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30多年实践中，不仅大幅提高了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而且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状况，改善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重温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路，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解放思想不能没有边界，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造成严重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思想遭遇严重禁锢，民主集中制受到极大破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陷入严重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社会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先期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解放思想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政策没法出台。邓小平分析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但是，解放思想不能没有边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此，邓小平提出：

　　第一，解放思想，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严重歪曲与损害，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要批判“两个凡是”思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再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说，这种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普遍原理。

　　第二，解放思想，必须正确地判断国情，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需要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和研究好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要科学地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他在1980年4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就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任何超越或低估发展阶段的思想，都有害于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1959年底至1960年初提出的社会主义两阶段论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深思熟虑地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理论上的全面论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本质作了精辟概括。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大力解放思想，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地界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在全面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长期经历一个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

　　二、 时代主题已经变换，要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我们正确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有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时代性。凡能抓住变换的时代主题带来的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就基本都享受到了和平的红利并得到显著发展。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初见端倪，我们过去一直以为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应该修改。由此，他对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了准确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他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新科技革命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技术、资本、贸易不断地在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进而引起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变化。这一特点及趋向致使国际经济出现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格局。这种格局又有力地制约了战争因素的膨胀，减少了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增加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是一切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但是，邓小平对世界局势与时代主题特征并没有持盲目乐观的态度，他清醒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三、 改革不改制，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要走新路

　　改革的紧迫性如何，改什么革什么，怎么改怎么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邓小平对此都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甚至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旧的具体制度和体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使它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发挥出来，而绝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方面，邓小平不断告诫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资本主义自由化。他说：“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另一方面，在中国发展大方向上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会因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走上“邪路”。显然，这里的“邪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二是针对党内存在的“左”的保守思想。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革开放前30年思想的影响，党内和社会上都存在一股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在搞复辟。这股严重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思潮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着重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同上，第332页）显然，这里的“回头路”就是“老路”。

　　这种“左”的保守思潮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四项基本原则，不知道在坚持中更要发展。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善于不断结合新的情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必须注意的重大政治和理论任务，只有把这一双重任务解决好了，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现在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邓小平心中探寻的新路。

　　四、 开放不是全盘西化或自由化，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邓小平把中国的改革与世界发展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在着手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提出要实行对外开放。他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一定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但我们的同志怕开放会引来坏的东西，担心会在对外开放中变成资本主义。为此，邓小平强调：

　　第一，对外开放同时要抵制和刹住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客观估计了对外开放带来的诸种负面影响，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把它降到最低限度。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强调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也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的泛滥。邓小平多次提到这些问题，并非常清醒地指出：“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加以拒斥，从而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能对国外的东西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甚至以各种形式主张全盘西化。事实上，伴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引入，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腐朽生活方式大举涌入国门。在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成为这些消极因素的俘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长大的一代青年，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对比和理性的分辨能力，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文化。邓小平沉痛地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第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包括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长期做下去。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不能依赖别人。邓小平一方面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强调，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也就是说，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五、改革与开放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命题

　　改革与开放是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双引擎，缺一不可。改革是从内部由政府主导不断释放动能，而开放是不断融入全球化从外部吸取动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改革与开放两股动能里外相互影响，形成一股推进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科学发展的加速势能。这股势能共同造就今日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对于改革与开放的这一重大命题，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科学阐释。从正面看，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他还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在现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再自我孤立起来，自我闭关起来；中国再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

　　在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全面铺开。从改革实践进程看，对内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过渡到城市的企业改革；从经济领域改革开始，同时兼顾政治体制改革。从改革内容看，改革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和环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领域。开放也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在对外开放中，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而且是对世界所有类型国家开放。从对外开放实践看，中国对外开放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经济特区（1980年）开始，到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经济特区的成立（1984年）；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到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0年）；从开放13个边境口岸城镇（1992年），到进一步对外开放5个长江沿岸城市、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再到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的开放，我国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港口城市、沿边开放城镇、内地省会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体系和格局。

　　 改革是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主要由政府主导对内进行不同层次的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是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生产经营经验、先进的管理方法与经验等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优势资源（如资金），促进内部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到位的开放。两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命题。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完西方国家用了200多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重大命题。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要使中国不走老路而走新路，不走邪路而走正路，就必须一如既往地根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坚持全面深化和完善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得以富强、中华民族得以振兴、中国人民得以幸福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路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无疑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