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必须赢得几个方面的胜利：

　　其一，要赢得反霸权围堵遏制的胜利。

　　其二，要赢得反分化反西化的胜利。

　　其三，要赢得反腐败的胜利。

　　上述三个方面的胜利至关重要，对崛起复兴的中国而言，都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大概是“共识”。

　　因为如果不能赢得反围堵遏制的胜利，则中国在战略上就将始终受制于人，仰人鼻息，没有战略上的独立与自由，所谓崛起也要成为片面花哨的而不是全面真正的崛起;

　　因为如果不能赢得反分化反西化的胜利，中国就可能像前苏联那样四分五裂，也可能像伊拉克那样“民主”、“自由”下去，所谓的复兴也将成为一个泡影;

　　因为如果不能赢得反腐败的胜利，腐败在中国继续蔓延或者强势反弹，中国社会就要自朽垮塌，所谓的“中国梦”就是一场梦幻。

　　如何才能赢得上述三个至关重要的胜利呢?

　　任何人回答也只能有两个字——“斗争”。中国必须与霸权做斗争，围绕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展开较量，并在较量中赢得胜利;中国必须与分化西化的各种思想、势力做斗争，维护中国的统一，杜绝中国俄罗斯化或伊拉克化;中国还必须与腐败做斗争，强化制度体制的自我修复机制，避免历史周期律，加强执政合法性，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所以，斗争在中国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崛起复兴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斗争史。

　　上述这些斗争都非常激烈，第一，它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哪些人愿意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第二，胜利绝非唾手可得，这些斗争都将艰苦卓绝，要经过漫长的甚至是反复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们将成为当代中国的主线，并贯穿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是斗争。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新常态”一词横空出世，由一个描述新阶段经济形态的词汇迅速走红，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拓展，覆盖了方方面面，由此而来，“新常态”已经上升为当前中国的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

　　进入“新常态”时期的中国必须确保两条基本的底线，一是安全，一是发展，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停”，“不能乱”，所谓“不能停”就是发展不能停;所谓“不能乱”就是社会不能动乱。拜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赐，现如今中国社会内外矛盾的积累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否定”——也就是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如果说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是“新常态”时期，那么这个“新常态”核心的内涵就是“斗争”：对外开展新时期、新形式、新内容的反霸斗争，反西化斗争;对内开展反腐败斗争，反分化斗争，不破不立，以斗争求发展，以斗争促稳定。

　　这还说明，中国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首先是不能回避斗争。曾几何时，“斗争”一词在中国消逝得无影无踪，曾经最讲斗争的共产党甚至都不敢与“斗争”二字沾边，避之唯恐不及，好像中国从此无斗争，只剩下发财一途。一个时期，官方对于斗争的态度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六个“不”—— 不闻不问、不听不看、不抓不管，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对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掩耳盗铃的态度，经常自我安慰、自我麻醉，什么“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好的”，“广大思想工作者的主流是好的”云云，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整体性塌陷以及普世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程度严重估计不足。所幸的是，十八大以来情况开始好转，不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反击，而且斗争的意识，斗争的态度也渐渐浮出水面，不再像以前那样躲避否认。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不回避斗争只是一个起点，在不回避的基础上还要勇敢地迎上去，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学会斗争，逐渐做到善于斗争。非如此，胜利不会到来。以为中国崛起可以采用闷声发财的办法，这不过是可怜的乡下土财主心态。乡下的土财主可以这样，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复兴却做不到这样，也不能这样。

　　内外斗争无疑要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压力，这不是中国愿意与否的事情，这固然是坏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又给中国前进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压力变动力，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外部压力而颓废堕落。无数历史事实说明，民族与国家的成长，一定的外部压力相当必要。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还得好好地感谢美国霸权，应该谢谢美国以及一切西方国家，一直义务地充当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