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曾爆发过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争发起者胡适认为，与其高谈阔论各种新奇奥妙的主义，以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不如多多研究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如何解决。李大钊则认为，主义与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一个共同的主义作为前提，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至今日仍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也是201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将辩证维护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作为学习内容。他在讲话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必须更加自觉坚持和应用，增强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整个讲话蕴含着“主义”与“问题”的辩证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也逐渐积累叠加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是深层次、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涉及到改革发展的方向问题。矛盾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纷纷对问题的根源提出解释、开出药方。有的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向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成了效仿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仿佛只要变成了多党制、议会制，实行西方宪政，一切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颇有当年全盘西化的味道。其先来个根本解决的逻辑倒也符合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主张，不过作为根本解决指向的“主义”却截然相反。

不过这些人似乎很有必要先回顾下历史。近代以来，面对国贫民弱、列强宰割、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之现状，各类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做了各种尝试，结果都归于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才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事实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其他各种道路的尝试先后失败的情况下选择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初步成功，而且在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使今日之中国以强国之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近代百年来中国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越来越趋于实现。这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历史事实。

既然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现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开出的根本解决的药方竟然是转而走西方的道路，走资本主义，这不是很荒谬的吗？从历史实践上来讲，资本主义是我们尝试过并归于失败的制度，从马克思主义来讲，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高级、有更高追求的制度。退而求过往、退而求其次，实在匪夷所思。由此观之，要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世界观和方法论摆对，否则就要闹出谬误，就会开错药方。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观照当前的各种问题，就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

社会上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存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完善的表现，而不是这种制度根本有问题。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基于实践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中的真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问题。正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才能获得看待问题的正确视角，也从根本上为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了可能和保障。这也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强调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强调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保证改革方向之要义。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锋异常激烈，甚至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对决阶段。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意识形态工作存在模糊认识、抓得不够，给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提供了机会。这些思潮一度借助人民群众对一些现实问题的不满情绪而占据了社会舆论，在互联网上借由各种网络名博和网络大V的宣传和转发影响重大，在思想氛围本来就比较宽松的高校课堂上也颇有市场。这些思潮和言论攻击党的领导，丑化歪曲党的历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兜售所谓西方自由民主，误导了舆论，引起了思想混乱，给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极大干扰。如果任由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将会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给“四个全面”、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损害，甚至在根本问题上酿成无法挽回的颠覆性错误。这不仅没有利于现实各种问题的解决，反而把中华民族再次拖入灾难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更加强调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正本清源，才能破除干扰、形成共识，求得问题解决。

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空谈主义而忽视现实存在的问题，更不是认为有了根本上的好主义，就不可以谈论问题。这本身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产党人不搞鸵鸟战术、掩耳盗铃，不搞避重就轻、文过饰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这次集体学习时所讲的，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害怕问题、掩盖问题、压制问题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根源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性意识不强、对人民担责意识不够。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的存在酝酿着革新的希望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各种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总结，进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反过来惧怕问题，这不是很可笑的吗？直面问题，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迅速获得全面各族人民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一致拥护的重要原因。

在推进“四个全面”的伟大进程中，全面建成小康指日可待，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兴未艾，全面从严治党初见成效。党风政风民风大为好转，党心民心更加集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面对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任何一个热爱国家的中国人，能够允许任何恶意荒谬的言论和行为破坏这样的大好局面吗？在新一届党中央从自身抓起、从严治党，更加强调党性和宗旨，在国家制度上更加正本清源的好形势下，如果还是抱持过去唯西方制度马首是瞻的错误思维和言论不放，如果不是忽视现实、脑子没有转过弯儿来，就真的是“别有用心”，要么为西方敌对势力张目，要么为国内部分反动既得利益者、也是新形势下那一小部分阶级敌人抬轿。

当然，我们反对恶意的思想言论，并不是反对善意的批评，尽管善意的批评也可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足够的胸襟欢迎各种批评，但也有理由拒绝各种不负责任、缺乏事实和逻辑依据的恶意抹黑。我们欢迎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方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不能任由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打着学术、自由和真理的幌子招摇撞骗、肆意冲撞党的领导和国家制度的底线。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讲，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走“民主”的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此，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为广泛发扬民主、收集各方建言献策提供了制度渠道和制度保证。虽然我们的各项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善，其本来的功能还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充分发挥，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些从我国传统和国情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好制度，不能搞推倒重来，搞什么政治制度上的“飞来石”。以为请来了洋大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不仅无视当前西方民主所暴露的各种弊病，放在21世纪的当下世界，更是以20世纪的曾经思维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不盲目崇拜西方制度，并不是全盘否定、全面排斥西方制度可资借鉴的有益层面。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项制度在不断改进中臻于完善，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事实上，从近代以来，我们就以西方为师，不断吸收借鉴其有益的科技、制度与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更离不开打开国门、吸收借鉴先进国家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本身就是在破除姓“社”姓“资”桎梏的基础上开拓形成的。在借鉴比照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我们才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抓住了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武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不是体现在根据当时时代条件所做的个别具体的论断上，而是体现在坚持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能动性，坚持在实践基础上追求和发展真理。为此，我们既要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又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而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解决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应该就是“主义”与“问题”的辩证法吧。

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怀疑和担心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无关系。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尝试，其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党人自身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弃和背叛，但历史并不因此而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今时代最具创造性、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社会制度，寄托着不仅是中国人民、更是全人类对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期待，我们任重而道远。在奋斗的征程中，更应该用正确的“主义”正确地看待和解决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在追寻人类崇高理想的过程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