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到8月3日，一批思想家们，有大陆的，有台湾的，也有香港的，甚至还有海外的，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个会。会上，他们亮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左翼自由主义”。周濂和陈冠中两先生提出“是时候该把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亮出来了!”这次会议虽然不事张扬，但还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注意，人们纷纷将这次会议看作左翼自由主义的正式亮相，或说正式形成。

左翼自由主义又叫平等自由主义，是将主流意识形态中历来不相能的两大价值“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自由主义是底色,它代表了这是来自‘右’的政经光谱,但加上‘左翼’两字,则意味着,‘既要自由民主制度,又要批判资本主义市场和财富分配不公。并且,还不能回避许多新的社会议题’，这些新兴的议题往往被认为是左翼思潮,比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等等”。周保松阐释的更详细一点：“因为市场放任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悬殊，不见得能很好地保障和实现每个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自由。如果我们真的在乎自由，就既要在政治上争取民主和权利，同时要关心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种种压迫和不公平。”吴冠军把它概括为：“其理论旨趣乃是在维持自由主义基本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争取更充分的实质平等（经济平等）。”

可以看出，左翼自由主义，或者加了平等诉求的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在维护资本-市场社会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追求一些对劳动者生活的改善，追求一些社会改良，追求一些所谓的“实质平等”。“平等”这个概念同“自由”、“博爱”一样，是资产阶级当年在反对封建贵族，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时候提出来的，它宣布所有人，不分穷人和富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个口号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等到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之后，等到资本掌控的社会秩序稳固地确立之后，这样一种“平等”的历史局限性就显露了：抽象的法律规定上的平等，无法消除人们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基于上述理由，左翼自由主义者们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导致“贫富悬殊”，他们看到了承受饥饿和贫穷的人是没有平等和自由的，便将“平等”纳入了自己的诉求之中。

但是，左翼自由主义在保留资本-市场社会这个基本结构的前提下，或曰在“维持自由主义基本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能否争取到“更充分的实质平等(经济平等)”，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个社会结构运行的前提就是资产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除了出售劳动力换取一点生活费用之外没有其他出路。那么左翼自由主义要达到的实质平等，就是试图要在这样一种占有一切的企业家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分立的社会之中，找出一种办法，让劳动者都变成企业家同时又不失其为劳动者。这就好比在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军队中，使全体士兵都变成将军，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或者说让在王国体制下的几千万臣民都变成英国国王，同时又不失其为臣民。吴冠军指出“不平等，是直接烙印在资本主义脸上的胎记”，“资本资本主义以不平等为内核”，那么左翼自由主义主张在维持这个基本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追求实质平等，就是追求“不平等的平等”，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是玩弄词语游戏或者诡辩游戏的话，那么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吴冠军以此对左翼自由主义提出了疑问，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既要保留现代这个社会框架，又想避免这个社会所必然带来的弊病，就如同一个病人既想保留身上的恶性肿瘤，又想避免肿瘤所带来的恶害一样。

说到底左翼自由主义无非是一种改良主义。改良的方法有多种，如呼吁企业家们拿出钱来搞慈善搞救济，向他们作道德说教，有时候也能起到一点效果，但是道德呼吁终归抵不过现实利益，抵不过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因此这种呼吁一旦和资本运行的现实利益相悖，就立刻烟消云散，被弃之不顾了。再或者，通过立法向富人多收税，用这些来搞搞社会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皮克提说的征收高额累进税，也就是这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也无法违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这种立法颁布后，大公司就会采取各种办法规避它，使它大打折扣，实在不行还可以撤资到其他地区，其他国家，一遇到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变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主导者们就会着手消减这些福利，使已经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西方社会二战后先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后来又推动新自由主义，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我们说左翼自由主义目的在于维持这样一种资本-市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张的意识形态性也就在这里显现了出来。季卫东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贫富悬殊等流弊的制约和矫正不得不在原有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寻找支援，因而容易助长左翼思潮，并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冲击。左翼自由主义的意图是避免上述问题，扬弃自由主义与新老左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为改革凝聚社会的基本共识。”这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容易激化，那些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受损的人们，很容易“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冲击”，左翼自由主义寻找方法“避免上述问题”，目的在于使这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白彤东说左翼自由主义“在另一个意义上也肩负着防止激进左翼的责任”，“对防范国家主义左派、防范老左，至关重要。”他这里要防止的“激进左翼”，就是从根本上试图终结资本主导的这个社会结构的人们，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就在这里。

尽管证据明显地指出了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或政治倾向性，但是，他们自己则一定会矢口否认，他们会认为既要自由民主框架，又要实质平等是不偏不倚地对待社会各阶层的。但是，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有自己内在的运转逻辑，左翼自由主义的口头谴责无法对它造成实际伤害——这叫抽象反对具体赞成；但对于这个生产方式下受损的各个阶层，左翼自由主义保持这个基本社会机构反对激进行动的主张，则具有内在的保守性。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左翼自由主义在保留资本主导的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下追求平等，其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其实际实行的社会效果也由于资本主导力量的限制而大打折扣。就算这种改良落实了一二分，也无非是换来这个社会秩序的更稳定的运作而已。这种秩序以不平等作为内核和前提，并不断地将不平等在各个方面再生产出来。一方面要维持这样一种不断生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呼吁“实质平等”、社会改良，无异于一边在锅中扬汤止沸，一边在灶下添薪加柴。其效果可想而知。

贾府的焦大骂少主人们不学好、不争气，其目的还是为了贾府的兴旺发达；屈原埋怨楚怀王不识忠奸、不辨好歹，最终还是为了楚王江山的长治久安；左翼自由主义批评资本——市场社会的种种弊病，也是为了让它能更健康地运行下去。左翼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焦大和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