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在2013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发言公然号召“推墙”：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惟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努力地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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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正在流行一段有5分钟时长的2013年1月6日任志强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应该是众多嘉宾发言中的一个，大家那天谈的主题都是社会责任，但被任志强莫名其妙地引向了另外两个字：“推墙”。

　　许多网友对此段发言的观感，是愤怒更多，因为人们敏感于他在发言中不断谈到“推墙”这两个字，我因好奇就还算认真地把这段视频看了一遍，说实话，我看过之后着实被他的“推墙论”醉倒了。

　　任志强开始发言，他一上来就反问：“什么是社会责任？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定义吗？”

　　当然没有人接茬，于是任志强就自顾自地给“很多人认为”的社会责任下了个定义：“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能因为单独的因为分工（不同）而独立，有必要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责任，便称为社会责任。”

　　看到这儿，特想问问任，您这儿说的“很多人认为”的社会责任都是哪些人认为的?还是您自己为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给“很多人”硬加上的?

　　自顾自地制造一个靶子，然后向这个靶子带着公愤发动攻击，这是公知们说话的通病，有时太自说自话看起来太假，他们就自己矫造出“很多人”的话，这也是他们的通病。

　　下来，任志强在大家还没把这“很多人认为”的社会责任的定义想明白是不是真是很多人认为的时，他把话题焦点直接转向政府，他说：“比如，作为一个企业，除了干企业之内的，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本来就是应该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了社会责任，让你给干了。”

　　“政府”这个词就这样很巧妙地被他引进社会责任的话题，如此，他也把一个明明是企业家们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转变成似乎某级政府正逼着企业家们聚在一起承担社会责任的话题--虽然我搞不清此次会议的背景，但从任志强发言内容本身听得出，他的这种发言有一个套路，只要把霉头都推给政府，下面肯定有掌声。

　　这是2012年左右时在中国公知话语体系里最为流行的“体制问题”语式而已。

　　接着，当任志强终于把社会责任与政府的逼迫挂上钩之后，他开始阐述他自己认为正确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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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说，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为自己“想要的”社会付出努力，其实，单就这层意思来说还算是正确的，但我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接下来用“台湾民主社会”来支撑自己“宏大”的论点：

　　他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台湾人）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他还说，他的这些认知是从龙应台那里学到了，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推墙”。

　　巧的是，我刚才还看到台湾著名人士邱毅在微博上猛烈抨击台湾“皇民余孽”太多，邱的原话如下：

“抗战胜利要不要庆祝？竟然会在台湾引起争议。原因是皇民余孳太多，有的是日本刑警之后，有的是父亲帮日军修战机，有的是祖父向日本警察密告害死抗日义士林少猫，这些倚仗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后代，都还在政坛呯风唤雨。现在有更无耻的媒体人，以其父亲当日本兵为荣，反对纪念抗日胜利，荒谬言论令人不齿。”

　　真不知道那么多一心一意梦想着自己是日本天皇皇民的台湾人，他们的心中会装着一个怎样的任志强式的民主社会，以及他们会如何如任志强先生所说，要为之付出努力--在这一点上，李登辉应算是个好例子。

　　2012年的北京任先生口中的(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和2015年的台湾邱先生口中(皇民余孳太多)的台湾人，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台湾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答案的问题，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任志强以及内地许多公知对台湾皇民余孽的民主社会如此迷恋的原因到底在哪儿?

　　难道意淫真能淫到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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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玩的，是任志强说，他的这段从社会责任到“推墙”的认知来源于龙应台女士，说“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起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我特别好信儿地去查了一下龙应台的个人史，除龙应台虽然确实写过“去争取一个把权力关进笼了里的制度”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这种文字之外，其本人可以说在台湾一地这么多年的所谓民主建设中基本就没有过什么作为，1952年出生的她在蒋经国时代晚期正在德国生儿育女，1999年他应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当上了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后来反倒是有点儿象征台湾民主化的民进党上台之后，龙应台作为“被推了墙”的国民党官员，卸任了;再后来，2012年到2014年，她又出任台湾地区的文化部长;究其个人与政治的关系，龙应台虽然嘴说过“推墙”，其实自己一直是国民党政体下的一只寄生物，而且还是个不合格的寄生物。

　　其实，台湾的民主社会，与连战有关系，与李敖有关系，与陈水扁有关系，与江南更有关系，与马英九以及现在的蔡英文都有种种关系，我看惟独与龙应台没关系，或者只有个屁关系。

　　就这样一个老娘们用一句话轻易忽悠了任大炮，任大炮被忽悠后倒也不浪费，又拿过来忽悠他的脑残粉。

　　其实，我倒是真的可以理解任志强之所以对龙应台“推墙”的感佩，因为从实质上说，他们其实是一种人。

　　他们都是满口喜欢用“推墙”忽悠别人的人，而同时，他们其实自己又都是实质上“被推墙”的人，龙应台两次出任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且全仗旧主马英九的提擢;任大炮毕生都端着共产党给的饭碗，最终也是个国有企业董事长，同时，其个人所以能在现行体制里行走自如，与其爸爸自然密不可分。

　　对上述两人来说，所谓民主自由以及要达到民主自由的“推墙”，其实全都是他们在自己的意淫中开了天眼罢了，意淫结束电门一关，他们该掉到哪儿还掉到哪儿。

　　还从没听说，真正的“推墙者”还有拿着由那堵墙发的退休金退休的，这也可能是关于“推墙”这个字眼最可笔的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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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任志强在发言中又接着发挥他“创作历史”的优势，抛出如下可以震聋哑巴的结论：

　　其一，“中国的宋朝和清朝面临的对外竞争是同一制度之间的拼博”，我实在不知他是如何从刚刚由游牧文明而来的金王朝和元王朝与封建的大宋朝之间的竞争，以及如何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诸强与封建的大清朝之间的竞争历史中，都能很大胆而且很自信地得出，这些都是同一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的。

　　而他生拉硬扯、稀里糊涂地得出来的这两个所谓的同一制度之间的国家竞争，其实是为了接下来自己可以将中国当下与西方诸国的竞争归纳为低级的专制政治制度与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竞争，由此得出结论当然就是“中国能不输吗?”

　　其实，这里倒想提示他一下，如果任志强真的想把大宋、大清当时面对的国家间竞争的历史经验，施之于当下的中国，正确逻辑之下可能得出的结论恰恰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制度往往会在最激烈爆发的国家竞争间占到更多便宜，取得更多优势;而又依他对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的无底线贬底，得出的正确逻辑的结论，也得是中国现在还真有可能因为这种被他贬为专制落后的政治制度，而从中胜出呢。

　　其实道理最简单，正像之前那么多人在质疑，而任志强自己从来不会直接回复，又不会主动见诸于公堂之上的，若真的完全民主透明，他当年如何能如此自由地将民源大厦项目用地巧妙贱卖给某位地产商呢?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他所谓的落后因素，他和他的伙伴们又何以一夜暴富?

　　这些人，他们天天告诉你中国的制度如何落后，但同时自己又躲在那些落后的制度里不肯主动走出哪怕一步，其实这些人如此诟病制度落后的真正原因，是怕你回头跟他们分享“制度落后”罢了。

　　你说，他们自己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

　　而且，任志强与很多公知一样，他们向来是从不计较和讲究什么是正确逻辑的，而只关心自己到底要想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这正如网上曾经颇流行的一句话“中国必输”，不管金王朝、元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同时期的大宋先进还是落后，也不管几百年后日本国和西方诸强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同时期的大清先进还是落后，但我任志强今天要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必输”，不管怎样逻辑，也都奔出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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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这儿，还有必要为他做个小小的更正，他说古代中国虽然也曾是世界大国，但没有罗马帝国那么大，这暴露了他对历史、地理的无知，其实即使是与罗马帝国同一时代的两汉，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国民人口数量，都是相当的，更不要说用唐、宋、明、清分别跟罗马帝国的疆域和人口相比了--其实，任志强这种不经核验而轻易得出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如罗马帝国大，已经可以证明了他患上了流行于公知圈的深度“中国不行症”，治不了了。

　　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历史上和现在的中国说得“不行”，他们所有的论点都没法得到。

　　这就是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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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接下来，任志强在发言里居然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对体制的一些抱怨，他想得出“这个制度烂透了”的结论，这里也是一连串非常搞笑的逻辑：

　　任志强最先由李金华“这么样一个高官都没有能力去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一些问题”发端，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制度烂透了”，然后他给开出的药方是限制政府权力，并找出一种方法来监督政府，看似李金华只要拿了他开的药方就可以“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一些问题”了。

　　但我想问，难道李金华作为前国家审计署署长手里的权力就不是政府权力吗?您任志强开的这药方是如何通过限制李金华手里的政府权力，再达到让他更顺利地完成他想“治理的一些问题”(行使政府权力)的呢?

　　这只能再次证明，要想忽悠好，逻辑不能要。

　　其实，诸如限制政府权力，和把权力关进笼子，也是不任志强的发明，而且也有其非常合理非常重要性的一面，但任志强这次把这些流行套话植入了一套令人匪所思的逻辑关系里，还非要得出他自己需要的结论。

　　这只能说，他强奸逻辑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段发言中，任志强还有几句关于张维迎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关系的怪论，即“前几期我都参加了光华的年会，因为张维迎当院长，那么换了院长以后，我不知道光华管理学院是不是还代表光华管理学院”，这段发言全篇，他一直都在抨击着专制，单单到光华管理学院，忽然又津津乐道起张维迎在北大光华的专制，意为离了张维迎的光华管理学院也就不管光华管理学院--虽然，关于他与张维迎和光华学院之间的关系有我们不能全知的内情，但从中也可读出任志强的那种思维模式，只要是我喜欢的，专制和独裁也是好的，只要我不喜欢的，你们把张维迎换掉的制度就是坏的。

　　关于此，还可以从刚刚他发出的一条微博(7月1日)中得到注脚：

“可怕的不是没有法律的制度。可怕的是合法合规合程序的通过一部恶法。恶法通常是用加大对政府的无限授权，同时加大对民众自由权利的限制和约束。扩大政府的执法随意性的法律都只能是对公民权利不公的恶法。任何法律的立法基础都应是严格的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引导公民行为，保护公民自由权利！”

　　这应该是他对新行修订的国家安全法的诟病，正如许多公知一样，他们永远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站在自己堆砌的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连“没有法律”都被他忽悠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合法合规合程序的通过一部恶法”--这时候，他们再不讲什么程序正义了，从前被他们捧上天的程序正义现在变得“没有法律”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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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5分钟时长发言的最后，任志强又用下面一段话把社会责任和民主社会和“推墙”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用多元化的方式来寻求我们想建立的社会，如果你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你就要为共产主义去努力奋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会是民主社会，你就要为民主社会去努力奋斗。”

　　看到这话，我特别想向他讨教的问题是，你许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前发过誓了，而且8700多万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宣过誓的，早就把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理想而为之奋斗了，而且也从来没见你主动声明退出共产党，而在你的发言里，很明显，所谓共产主义(专制)与民主社会完全是对立的两种，那您到底是在劝大家为建设共产主义去“推墙”呢，还是为建设民主社会去“推墙”呢?

　　而您自己一直口口声声要鼓动别人为心目中的民主社会去“推墙”，可何时见您在此之前，已先把自己曾向共产党党旗宣誓效忠的誓词唾掉了?

　　您，不但没把墙推倒，居然还蹲进了这堵墙的一条缝隙里，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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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来就说说墙。

　　其实，墙要不要推倒，要看这是一堵什么样的墙。

　　有些墙并不是靠简单的人力就能推得倒的--而有些墙，若推的方向不对，很有可能会砸死推墙的人自己;任志强自己就是地产商，他也应更明白，推墙，有时就是强拆。

　　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那些可以凭着几个人力就能轻易推倒的墙，尤其那些年久失修的土墙，被推倒之后，在它们的结构里，在它们的地基里，在它们的缝隙里，一定是布满了诸如耗子、蛆虫、蛐蛐、蟑螂、蚂蚁、毒蛇、蝎子、跳蚤、蝼蛄、蜘蛛、臭虫、屎壳螂，以及其他什么活物的种种洞穴和实物，其实这墙在被推倒之前已经被这些祸害们给腐败、镂空了，现在，我看这些东东都可以统统赐姓他们为“任”。

　　【附：任志强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发言(2013年)】

　　什么是社会责任?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定义吗?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能因为单独的分工而独立，有必要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责任，便称为社会责任。比如，作为一个企业，除了干企业之内的，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本来就是应该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了社会责任，让你给干了。

　　那么我更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如果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从龙应台来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起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惟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努力地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

　　当吴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大政府的时候，也曾经讲到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我们的宋朝，在我们的清朝，都曾经是世界上的最大帝国之一，当然可能不如罗马帝国那么大，但那时候是皇权与皇权的斗争，是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进行拼搏，显出我们的强大，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去对抗，在这样一种竞争之下，可能我们面对的首先是制度问题。

　　刚才李金华副主席曾经给我们讲到了他的一番感慨，如果我们堂堂一个国家的“三高四副”都只能去感慨，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如果这么样一个高官都没有能力去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一些问题，那么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办法来监督我们政府的权力，决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他关进笼子里。

　　我们现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去索求我们应有的权利，所以老把这个社会责任推给别人，说你替我承担一点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比如说，前几期我都参加了光华的年会，因为张维迎当院长，那么换了院长以后，我不知道光华管理学院是不是还代表光华管理学院，至少我跟张维迎签的捐款合同里的行政义务光华管理学院并没有完全执行，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用多元化的方式来寻求我们想建立的社会，如果你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你就要为共产主义去努力奋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会是民主社会，你就要为民主社会去努力奋斗，当然，你也可以还设想，这个社会比如何教授想的，是个三纲五常的社会，那你就为此而尽你的责任，总之我觉得，如果你梦想自己未来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你就要为此去承担，你所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