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无休止的“崩溃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读，不如说是对中国思想力的蔑视。中国思想界应当基于社会价值观集体共识之上的通力合作，奋发有为，塑造中国伟大的思想力，赢得21世纪的中国尊严。

　 　“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学术界、企业界基本算是不入主流的话题，预测中国崩溃的学者最终都沦为笑柄。比如，该论始作俑者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 者）在研究圈已“混”不下去了；2011年以惊世骇俗的《中国会崩溃吗》一文在中国媒体圈爆火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美国学界常被视为专栏写 手，而非教授；最近，以《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再掀风波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口碑不佳之人。

　 　去年以来，笔者曾在《“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极限论”没有道理》等多篇文章列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轮“中国崩溃论”的来龙去脉， 并反驳个中逻辑，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与大家及相关机构共同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仍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崩溃”这个伪命题乐此不疲？除了在中文媒体上 反驳，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应对这个在美国尚且都“不入主流”的话题吗？我们能否有反制“中国崩溃论”的非文本化的手段？

　 　在国内外局势极度复杂的今天，能否很好地化解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的干扰，影响着中国能否平稳度过目前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影响着中国能否平安趟过当下结 构调整的深水区。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苏联改革的最终失败，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与国家的舆论门户大开，无力回应欧美舆论对苏联改革各种蛊惑性、煽动性 与恐吓式的声音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把西方舆论冲击苏联的过程概括为：外界的舆论冲击—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情绪—本国反制无力—国内彻底失控—国家解体。

当然，中 国目前的社会承受力和政策定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应以包容之心、从容之态从外界诸多建设性的批评声中汲取警示之营养。但对看似振振有词、实则是泼妇 骂街似的诅咒式话语，没有理由让其喋喋不休地持续下去。正所谓君子“恶讦以为直者”，现在应是终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了。

　 　多年来中国人对此起彼伏的“崩溃论”、“威胁论”的反击见效甚微，究其原因，源于中国人对国际舆论的博弈规则了解不深，也源于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内不 够团结、对外缺乏自信，更源于当前我们积极设置国际议程、主动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还亟待加强。相比之下，像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对不利于本国言 论的反击，以及对本国形象的积极塑造，比中国要见效得多。总结起来，大体有三种办法。

　 　一是依法反击，重创恶意媒体的实际经济利益。欧美媒体对新加坡、以色列两国的报道，一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引发两国机构或个人的抗 议，甚至惹上官司。新加坡刚独立时，欧美媒体视其为后殖民地时代的不驯者，动辄对新加坡口诛笔伐，哄抬新加坡的反对派。于是，李光耀果断推行限制外国媒体 在新加坡发行量的法令，《时代》周刊在新加坡销量一度被削减80%多，《华尔街日报》发行量骤降92%。同时，一发现欧美媒体对新加坡有不实、不良报道， 就会一张状纸将媒体告到当地法庭。胜诉与否暂且不论，几轮下来，欧美媒体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以色列的办法比新加坡更“激进”。比如，2006年哈佛 大学教授沃尔特、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公开著文，批评以色列集团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招致美国犹太人全国性的反对运动，几乎成为21世纪头十年美 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大舆论事件。犹太势力利用各种传媒，将两位教授比成“三K党人”、“纳粹同情分子”，组团到学校抗议，要求解雇两位教授，“吓”得其他 学者与媒体噤若寒蝉。相比之下，中国对境外不实言论，要“宽容”得多。事实上，一切依法办事，以经济利益为切入口，定能拿捏那些发表恶意言论的欧美媒体。

二是思想 共识，集体抵制境外那些对本国的叫骂者。在美国，很少会出现对本国不利国际言论的反驳潮，更不会出资邀请那些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他们看来， 这几近于“养虎为患”，抬高对手身价。相比之下，中国长期以来对海外对华支持者、舆论对华力挺者的回馈远远不够，有时还常将那些叫骂者视为座上宾。沈大伟 在其新论“中国崩溃”中，就罗列2014年两次受邀参加中国高端会议的经历；克鲁格曼几年前受邀到中国，以“走穴”之态，数日赚走了数百万元的演讲费。叫 骂者赚得盆满钵满，支持者反而受到冷遇，这种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和媒体界应当有一个“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海外学者名单”，让他们远离中 国思想市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边缘人。去年香港某明星公开叫嚣内地，结果他的几部电影票房都惨淡不堪，其制作团体被迫数次向内地观众道歉。从这个方面看， 中国知识界要向电影界的观众学习。

　 　三是国际辩论，积极传播中国思想与设置中国议程。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英语写作能力普遍不强，国际表达动力普遍不足，这导致中国学者在欧美媒体中主动刊 文的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奥运会前后，时任驻英大使傅莹主动在英国媒体撰文阐述“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新疆是个好地 方”等，一时传为美文经典；上海学者李世默、张维为近年来在《外交政策》、《纽约时报》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话语逻辑，正面阐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收 到相当不错的国际效果；近期，澳门学者陈定定也及时在美国媒体上回击沈大伟的言论，以幽默的《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标题，很及时地起到反驳作 用。由此可见，中国相关机构应当创造某些机制，鼓励更多的学者就时效性大、敏感性强的话题，在国际媒体上进行尺度更大的发声，这将对塑造中国的积极国家形 象发挥相当大的益处。

　 　总之，当代国家间的竞争不只是贸易、经济、军事、金融竞争，更是基于前者之上的思想竞争。一国思想力体现着本国在全球博弈中的真实排位。中国已公认为贸 易第一、经济第二、金融前五的全球大国，但仍然没有发挥出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匹配的思想力，中国在全球并没有得到靠前位置的尊重度。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无休止的“崩溃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读，不如说是对中国思想力的蔑视。中国思想界应当基于社会价值观集体共识之上的通力 合作，奋发有为，真正营造“为中国效力、必有大回报”的正向逻辑氛围，塑造中国伟大的思想力，在先后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真正解决“挨骂”、“挨 咒”的困局，赢得21世纪的中国尊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