣获得的利益，差得太多。另一方面，虽然微信公众号很多，但很多都是“僵尸号”，有了等于没有。一些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公众号，还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传播，关注度并不高。新媒体时代是快读、悦读的时代，公众号应该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把庞杂的信息浓缩起来，让枯燥的信息变得赏心悦目。

只要政府在第一时间客观、公正地发布信息，很多谣言都会不攻自破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老百姓不能分辨谣言，而是他们在事实真相不明确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相信谣言。对此您怎么看?

　　黄楚新：我们知道，谣言的传播力度=事件重要性×真相模糊性。政府机构需要提高自己的信息传播力度和意识，这将大大减少谣言的传播。目前政府已经积极地走出这一步。

　　比如说，在前段时间长江客船“东方之星”翻沉事件中，6月1日晚上发生了事故，6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飞机上召开紧急会议，提到了七条指示，其中有一条指示就是关于信息发布的，要求及时、准确、充分发布救援进展的权威信息。所以这次事件发生后，没有引起社会恐慌，质疑声相对较少。像伤亡人数等都做到了第一时间公布。我看到权威媒体在采访专家时，选择了我国在河流、海事方面很专业的两个院校，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专家，他们的解释比政府更加客观公正。对于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把船扶正，我看到专家的解答非常有说服力。这样一来，谣言即使出现也很快就被覆盖了。

　　政府掌握的信息肯定比个人要全面，只要在第一时间客观、公正地发布信息，很多谣言都会不攻自破。而一旦政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谣言满天飞。当谣言盛行时，再去辟谣就晚了。谣言比真相跑得更快。

　　中国青年报：我们发现，网上很多谣言都是周期性的，经常辟谣，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对于这些谣言可以有什么应对措施?

　　黄楚新：辟谣的成本比发布谣言的成本大多了。很多时候你虽然辟谣了，因为先入为主效应，有人还是宁愿相信谣言也不相信辟谣。而且，网络上有无数个端口，谣言很难一次全部清理干净。网络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对管理者提出了很大挑战，比如现在有一种“发后即焚”软件，可以在信息发布后完全抹去发布者的信息，使得信息的传播无从追踪。

　　对于常见谣言，刚才提到的辟谣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传统媒体也可以参与进来。传统媒体在深度报道和专业性上会更加突出，对于谣言，可以通过追踪报道、社会调查等方式去查证、鉴别。

　　互联网的本性是自由、平等、参与。我认为，应该在保证这三个特征的前提之下，对传播虚假新闻的行为加大管理力度。比如说新加坡，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住院，一名未满16岁的男孩发布了“李光耀去世”的假消息。如果在我们国家，可能会因为是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劝告就算了。但在新加坡不是这样，一旦罪名成立，这名男孩将面临不超过5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2.866万元)的罚款，或10年以内的监禁。当然，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完全照搬。但对于网络内容、技术和网民行为的管理，确实应该更加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